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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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穷愁交困的郭沫若来说，这张薄如纸重如金的汇票未尝没有相当的诱惑力。
　　　　“我假如妥协一下，把这汇票换成钱，跑到日本去把妻儿接回来，再一路回重庆，那我们一家以后的物质的生活是可以再无忧虑的了”
　　　　桌子上放着安娜的长信。这是她回到日本将近三个礼拜后写来的。郭沫若重读安娜的来信，如像刚接读时一样兴奋，一样急切。他的心尖迅速地战颤着，胸腔紧张得好像要爆裂开来。每读一句，他的眼鼻便要涨痛一次。如此这般地读下去，他的眼泪忍不住又如串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了
　　　　他还是不能去重庆。回到了那里，一幕家庭的悲剧便很可能发生，人命的牺牲是明于观火的。他决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牺牲别人的性命，而且还可能牺牲年已耄耄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啊，父母哟！父母哟！请原谅你的儿子罢！你的儿子忍心不回来，固然是不孝，但是你的儿子终竟不忍回来，也正是出于他的还未丧尽的一点孝心。你儿子回来了，便会把人害死，便会把你两老人害死。这教你儿子怎么能够忍心呢？父母哟！父母哟！我同你们别来已有十一年了，我是永远不能和你们相见了！”
　　　　这么痛哭着，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安娜的来信上。安娜在信中诉说的生活的苦状，使他悲愤万分：
　　　　“啊啊，不错，我们真正是牛马！我们的生活值不得一些儿同情，我们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儿怜悯！我们是被幸福遗弃了的人，无涯的痛苦便是我们所赋予的世界！女人哟！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哟！我们是甚么都被人剥夺了，甚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甚么生存的必要呢！”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踞在他的心头。脑筋沉重得不堪，心里炽灼得不堪。那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又把他的眼睛刺得疼痛不堪。
　　　　“啊！算了！这金钱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你且看我来蹂躏你吧！”这么说着，他突然把那一千两的汇票，和着信封一齐投在地板上，还狠狠地走去踏了几脚。
　　　　他把金钱的魔鬼踩在地下了。心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连着说了几声：“痛快！痛快！金钱哟，我是永不让你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了！”
　　　　他决心不回重庆去了。于是便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哥橙坞，一封给重庆红十字会会长。把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也封在后一封信中退回，把唾手可得的官聘坚决辞掉了
　（五）革命加恋爱
　　　　一支武装的和非武装人员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了流沙，朝着横亘在西南方向的山头进军。流沙位于广东汕头附近，这一带属于粤东北山地的一部分，群山高耸，海拔约1000米左右。山上林木蓊郁，从村外一直到山脚则是一片广阔的田畴。已经是9月下旬了，有些晚稻还没有收割。
　　　　郭沫若走在队伍的中间。他身上穿着一套蓝布军服，但神情和气质仍然是一位诗人。
　　　　最近几年来，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24年，他通过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他在上海目睹了“五卅”惨案，于悲愤泣血之余亦看出了希望的光辉。1926年3月18日他来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初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其后又投笔从戎，于7月间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先后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行营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他撰写了讨蒋檄文并因而遭到通缉。“八·一”南昌起义后他随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样剧烈的变动中，他和安娜时聚时散。1924年4月他离开上海，东渡日本，欲写《洁光》而未果，11月又携妻儿回到上海。南下广州时安娜和四个孩子留在上海治过程、形式和行为的描述，但它仍以政治哲学的研究为理，过了两个多月始来穗同住。郭沫若随师北伐，妻儿们又留居广州。出发前他身着戎装同安娜一起照了相，安娜是短发西装，站在投笔从戎的丈夫身旁，其神情就像一位知书明理、温柔多情的闺妇把丈夫送上烽火连天的战场，于皎洁可爱中又隐含着深深的忧戚。“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形势危急，安娜带着孩子经上海逃到武汉。后来，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叛变了革命，郭沫若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安娜又带着孩子返回上海。总之，在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中，他们相聚的时间少，分离的时候多。安娜虽然是日本人，并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也随着丈夫的动荡的生活而漂泊不定。
　　　　天气阴晦得很，队伍是在接到村外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后，仓促集合整队出发的，虽然浩浩荡荡，却显得参差不齐。人人都意识到了严重的危险就近在咫尺之间——如果背面山头上果真有敌人的话。尽管如此，在田踌上行军，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拂在面上让人感觉着舒适，路旁的杂草闲花，又平添了几分野趣。在郭沫若旁边走着的一位女同志，低声地唱起了《国际歌》。
　　　　她——就是安琳女士，剪着一个男子式的分头，穿的也是蓝布军服，蓝布马裤。如果不是那一张秀丽的面孔和高高隆起的胸部，这一身装束几乎让人不大相信她是女子。
　　　　郭抹若听着安琳唱歌，便侧过脸去注视着她：一个是美丽的、勇敢的，新时代的女性；一个是克拉凡左式的骑士。他心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情愫，并暗暗地自语道：
　　　　“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安琳是安徽省芜湖人。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学院长时，安琳在预科读书。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著名的诗人，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女青年。在校园里，在各种集会上，他们两个人时常见面，但并没有直接的交往。头年10月，安琳由广州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其时，郭沫若已经升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成为了一种时髦的形势下，一般革命的将官当然为民众所羡慕，尤其为一般女众所羡慕了。在人们的心目中，革命诗人又兼革命将官的郭沫若，是一位骑士，而这样的“骑士”又几乎肯定是一个“浪漫鬼”。加之他的夫人不在身边，自然会有不少美丽时髦的女子乐于围在他的周围旋转。
　　　　然而有一天，郭沫若把一位女士送给他的像片烧了，因为夜半醒来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安娜。
　　　　当有人询问此事时，郭沫若把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圆眼镜擦了擦，十分风趣地回答说：“我这人究竟是脱不掉东方文化的束缚，我实在没有谈我们那位性学大博士的‘新文化’的资格。有许多人误以为我是浪漫鬼，其实我之不浪漫，犹如鬼之不浪漫也。因为鬼是没有的，那里会浪漫得起来。”
　　　　当时武汉盛行着一种“要恋爱”的风气，“单身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安琳初来不久，对一些男同志的纠缠也和茅盾笔下的静女士一样感到“十分地不高兴”。郭沫若是十分关心下属的，尤其对投身革命的年轻女学生倍加爱护。他告诉安琳说：“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意大利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此时郭沫若正单身独处。安琳便问起安娜夫人的近况：“你的家眷还在广州吗？”
　　　　郭沫若叹了一口气，说：“好久没有得到消息了，说不定已经到了上海。”“该没有什么危险吧？”“危险或者不会有，因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啊哈！日本帝国主义者！”安琳忍不住笑出声来了。的确，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彼此都敞开了心扉。
　　　　风雨伴君行。南昌起义后，在由南昌到汕头的长途行军中，郭沫若和安琳始终同路。他们原本是书生淑女，自然没有战士般的脚下功夫。跋山涉水，千里之遥，可想而知是多么劳顿困苦了。8月又正是盛暑季节，南方高温多雨，疾病流行。郭沫若在路上患了赤痢，安琳很是关心，每到一处城市她都不顾劳累，替郭沫若找医找药。
　　　　一处屋檐下。瓦罐在炉子上冒着热气。斜风细雨，淋湿了的木柴不大好烧，安琳用一把破竹扇使劲往炉口扇风，以期火苗能燃旺一点。她那白嫩的脸庞上染上了几点烟熏的黑迹了。
　　　　李一氓从外面走进来，问道：“安琳，你在做什么呢？”
　　　　安琳转过脸来，回答说：“好不容易弄到了一点中草药，给郭主任熬一熬。”
　　　　郭沫若疲弱不堪地躺在屋里一张竹板床上。李一氓走进来笑着对他说道：“安琳对你真不错呀！”
　　　　“这一路上全靠她了”郭沫若点点头说，大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的样子。
　　　　不一会儿，安琳笑微微地把熬好的药端进来，又服侍着郭沫若吃了。李一氓看到安琳如此热心和周到，知道这时候的郭沫若和安琳已经情深意笃，年龄的差异和职务的高低，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感情的递进。
　　　　“砰！——叭！——”
　　　　前面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零碎的枪声。队伍立刻成了乱了阵的蚂蚁群，在田畴间东奔西窜起来。挑脚夫抛下了担子乱跑，勤务乱跑，穿上短衫的革命老爷们也乱跑。安琳紧紧靠在郭袜若的身边，恐惧得什么似的。尖锐的枪声打断了郭沫若对往事的回忆。他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来，拽着了安琳的胳膊。
　　　　幸好枪声没有继续。队伍又重新在一段浅浅的高地上聚集起来，然后一小队一小队的以冲锋的姿势向山麓前进。但由于联络工作没有做好，一小队一小队的队伍间隔着出发之后，简直就像一枝枝的箭矢射向了空林中一样无影无踪。彼此不通消息。前面的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天色却逐渐的昏黑下来了。耸立在前面的连山呈现出模糊的轮廓，阴森得像一条庞大的吃人的怪物，这无疑又加重了恐怖的气氛。
　　　　队伍悄悄地摸索着前进
　　　　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背后不十分远的地方忽然又响起了尖锐的枪声。黑暗中也分辨不清楚是敌人追上来了，还是附近的土匪在打冷枪？参谋团的几名动作敏捷的年青卫士，立即掉头伏在地下，用手中的驳壳枪还击，郭沫若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赶紧掩伏在一个墓碑的下边。
　　　　安琳呢？她不在他的身边，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郭沫若心里惦念着，不免东张西望起来。可是在一片昏黑中，什么也看不出。郭沫若忧心仲仲，此时他担心着安琳的安全，远胜过关心自己。
　　　　枪声沉寂后，郭沫若从墓碑下爬起来，全体人员都已撤退了。向导也没有，只知道路向是从一个缺口处翻过山去。
　　　　天色愈来愈黑了。郭沫若照着既定的路向急匆匆追赶上去。一个人摸黑走路，在这种时候，又在这种地方，他未免感到孤单和恐惧。道路又不熟，走起来高一脚浅一脚，一个趔趄接着一个趔趄。安琳的安危又紧紧地揪住了他的心。
　　　　走不一会儿，前面有一个黑黝黝的人影朝他走来。郭沫若的眼镜在徐家埠被打掉了，又加上在黑夜中，自然无法看清来者的面目。“如果遇到了敌人或土匪可就糟了！”他想。心里方自吃惊，忽又骤喜起来，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性的声音在亲切地唤他：“是郭主任吗？”
　　　　“安琳，是我，是我。”
　　　　原来安琳是折回头来专为寻找他的。随部队撤退过山以后，安琳发现少了郭沫若，二话没说，返身就往回走。她断定郭沫若仍在刚才交火的地方。在万分危急的时候，一个女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摸黑回来寻找他，这不禁使得郭沫若万分的感动了。他紧紧握着安琳的柔软的纤手，感谢地说道：“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安琳十分动情地说。“我不会忘记这一切。”
　　　　两个人相携而行。再走不远，又遇着了两位掉队的朋友，傅君和易君。四个人由田间小径登上一条大堤道。在一个村落里，有一位魁梧的汉子自愿充当向导，他把郭沫若等领到了一座瓦窑厂的前面，当晚郭沫若和安琳傅易二君睡在窑厂内的干草堆上，次日一早醒来，士兵们和那位向导连影子都没有了。窑厂外面还有好几户人家，男的女的都簇拥着来看他们，尤其对安琳的装束倍感兴趣。郭沫若对当地人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幸好安琳在广州住过半年光景，广府话能说一些，于是她就权当了几个人的“喉舌”。
　　　　他们已经和部队离散了，郭沫若和安琳等谈到今后的去向，大家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再去香港。这自然需要钱。郭沫若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他很是犯愁地说：“找向导，换装，乘车乘船，凡事都要用钱。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安琳笑了一笑，轻轻拍着自己的裤腰带说：“钱，我这里有呀！”
　　　　原来安琳以她女性的特有的仔细，从汕头出发后，把四十块硬洋缝在了裤腰带上，以备急用。易君原是会计，随身带有两百元左右的伙食费。有这么多的钱，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一大批财产了。他们拿了些钱出来买了旧衣服穿上，装扮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模样。此外，凡是身上可疑为“革命”者的东西统统丢掉，就连图章上的姓氏也要磨去，以免被人认清了姓名和身份。郭沫若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把自己用的那一技红色的头号派克笔丢弃，他摇了摇头对安琳说道：“这大约也就是知识分子劣根性的绝好的象征吧，要丢掉它还真不容易的啦！”
　　　　“我替你保管着好了。”安琳笑着说，把笔收藏了起来。
　　　　吃早餐的时候，那位充任向导的魁梧汉子像游魂一样去而复来，催促他们起身。他用强迫的口吻对郭沫若说：“你们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