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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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天的激战，冷口关仍在中国守军手中，日军无可奈何地把军队撤到冷口关外肖家营子一带，暂时停止了进攻。日本参谋本部在谈到这次冷口之战时说：中国军队构筑有极其坚固的阵地，而且纵深度相当大，其抵抗出乎意外的顽强”。
3月中旬，中日两国军队在冷口激战多日，最后形成相峙局面。
兵力一字儿排开
3月下旬，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武藤见日军在喜峰口、罗文峪连连失利，久攻不下，便下令改变战略部署，令第六师团的第11旅团全部向冷口一线移动。到4月上旬，冷口方向除11旅团的兵力外，还集结了第36旅团的四十五联队，第四旅团的骑兵部队，共计3万余人，并配以飞机、战车、大炮。日军于4月7日开始向冷口展开重点进攻。
32军军长商震，把139师和141师的一部分摆在前面，另一半人马留在后面作预备队。他们的防线从冷口往东延至义院口，往西延至喜峰口附近的董家口，正面竟达180多里，不足万人的部队要守这么长的口子，实感吃力。139师只好采取一线配置的办法，把兵力一字儿排开摆在长城各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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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进攻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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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组织临时救护队到前线服务
商震来前线检查防务时，很不满意，对139师师长、参谋长说：“你们这种配置敌人一碰就破，必须搞纵深式和据点式配置才行。
139师参谋长石彦懋苦笑着对商震说：“军座，您的指示很对，但是我们难以办到。为什么？打个比方说，你给我们棉花叫我们纺线织布，但棉花太少，只能纺成线丝，却织不成布，我们无能为力。”
商震不听他的，要他们变更部署，石彦懋有点为难地问：军座，我们对日本究竟是真打，还是只摆摆样子？。
商震动怒了：为什么不真打？。
“真打为什么不多派点部队来，为什么我们军只把一个多师摆在前面，把其他部队摆在后面？。
其实，石彦懋的话，正捅在了商震的心病上。
商震对抗击日寇的侵略本来是很积极、很坚决的，他千方百计摆脱阎锡山的羁绊，带领部队从山西北上，就是为了能在抗倭卫国中为中华祖国做点好事。
但自从他参加了北平军分会的几次会议，看到一些军政要员并不十分热心抗日的工作，思想产生了动荡。尤其3月下旬他去北平居仁堂参加了蒋委员长召集的秘密军事会议，聆听了他的讲话后，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他从蒋介石和何应钦一再强调的“不要希望再增加兵力，要以现有的兵力对付日军，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争取外交解决”等谈话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南京政府对日本不是真打，不是全力打，不是坚决打。因此将来的胜负可想而知。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他感到，在蒋委员长的眼里，没有实力的将军是没有地位的。手中没兵权在军界也是难以站得住脚的。既然如此，自己何必去作无谓的牺牲，把手中的兵力拼光拼完呢？！
这样想过之后，商震便作出了既要抵抗日军的入侵，尽一个军人的职责，又要尽量保存实力的决策，不肯把全部军队投到第一线去。
守在冷口关前沿主阵地的是139师林作桢的715团和蒋纪珂的717团，开战以后，他们顶着日军的炮击和轰炸，依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整整一天，敌人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当然中国军队也付出了很大伤亡。
第二天，日军见强攻无效，便调集优势炮火，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毁灭性轰击，士兵在无隐蔽的情况下，坚持还击，人人满身硝烟，一腔怒火，营连排各级军官身先士卒，带头拼杀，营长张克巽在激战中英勇捐躯，士兵们前仆后继血战终日，终于保持了阵地的完整。
第三天，敌人除采取老一套打法外，又出动骑兵从阵地两侧迂回包围，配合步兵进行冲杀，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中国士兵对着奔腾的大洋马，一枪一个，放倒了不少，使日军的骑兵在山岳地带难以逞凶。至此，日军把空、炮、步、装甲等兵种全拉上了阵，中国守军经历了各种现代化火力袭击的考验，虽然伤亡不断增加，但官兵们仍死死守住了阵地。
第四天，战斗更加残酷。有的连、营伤亡已超过三分之二，个别前沿阵地已被敌人突破。139师黄光华师长和一四一师高鸿文师长把自己掌握的预备队都用上了，仍不能解决问题。师参谋长石彦懋向商震军长打电话，要求派部队增援，商震严令他们；坚决顶住，增援部队即刻启程。但从唐山郊区的开平驻地到冷口，路途不近，又无现代化交通工具，靠两条腿赶路，不知何时能到。
第五天，守卫冷口西线白羊峪的一四一师郭维藩的七二一团受到敌人强大火力的轰击，伤亡惨重，尤其守在前沿阵地的三营官兵已所剩无几，营长戴英失踪不见，其他军官几乎伤亡殆尽。敌人乘此机会一阵猛攻，突破防线，冲开一条口子，杀了进来。
这样一来，冷口关的中国守军被从白羊峪冲进的敌人抄了后路，形成夹击，难以支撑，只好纷纷撤退。这时，商震派的增援部队正向冷口赶来，可惜为时已晚，败局已定。
坚持了五天的冷口关，于4月11日陷落敌手。
王以哲
（1896～1937）字鼎芳，吉林省宾县人，陆军中将，东北军的主要将领，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王以哲升任67军军长，率部参加了古北口方面的抗战。后移军陕西，王以哲通过与陕北红军的接触，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促成了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和两军的友好合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他力主和平解决。1937年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南京后，东北军内部在与中央军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少壮派军人认为王以哲是主和的顽固派，便设计对正在卧病家中的王以哲连开数枪，于2月2日枪杀了他。王死时年仅41岁。
被迫后撤
冷口的失陷为敌人打开了一条突破长城防线的大门，进而导致全部防线的崩溃。“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假若把整个长城战线比作千里长堤的话，那么冷口战场的白羊峪就好比一个蚁穴，冷口陷落的情况虽然不能完全与蚁穴类比，但其引起的反应，却与此相同。
敌人由白羊峪打开缺口后，东进包抄，进而占领了整个冷口关。然后以此为通道，向南猛插，威胁到了界岭口、喜峰口侧后的安全。为避免这两个阵地形成遭敌前后两面夹攻的局面，北平军分会下令29军等收缩撤退，放弃第一线阵地，退守到二线警戒阵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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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进攻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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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滦东部队在前线战斗
一个多月来，中国守军在长城线上拼命杀敌，付出了重犬牺牲，顶住了日寇的南侵。现在一夜之间被打开缺口从而撼动全线，使不少将士愤恨不已，对商震多有埋怨。商震一怒之下，下令撤了守卫白羊峪的141师723团团长郭维藩的职，对师长高鸿文也进行了斥责。
从此，长城抗战的战斗，尤其是中线东线的战斗，开始转移到了各个警戒阵地上。
在长城线上洒下过鲜血的各部队，宋哲元部，王以哲部，何柱国部，杨正治部等，接到后撤的命令后，官兵们的思想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绪。
有的人悄悄松了一口气：一个多月来残酷的战斗使他们的神经高度紧张，身体疲惫不堪，这下总可以松弛松弛了。
有的人不理解：我们并没有打败啊！小鬼子已被我们打怕了，为什么还要撤？上司这是怎么搞的？
有的人不服气：为了这些阵地，不少弟兄们长眠在这里。我们用鲜血夺来的国土，为什么要扔给敌人？
但是，军令如山倒。
他们必须限时收缩阵地，组织后撤。
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里，一群老百姓拦住了张自忠师长，几个六七十岁的老者“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说：“长官，你们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呀！你们一走，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还有活命吗？”
张自忠将军急忙把这几位老者扶起来，热泪盈眶地说：“父老乡亲们，我们也舍不得大家呀！可是军令如山倒呀！上级有令，作为军人就得服从。我这心里，比你们还难受呀。
一个多月来，29军的将土们与当地老百姓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团结协作，结下了很深的军民情谊。
这几天，日军在被占领地区杀人、放火，血洗村舍的事，一桩又一桩地传来，搅得老百姓们惶恐不安，恨得当兵的牙咬得咯咯响。这些，张自忠将军当然也清楚，他一边挥泪同乡亲们告别，一边告诉大家：“我们走了以后，你们暂时先出去躲一躲。年轻力壮的，可以和当地的义勇军去联系，跟上他们去打鬼子！请乡亲们相信，我们的队伍将来一定还会打回来的！我们一定要把扫本鬼子打回他们的老家去！”
老百姓排成长长的队列，有流着鼻涕的小娃娃，有拄着拐棍的老婆婆，他们哭着，用满脸泪花，依依惜别地送着这使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队伍¨
4月中下旬，除西线古北口南天门尚在对峙中外，长城中线、东线的中国守军，都先后撤到了警戒阵地和预设的二三线阵地，在这些阵地上，他们与尾随而来的敌人又摆开了一个个战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洒河桥、小龙湾狙击战，南北团汀争夺战，官厅反击战及遵化、石门、蓟县、三河、通县郊区等战斗。在这些战斗中，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虽人离长城，却仍心系长城，他们以长城精神顽强与敌拼杀，给了日军不少杀伤。
长城战役进行到4月底，中日双方都有结束作战的想法，只是在达成什么目标、以什么手段结束的问题上不同而已。5月上旬，日军越过长城各口，向长城以南的冀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日本关东军以第6、第8师团及一个混成旅团守备从古北口到山海关400公里的长城线，“兵力显然不足，处于不遑应战的状态”，且屡以小部队越过长城线进行反击，致“使官兵疲惫不堪”，“因此关东军参谋部内产生了莫若进行一次短暂的大规模作战”的设想，企图越过长城线结束长城战役。为此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于4月12日到东京寻求军部的支持。
当滦东和南天门战斗进行之际，蒋介石继续在南昌督师“剿共”，而请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代替宋子文主持国民政府。汪上任后即起用黄郛为未来的华北政权首脑，目的是寻求与日本停战谈和的途径。从4月19日开始，中日双方在上海进行秘密谈判，日本提出4项停战条件，并坚持中方先从长城前线撤军，否则不予停战，使谈判进展缓慢。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认为战争的“扩大与不扩大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于是陆军省与小矶国昭新制订了“以迫和为主”的沿长城线作战计划。武藤信义遂5月3日下达作战命令，其要点为“决续予敌以铁锤的打击，以挫其挑战的意志”。此时日方对谈判已不感兴趣，而着手准备以更大规模的作战来夺取整个冀东地区。为此，将在黑龙江的第14师团之28旅团调至长城一线。
在长城一线参战的中国军队已坚持了两三个月，人员、弹药消耗都很大，战斗力已经下降。何应钦也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增派援军和增加财政补助，以利作战。但蒋坚持不再增兵华北，尤其不允许参加“剿共”的中央军北调。这时，国民政府的中上层中枢机构，特别是军委会北平分会已对长城抗战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到4月下旬，何应钦已作了收缩兵力、确保平津的部署：一、为加强北平的防守，将驻滦西的第32军调往平东通县、三河、平谷一带。将驻张北的第59军傅作义部调往昌平，将第26军萧之楚部也调往平东地区；二、为防日军进攻，在滦西修筑三道防御阵地：主阵地在滦河西岸，第一预备阵地为唐山、丰润南北之线，第二预备阵地在蓟运河西岸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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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进攻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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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滦东部队在前线战斗
傅作义
字宜生，1895年6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5日，傅作义分别致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抗日。15日，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25日，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第7军团，傅作义任总指挥，35军的番号暂改为59军。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后向长城各口进犯，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由于蒋介石谋求对日妥协，长城各口相继弃守，日军直趋平津。
蒋介石担心平津丢失，使华北局面难以收拾，一面派黄郛向日方求和，一面在北平周围布防。4月30日傅作义部奉命开往牛栏山西至昌平一线布防。日军为胁迫国民党当局接受苛刻的停战条件，于5月22日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傅部阵地进攻。傅作义亲临指挥，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英勇抵抗。董其武团在牛栏山一带，孙兰峰团在怀柔以西阵地，与敌白刃相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双方形成拉锯态势。
然而，正当傅军痛击顽敌，英勇苦战时，23日晚黄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何应钦随即令傅部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接到停战撤退命令，无比愤慨，质问说：“怎么抗日还有罪？”坚持“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经交涉双方同时后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就这样宣告结束。该战役计毙日军246名，中国官兵阵亡367人，伤484人。傅作义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后来特地派员将殉国官兵的遗骸护运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并将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
5月7日，日方中断了中日秘密谈判，在西起古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