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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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战风云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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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章船王易帜董浩云破浪领航　　　　　　香港开埠以来，航运业基本为洋人船商所垄断。华人船商夹缝中求生　存，在华南沿海开辟不定期航线，运输零星客货。少数船主，虽被誉为大　船东，但船只多为大风帆船，只有极少拥有汽船。　　　　　　香港另有不计其数的小船东，他们的航行范围大致在香港各岛之间。　香港总是在兴建码头，码头总是不够用。轮船泊在外海，货物装卸全靠驳　船。从事驳船业的，多为华人艇户。　　　　　　香港填海需要大量的石料，就地的石料不够，就需从其他岛屿或半岛　运来。其时，载石船穿梭往返，广东沿海的船家也赶来分一杯羹。放眼望　去，站在船头的船主和水手，皆是饱经风吹日晒的黄面孔。　　　　　　中国古代，曾有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创举。到近代，中国的航运业式　微调零，只能望洋兴叹，眼睁睁望着洋船在中国海域或内河耀武扬威。　　　　　　中国航运的中兴，更待何时？　　　　　　　　　　　　　　　　　　　　　　　　　　　　　　　　　　　　　老牌船王　　　　　　香港第一位华人船王是郭松。　　　　　　1877年，郭氏船务公司拥有　13艘汽船，郭松为香港航运界较大的独　立船东，是早期华商中的巨富。　　　　　　现存的有关郭松的资料寥若晨星。香港有几大郭氏家族：香格里拉郭　家、丰隆郭家、永安郭家。据考，郭松与这几大郭氏家族的先辈无渊源关　系。　　　　　　郭松当时拥有的船队，足以与一般的洋人船东抗衡，但郭松以后便销　声匿迹。除了少数学者，即使是老一辈香港人，也不知香港第一代船王郭　松。有学者作这样的推测，郭氏船队敌不过大的洋轮公司，被对手吞并；　还有一种可能是遭受飓风灾害。如这之前的1874年风灾，就有35艘洋轮　沉没，在未实现无线电传递海洋天气预报的年代，海路运输全然靠天吃饭。　　　　　　物换星移，潮涨潮落，在郭松之后的几十年间，香港的华人航运界，　无人有出类拔革的表现。　　　　　　本世纪40年代，许爱周的大名从省港澳航运界脱颖而出，稳坐香港船　王宝座。　　　　　　许爱周是广东湛江市坡头墟人，1881年生。幼年就读于私塾，12岁随　父经商。最初经营土产杂货，后获得美国德土占石油公司的煤油经销权，　掘得第一桶金。从　20年代起，许爱周涉足地产业，10年功夫，成为湛江　市区大地主，拥有　100多间店铺和其他物业。许氏最大的一处物业，是宝　石大酒店。　　　　　　湛江是中国南方著名的天然海港，湛江的航运业自古发达。那时，进　出湛江港的远洋船只均是洋轮，这些庞然大物泊在港湾，使众多的龟缩在　洋轮之侧的中国船只，自惭形秽。　　　　　　这情景，深深地刺痛许爱周的心。　　　　　　德士古的油轮定期开往湛江。那时的油轮实际是散装货轮，煤油装在　铁皮箱内，便于批发零售，人们称其为美孚罐。许爱周作为代理商常登船　公干，他对洋轮的了解，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他由此也结识了不少洋人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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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及水手。　　　　　　许爱周一方面对洋轮垄断中国航运耿耿于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叹　服洋轮的优越性能。这便是许爱周投身航运的契机。　　　　　　1932年，湛江首富许爱周成立川昌航业公司，购入多艘二手客货轮，　开辟北部湾及湛江、香港多条航线，最远处航抵南洋各国。最初的船长均　为法国人　（北部湾为法国割据，周边地区有海南岛、雷州半岛、广西南部、　越南北部），船员洋人华人皆有。到40年代，川昌开始有华人船长。　　　　　　1940年，川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许爱周以香港为基地，双管齐下，　拓展航运，购置物业。川昌拥有的船只数不详，据老一辈港人称，川昌可　与太古、怡和在香港的船队竞一日之长。　　　　　　许爱周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船东。日军侵入香港之际，许爱周　下令凿沉泊在船坞大修而无法开动的船，以防落入日军手里。逃回湛江老　家后，许爱周慷慨解囊，支持抗日。　　　　　　香港收复，许爱周回港收拾残局。他设立仁兴矿务公司，把广西开采　的滑石粉加工后，运往香港做化工原料。4年之后，他的船队总吨位超过　战前最高水平，居华人船东之冠。　　　　　　1952年，许氏船业在港往册，更名为顺昌航业有限公司。　　　　　　期间，上海船东迁册香港，出现群雄争霸的局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金山轮船公司业主董浩云。　　　　　　　　　　　　　　　　　　　　　　　　　　　　　　　　　　　　大海之子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民营航运巨子有四位：上海三北轮船公司的虞洽　卿，烟台政记公司的张本政，重庆民生实业公司的卢作孚，中国航运公司　的董浩云。　　　　　　谁是船王？当时无确切的统计数据。通常认为，最初虞洽卿独领风骚，　他鼎盛时拥有20余艘轮船，总吨位5万多，虞洽卿死后，三北中落。政记　曾一度称雄渤海黄海，日治时损失惨重，一厥不振。民生船只有140艘之　多，但多为内河小轮船。董浩云出道最晚，但后来者居上。　　　　　　董浩云1911年8月18日生于浙江定海。父亲是上海的五金行老板。　定海为中国最大渔场舟山群岛的县城，历史上，一直归宁波府管辖。董氏　住宅依山傍海，董浩云是看着大海长大的。　　　　　　　“大海蔚蓝，船桅如林，一叶舟舸，载余稚童之梦，飘往大洋。三保　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余熟记于胸，时热血沸腾。余暑期回故里，常登舟　弄水，以温童梦”　　　　　　这是董浩云中学时的一篇作文。他　5岁那年，乘船到上海，在父亲身　旁念小学中学。　　　　　　1927年，高中刚毕业的董浩云，背着父亲参加航运训练班招生考试，　入选就读。训练班为北方的金融家周作民所办，一年后，董浩云被派往周　氏旗下的天津航业公司做职员，时年17岁。　　　　　　董浩云工作勤奋，提升很快，到25岁时，已是公司副经理、常务董事。　这一年，渤海冰封，许多船只冻在冰层。交通部派出飞机视察救授，代表　天津航业公司的专员就是董浩云。半个世纪后，他回忆道：“那时的飞机四　面漏风，高空风大，下飞机时，我人都快冻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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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浩云热衷社会活动，20岁时被推选为天津船业公会常务理事，23岁　又选为副会长。他目睹列强称霸远东航运的现状，萌发出联合同业与洋轮　竞争的志向。　　　　　　1936年，董浩云携妻顾丽真　（天津航业公司老板之女）回上海，创立　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公司所有的家当，仅一艘小轮船。　　　　　　董浩云却雄心勃勃，在同业中宣传他的构想，将各家小型民营船务公　司合并，欲加入者以船只折价入股，组成庞大的船队，与外国轮船公司和　官办招商局船务抗衡。他设想开辟多条定期航班，改变小船东“有船无货，　有货无船”的被动局面。同时，以船为抵押获取银行信贷，购置新船。　　　　　　董氏的倡仪得到不少小船东的响应。然而，董浩云生不逢时，次年　7　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计划搁浅。中国航运的一半船只被国民党军　队征用，后又凿沉于长江，封锁航道，阻止日舰溯江攻打武汉重庆。　　　　　　上海日治时期，中国航运公司破日方接管，董浩云先后担任过上海通　成公司运输部经理、金城银行船务部主管等职。　　　　　　董浩云不甘在日伪统治下苟且偷安，于1941年春流亡香港，中国航运　信托公司重新在香港注册成立。仅有的3艘船悬挂英国国旗，航行于东南　沿海。　　　　　　好景不长，半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对日宣战。中国航运信托公　司作为“敌产”被日军没收。董浩云辗转重庆，曾在盟军驻华机构和政府　部门服务过。　　　　　　二战结束，董浩云踌躇满志回到上海，向交通部驻沪机构申请复业，　被官员以“香港注册公司”为由驳回。无奈之下，董浩云只好另组公司，　于1946年获准注册，公司名称是中国航运公司。　　　　　　当时中国虽是“世界五大强国”，实际上国力薄弱，加之国民党忙于内　战，根本无暇顾及民族工业。中国的航运业，仍为西方列强控制。　　　　　　董浩云正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发展壮大的。到上海解放的数　年间，中国航运旗下购置的船只有：慈航、昌黎、唐山、滦州、慈云、凌　云、天龙、天行、天平、通平等10艘，全是2千吨位以上的海轮。　　　　　　1947年，董浩云从美国购得3艘胜利型万吨级货轮，董浩云另设一间　独资的复兴航业公司，将这3艘船分别命名为：京胜、沪胜、渝胜。其后，　董氏又购入8艘内燃机小货轮，夏兴旗下共有11艘船只。　　　　　　至上海解放前夕，董浩云拥有和控制的船只共21艘，总吨位逾10万，　雄踞上海民营船队之首，堪称民间船王。　　　　　　董浩云另有两项业绩载人中国航运史册。　　　　　　1947年，董浩云派遣全部由中国船员驾驶的天龙号，自上海首航法国，　成为轰动业界的创举。1948年，他又派遣通平号航抵旧金山，船员仍全为　中国人，是中国民营轮船首次横渡太平洋，董氏与中国航运名声大噪，中　西多家报章均刊登了这条消息。　　　　　　1949年，董浩云大概在香港滞留了半年，香港流言四起，说解放军要　解放香港。港英当局草木皆兵，扩充兵力警力，加紧备战。　　　　　　董浩云将中国航运公司与复兴航业公司，迁往台北注册。实际上，董　浩云拥有的船只，仅复兴旗下的京胜、沪胜、渝胜3艘。中国航运旗下的　船只为各股东共有，董氏离沪匆忙，来不及与众股东商议财产分割与撤离　向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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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仅有的3艘“胜”字号货船，还未真正属于董氏，他仍在供船。　不过董浩云一点不慌，世界正处战后复兴期，运输繁忙，正闹船荒。用不　了多久，他就可以交清所欠美方的余款。　　　　　　当时美国政府对独裁的蒋介石彻底失望，由此连累与蒋介石毫无私人　关系的董浩云。1950年2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以“欠债未还”　为理由将台北复兴航业公司的京胜、沪胜两艘船扣留。　　　　　　董浩云欲哭无泪，唯靠渝胜一条船，苦苦支撑奄奄一息为之奋斗了　20　余年的航运业。　　　　　　董浩云唯恐渝胜重蹈覆辙，便易辙来香港。他在香港注册一间分公司，　取名金山轮船公司，将渝胜号归于金山旗下，船头悬挂的青天白日旗改为　米字旗。台北的中国船运公司与复兴航业公司，实际上成了空壳。　　　　　　昔日叱咤一时的上海船王，沦落为香港的小船东。当时的华人船队，　以粤商许爱周的最为庞大，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众多的上海船商，只能仰　其鼻息。　　　　　　董浩云语言不通，常常孤自一人踯躅于维多利亚港边。渝胜远航，他　更有“亲子离家”之惆怅。海潮奔涌不息，董浩云重温旧梦，指望来日东　山再起，重振海威。　　　　　　　　　　　　　　　　　　　　　　　　　　　　　　　　　　　　　种种传闻　　　　　　1950年6月，朝鲜战事突起，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出兵朝鲜。退　守孤岛的蒋介石惊喜若狂，惶惶不安的港英当局也为之松一口气。美国第　七舰队部署于远东，这意味着美国对远东事务绝不会撒手不管。　　　　　　朝鲜战争刺激了美国在亚洲盟国和盟友经济的复兴，远东大闹船荒，　运费上涨，董浩云的渝胜号收益不菲。　　　　　　山姆大叔再次伸出援助之手，扶植原以为“不可救药”的蒋氏国民党　政府，“爱屋及乌”，董浩云的京胜、沪胜两船，完壁归赵。　　　　　　董氏旗下又拥有3艘万吨级巨轮，但很快，人们发现金山公司似乎不　止这3艘巨轮，仿佛董氏会变出船来。　　　　　　传闻中董氏逃过“劫数”的船只并非京胜、沪胜、渝胜这3艘船。他　离开上海时，中国航运旗下的一半船，或正远航欧美，或被国民党军队征　去运载军队军火撤离赴台。后来渐渐物归原主，使濒临破产的董氏集团起　死回生。　　　　　　金山公司的3艘船一律灰色船身，烟囱黄色并有梅花标志。董氏后来　收回的船既不是这身“打扮”，又没采用原来的船名，而是英文船名。或许　董氏怕其他股东追来香港瓜分船队，或许压根就没有这回事，董氏仍是那　3艘“胜”字号船。　　　　　　有人问董浩三，董氏苦笑道：“天下哪会有这么好的事？我只是代理一　些船只的营运。”　　　　　　其后几年，那种黄烟囱带梅花标志的轮船，愈来愈频繁出入维多利亚　港。因为董氏的京胜沪胜两船，曾被美国政府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资产而扣　押。因此，有人说这种船是宋子文的，或说是蒋介石的，更有人说金山轮　船公司是台湾的官办公司。董浩云哭笑不得：我有那种荣幸？若有，我这　10多年就不会像没娘的小囡，无依无靠。我唯有靠自己苦苦支撑。当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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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稍有起色，政府的招商局恨不得吃掉我。　　　　　　种种传说，给董浩云蒙上一层神秘色彩。那时的香港本地人；对内地　商人仿佛有一种偏见，若惨淡经营，就认为是民间商人；若飞黄腾达，就　认为是政府资助的官商。　　　　　　平心而论，董浩云是个极不愿做官商的人，对做官更是无欲。在内地　时，他多次有进交通部和招商局任航运要职的机会，他均敬谢不受。董浩　云的鸿愿大志，就是要做中国最大的独立船商。　　　　　　在内地之时，董浩云在洋轮官轮的双重夹击下，尚能建立庞大的船队。　现在处于香港更宽松、更自由的经济环境下，董氏为何不可大展拳脚？　　　　　　　　　　　　　　　　　　　　　　　　　　　　　　　　　　　　时来运转　　　　　　董浩云审时度势，认为世界航运中心，必会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　　　　　　美英等国原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船队，但由于船员工薪大升，船东不　堪重负。这些国家海员工会力量强大，若船东采取低薪制或雇用第三世界　的船员，必会招致海员工会的干预和控告。在这种情况下，船东不得不收　缩船队规模。　　　　　　从50年代中期起，希腊、日本的船东迅速崛起，其中最著名的有奥纳　西斯、日本三光、日本轮船等。但从60年代初起，这些国家的船东又受到　劳务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制约，致使竞争力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