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记录第四卷－风卷残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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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求和），气得蒋一屁股坐下来；随后又叫念毛的文章。当张群念到“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时，蒋长叹一声，摆摆手说：“算了罢，别念了！”
蒋一面劝李上台，一面又期望他的嫡系、心腹或广大党员们大力挽留他，以便对国人和美国人表明：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部下、国民、党内“同志们”不让他下台；他也好渡过这一难关，向美国人表示他仍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国人仍然支持他。所以他表面辞让、引退，甚至表示“退休”，但内心并不是果真如此。李宗仁也想继任总统，虽表面上极力推辞，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则互不相让，步步紧逼。
1月7日，蒋介石得知杜聿明部于淮海地区已大半被歼，更泄了气，决定自动下野。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杜幸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间尚有3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蒋介石遂于次日下午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会商运用外交促进和谈局面，授意孙科令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4国，请其运用外交施加影响。但美国因希望蒋早日下台，予以婉拒；苏、英、法也仿效美国态度。蒋又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蒋又于8日派张群飞汉口见白崇禧，向白说明自己的两点意见：“（一）我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如果我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屡遭失败，已经是一塌糊涂，但在政治上，还未乱方寸。他早已品出白崇禧的弦外之音，洞悉桂系“逼宫”的意图。
下野之前，他自然要精心部署一番。12月4日晚，他在得知宋美龄在美国的不妙情况后，就召见亲信吴忠信，要他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他“辅助”李宗仁当总统，并说：“观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维持。你就帮德邻上轿吧！等他上了轿，去留由你自己决定。”
1月川日，派蒋经国到上海，把金圆券换得的黄金、白银和外汇（3。7亿多美元）密运台湾，仅留20万两黄金给汤恩伯作为军费支用。这就把李宗仁上台后的经费完全攫取一空；接着把海空军实力中心移往台湾，大大减弱了李宗仁的江防力量；同时又把大量军火运到台湾。这一手很厉害，是对李宗仁的致命一击，可谓釜底抽薪。
就在这一天，杜幸明被俘，杜部被全歼。蒋介石早已经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拆李宗仁的台；并希望李、白实力被消灭，他仍然当小朝廷的皇帝。否则，李、白统治江南，他老蒋也无法立足台湾。所以李宗仁说蒋介石下台是借刀杀人。当然，蒋仍尽力争取不下台，即使下台，也不放弃实权，以达到消灭李、白实力的目的。美国驻华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对蒋的迁台计划曾提出异议。1949年1月5日，司徒雷登专门派傅泾波见李宗仁询问，李却毫无所知。
与此同时，蒋介石命蒋经国和俞济时回溪口部署回乡居住和作幕后指挥的技术准备。共装了7座电台，供蒋指挥一切，实际上是总统府的小搬迁。白崇禧也以重金包陈纳德的一架专机送黄绍竤到香港找李济深出面和中共联系和谈之事。但李济深已于上年12月25日应毛泽东之邀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不禁大失所望，只得通过民革驻港负责人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联系，把白崇禧的意图转告中共方面：（一）蒋介石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由李宗仁负责和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其实，蒋介石心里明白，下野一事已经是不可避免。虽然有点迫不得已，但未尝不是一次以退为进的机会。在他蒋某人的历史上，已经有好几次下野的经历了。每次下野之后，不是很快又重新复出了吗？强烈的权力欲望，使蒋介石在为下野也就是再次上台做准备。
蒋经国回忆父亲当年之所以决定引退，一是考虑到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二是打破半死不活的环境；三是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在军事和人事上，引退之前的蒋介石可谓用心良苦。
他下令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总司令部，任命其得意门生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任命自己的忠实门徒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台湾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命自己留学日本的老同学、政治盟友张群主政西南，出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控制川康滇黔四省。
此外，蒋介石下台前还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朱绍良为福州绥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等等。
从蒋介石下台前所作出的军事和人事部署看，他的全部战略可以概括为：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
从军事角度来分析，台湾孤悬海外，与大陆东南沿海相距大约200公里，中共军队在没有强大海、空军的情况下是很难跨过海峡的。因此，退踞台湾是万全之策，是东山再起的最后据点。控制东南，则实为权宜之计。因为，东南地区特别是江浙两省是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且地势开阔，长江中下游水流平缓，易于进攻，难于防守。守东南，只不过是拖延时日，以求输得不要那么快，败得不要那么惨罢了！但是，固守西南，情况就不同了。西南地区有秦岭之险，巴山之固，山高水险，实属军事上防御的绝佳地区。另外，这里有物产丰富的成都平原和云贵川康几千万老百姓，完全可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守住了这块占中国版图八分之一的西南一隅，便可形成与中共分庭抗礼的军事割据局面，使国民党发发可危的政权在大陆保有一块落脚之处。
（2）
2．毛泽东开列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中共中央电告斯大林，中国革命目前已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
1948年底，正当国民党政府上演“逼宫”闹剧之时，位于太行山麓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中央统帅部，却沉稳而冷静地关注着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局势，准备因势利导，将共产党人在战场上取得的军事优势发展为决定性的政治优势，夺取全国胜利。
时值岁末，寒气袭人。受西伯利亚南下冷空气影响，从东北到江淮大地普遍降了一场大雪。
此时，在西柏坡村一户农家的院落里，毛泽东已在雪地中伫立了许久，一丝不动，平心静气地望着远处的山峦出神
这位当时中国第一大在野党的领袖，虽然出生于山清水秀、绿树成阴的湖南，却对北国寒冬的雪有着特殊的感情。毛泽东的一生，喜雪。爱雪、吟雪、咏雪，尤其是那首《沁园春。雪》的绝妙诗句，更令天下英雄黯然失色！
眼下，毛泽东身处在这洁白的世界中，极目远眺着巍峨的群山和无际的苍穹，并非要寄情于风花雪月，而是正在酝酿着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一个卫士小心翼翼地来到毛泽东身后，仿佛怕惊醒了这位伟人睡梦似的，轻声唤道：“主席，回屋吧，天已经黑了，外面冷。”
毛泽东似乎没听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街在嘴上。“嚓”的一声，卫士已将火柴点着。
院子里静悄悄的，惟有毛泽东吸吮的烟头若明若暗
毛泽东果断地扔掉烟头，缓缓踱回屋里。
这夜，毛泽东屋内灯火通明，他为中共中央的喉舌新华社起草了1949年新年献词。
这一天，是1948年12月30日。
这篇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昭告天下：“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这是一份动员书，是一份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檄文，它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怜惜像蛇一样的恶人，不管蒋介石及其同伙企图玩弄何种阴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除恶务尽，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这篇文章以鲜明的个性，体现了毛泽东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毛泽东的这种精神纵贯他的一生。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主张：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此后，在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又进一步铸造了他的自信和顽强。毛泽东曾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的这种奋斗与自信精神，升华到哲学理论上，便形成了毛泽东著名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在充满矛盾的宇宙中，矛盾的对立和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和平衡是相对的，宇宙间这种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是世间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顽强与自信，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号领袖人物的重要品格特征，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
两年半之前，国民党、蒋介石以“统一军令”、“统一政令”为借口，凭借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发动了“剿匪勘乱”的反共内战。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饱经战乱的参战国都希望世界出现一个和平局面。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已经交出武装，接受了政府的“招安”，国内外的环境都对中国共产党人不利。就连以共产党世界领袖自居的苏联，也希望中国国共两党“和为贵”，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统一中国”。
然而，胸怀大志，性格倔强，视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就不信这个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为此，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告诫他的同志们：人民取得的胜利成果决不能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就像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的黄河，它虽然注定要流向大海，但毕竟在东奔的遥远路途中，还要经过无数个“九曲十八弯”。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惨遭失败后，不得已又重新祭起“和谈”这个法宝。
1949年1 月3 日，李宗仁尚未执掌南京“总统府”的大印，便积极展开斡旋，通过苏联驻南京外交使团，向苏联政府送交了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李宗仁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政府充当中国内战的调解人，支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 月9 日，苏联政府收到了这份备忘录。次日，斯大林亲自致电毛泽东，全文转达了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了苏联政府草拟的复文，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国开始由合作逐步转向对峙。苏联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既不愿意得罪国民党政府，又不愿意给人留下苏联与中共有特殊关系的印象，更不愿让美国人再度插手中国事务。在得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积极谋求国共两党之间和谈的情况后，苏联政府显然不愿意反对和平谈判的建议。不过，苏方也要求国民党政府认清，这件事归根结蒂取决于中共的态度，而不取决于外国政府。于是，苏联政府在拟定的回复李宗仁方面的电文中称：“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苏联承当调停人。”
但在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中，斯大林明确主张进行和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方面竭力排斥美国充当调停人。电报说：“如果征询你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如此答复：”中共向来赞成中国国内和平，但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共开始的，而是南京政府开始的，它应当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要那些掀起中国内战的战犯们参加。中共主张直接与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解者。中共特别认为这样的外国调解是不可能的，即它们自己以其武装力量与海军参加中国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样的国家对于清除中国的战争不能认为是中立的和客观的‘。“
来自远方朋友的关注，中国共产党自然十分感谢。但是，毛泽东对于电文中那些多少有些指手划脚的“意见”不屑一顾。1 月11日，毛泽东迅速就此作出了答复。复电称：“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作如下之答复：即苏联政府自来是，现在仍然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与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
毛泽东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革命目前已经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国民党的和谈建议，其实只是一种拖延革命胜利的阴谋。而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进行这样的谈判，只会推迟革命胜利的时间。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回击南京政府的“和平攻势”，充分揭露其和谈阴谋。
1 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针对南京政府和谈呼吁，异常严厉地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