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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曾国藩全书·曾国藩家训-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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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三年八月廿日为曾国荃41岁生日。曾国藩从八月廿五日至九月初三日在安庆特地写了13首寿诗,并把它写成手卷,赠送曾国荃。他写信给曾国荃,说他写这些诗,“一则以纪泽寿文不甚惬意。一则以近来接各贺信,皆称吾弟为古今仅见”。他坦率地说:“若非弟之九年苦战,吾何能享此大名?故略陈众人所颂者,以为祝寿也。”又说:他写这13首七绝,是欲“使儿曹歌以侑觞。盖欲使后世知沅甫立功之苦,兴家之不易,常思敬慎以守之”。故全诗极力为曾国荃评功摆好,说他“一剑须臾龙变化,准能终古老泥蟠”,称颂他于咸丰八年十五日攻占吉安,是“书生初试大功时”;称颂他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攻占安庆,“上感三光下百神”;称颂他攻占金陵,是“昆阳一捷天下悦”、“正赋周宣六月篇”。此时,曾国荃肝气尚旺,抑郁未平,所以思虑深沉的曾国藩,在第一首中劈头便说: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九年中使国荃疲于奔命的“艰难”,固然在于与太平军的刀来枪往,更在于对付统治阶级内部的“漫天箕口”。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告诉老九说:“近来外侮纷至迭乘,余日夜战兢恐惧,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金陵之战既已得手,曾国藩暂时渡过了这些“艰难”与“大祸”,而这竟使曾国藩称为“更生”!回首往事,简直令人再度战战兢兢。然而曾氏兄弟当前仍然“左列钟铭右谤书”,誉和毁同时并生,不得不令人相信:“人间随处有乘除。”最后,曾国藩终归道出了自己写这些寿诗以劝谕老九的本意:“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指衣归钓五湖春”,让曾国荃懂得功成身退的“长生诀”。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1)
  ◆原文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大夫之家有的很快衰败,往往还不如乡里耕读人家家运持久。造成衰败的原因,大约不出这样几个方面。家庭衰败的原因有四:彻底废弃礼仪之家衰败,兄弟相互欺诈之家衰败,妇女淫荡秽乱之家衰败,子弟骄傲轻慢别人之家衰败。一个人衰败的原因也有四方面:骄傲自满、欺凌别人的人衰败;昏暗懒惰、轻信下人的人衰败;贪婪刻薄的人衰败;反复无常、不讲信义的人衰败。从来没有见过没有这些弊病而无故败家覆身的事情。    
  ※详解    
  在另一处,曾国藩这样论述“居家四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 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    
  其意思与上文差不多,只是具体内容略有出入:妇女淫乱改成了妇女奢淫,兄弟欺诈改成了兄弟不和,子弟傲慢改成了子弟骄怠,礼义全废改成了侮师慢客。    
  从上述曾国藩关于居家之道的论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家教是极为重视的,而至于儿孙,经过他的教诲引导,亦大多琢玉成器。儿子纪泽,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1881年在与沙皇俄国的交涉中,收回了新疆特克斯流域大片领土;另一个儿子纪鸿,淡于功名,精研数学,有代数著作数种。家风所及,孙辈和曾孙辈也颇多学者名士,学有所成。曾国藩的家教,历来被世人重视,因为,即使时过境迁,他的许多言论和方法仍大可借鉴。    
  在此,我们把他的儿子曾纪泽的故事具体述说出来,人们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家教是如何获得成功的。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春,纪泽随母回荷叶,先后于黄金堂、大夫第课读,业师为邓寅皆。这期间,曾国藩家信甚多,以督儿女发奋读书,所言甚细。纪泽年幼患过病,记性不太好,但悟性较强,曾国藩要求塾师“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诵也”。曾国藩更重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他告诫纪泽:“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规定纪泽由新宅黄金堂到老宅白玉堂,“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练习筋骸”。曾国藩还教育纪泽等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规定儿辈“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    
  曾纪泽严遵庭训,循父所示,在家课读经史,苦攻诗文,练字习画,在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的乡试中,原湘乡县中三名,即曾纪泽、傅泽鸿、黄麓溪。曾国藩获悉大喜,写信致弟:“湖南乡试榜发,吾邑得中者三人。傅泽鸿不知即邓师之徒否?黄南坡之世兄、麓溪之世兄皆中。麓溪年甫四十,而子18岁已登科,可谓早矣!”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九月十六日,曾纪泽在黄金堂续娶刘氏。刘系曾国藩好友刘蓉之女,生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正月初九日,由彭玉麟(雪琴)、唐义渠为媒,于上年七月初九定庚。曾国藩对儿女的婚事,历来要求甚严。前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三月二十一日,曾纪泽与贺氏成婚时,他即规定:“招赘之日,七日即回湘乡,尚不为久。诸事总须节省,新妇入门之日,请客亦不宜多。”并手书诸弟:“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    
  曾国藩常示儿治家之法。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闰三月初四《谕纪泽》:“昔吾祖星冈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曾国藩的家训对儿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四年(公元1885年)秋,曾纪泽为修葺富厚堂,奉其父命回到老家。据其长孙女曾宝苏回忆:“我们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据说是惠敏公根据《议书》功臣表中关于《烈侯记》有‘富厚如之’一语,故以‘富厚’为堂名。”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九月,富厚堂建成,纪泽偕母亲及弟妹住进新屋。新屋前大门后还有三重大门,曾纪泽将中门进中厅取名“八本堂”,亲自把曾国藩所谕“八本”用隶书写在正墙上,以迪后人。是年,湘乡倡修县志,各界人士荐举曾纪泽纂修。曾国藩知道这一事情后,立即修书告诫纪泽:“尔学未成就,文甚迟钝,自不宜承认,然亦不可全辞。一则通县公事,吾家为物望所归,不得不竭力赞助;二则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几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尔篆韵钞毕,宜从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而尔为协修。”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2)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曾纪泽扶灵回籍安葬于善化(今长沙)平塘。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冬,他离开长沙复入京。翌年被袭封一等毅勇侯爵。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六月,奉旨赏戴花翎,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赴任前,西太后召见他于养心殿东间。西太后说:“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曾纪泽答:“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称报仇雪耻。”西太后说:“这些人明白这道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点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都要任劳任怨。”曾纪泽说:“臣从前读到‘事君能致其县’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臣父之所为,更无办法。”西太后问:“你现在在总理衙门居住?”曾纪泽答:“总理衙门事务势不能不秘密,臣等从前未敢与闻。现因奉旨出使,须将英国、法国前后案件查考一番。其全案虽在郭嵩焘处,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国人交接应酬,若言谈之际全然不知原委,未免不便。”西太后满意地说:“你办事倒很细心。”    
  是年的九月初四,曾纪泽携眷离京,转沪起程赴法,出任常驻英、法大臣。在出使任内,他刻苦攻读英语、法语,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各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他还将使馆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的购置,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使馆落成,他还亲书一联悬挂大门两侧:    
  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父俭以养廉之训;    
  参羊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    
  上联警策自己,要不忘其先父“俭以养廉”的家训,能在西方的花花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下联则阐明其外交宗旨,要尊孔子所说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和《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教言。这种谦虚谨慎和为政清廉的作风,深为外国人所敬重。    
  在曾纪泽出使任内,巴西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通过驻英公使与曾纪泽联系,谋求与中国建交、通商,并招募华工垦荒。曾纪泽审时度势,积极建议清廷予以同意。惟对招募华工一事,因美洲各国虐待“苦力”,他请予拒绝。可见中巴建交,曾纪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正月,曾纪泽被补授大理寺少卿,除任驻英、法大臣以外,还兼任驻俄大臣,赴俄谈判收复伊犁地区问题。曾纪泽赴俄之前,崇厚已在赴俄谈判中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朝野哗然。曾纪泽这次出使,举国瞩目。六月,他行抵俄京,前后谈判达10个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稽者51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经他的据理力争,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与崇厚原订条约比较,虽然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被沙俄强行割去,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均已收回,并取消了俄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的条款,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规定。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曾纪泽极力抗议法政府的无端挑衅。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他与法人争辩,始终不屈不挠,并疏筹“备御六策”。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三月,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旋晋兵部右侍郎,仍为驻英俄大臣,与英国议定《洋烟税厘并征条约》。几经周折,终于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的权利。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六月,曾纪泽携家眷离英返国,帮办海军事务。不久,迁兵部左侍郎,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其间,他关心外交诸事,随时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还改进了驻外公使与国内联系的电报通讯办法。他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与郭嵩焘齐名,时人称“郭曾”。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闰二月廿三日,曾纪泽卒于京师户部任内,年五十一岁,谥惠敏。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江南制造总局为其编印遗著。后辑为《曾惠敏公遗集》行世。其名作《中国先睡后醒论》,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指出外来的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其文鼓舞人心,足能壮民族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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