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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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救亡工作当时也相当活跃，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上海失陷以后，从上海撤退来的文化人大都以香港为中继站，从这里再转赴内地。郭沫若本来打算去南洋募款，连护照都办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后来考虑到最好在广州建立一个“根据地”，恢复出版《救亡日报》，所以改变了计划，在香港只住了六天，12月6日即与于立群等人乘船到达广州。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正式复刊，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
　　　　郭沫若来广州后最初住在梅村，后来又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元旦这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陈诚来电，云：“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郭沫若考虑之后，决定去武汉一趟。于立群本来就打算去武汉再转陕北的，为了结伴同行，她便与其他朋友分开，搬进了新亚酒楼与郭沫若同居。
　　　　新亚酒楼，成了于立群生活中的一个新起点，而对郭沫若来说，则意味着他在婚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于立群原籍广西贺县，她和姐姐都生长在北平。她们家原是官宦人家，后来破落了。受到家庭的薰陶，于立群喜爱书法，能悬肘写一手黑顿顿的正宗大颜字。她性格文雅娴静，住在新亚酒楼里整天价只是不声不响地读书写字，擅长书法的郭沫若，在这种情况下便自然地充当了于立群的老师。
　　　　“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他问于立群。“是我们的家传，”于立群回答道。“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
　　　　于立群说起话来，也和她写的颜体字一样，带着些严肃的神情。郭沫若心想颜字的严肃性能起某种规范的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于立群“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大约正是受了颜字影响的缘故吧？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郭沫若兴味盎然，陪着她一连写了几天大颜字。
　　　　“要练就一手好颜字，最好先临摹《颜家庙碑》方是正宗。来，立群，我和你一起临摹！”
　　　　“好的，”于立群悬肘含笑说：“我先写这一笔——”
　　　　郭沫若接过笔去：“我来这一划”
　　　　笔能达意，墨能通情。郭沫若和于立群跨过了年龄和经历的差距，两个人的感情像墨汁一样浓得化不开了。尽管郭沫若已经结过两次婚，但他的心却变得像一张洁白的宣纸，可以书写更新更美的文字，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于立群比文字更新，于立群比图画更美。
　　　　于立忱的那半缕轻丝，到了于立群手里变成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红线了。可谓：阿妹遂了胞姐愿，千里姻缘一线牵，至此方成正果。
　　　　1月6日晚，天色昏黄。郭沫若携于立群北上武汉，许多朋友到车站送行。接替郭沫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握了郭沫若的手，又握着于立群的手，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
　　　　众人一起爽朗地笑了起来。“拍施”是广东话，意指男女手搀着手在街上行走。于立群毕竟是一个女孩子，脸禁不住羞红了。郭沫若也笑得很不自然，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已经紧紧地把于立群“拍拖”着了。于立群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断线的风筝”，她成了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
　　　　重庆那时是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也是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郭沫若和于立群1938年底来到重庆以后，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郭沫若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39年元旦。这一天他参加了在中山公园网球场上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并即席发表演说：“向四万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这两件“礼物”正是郭沫若为之奋斗的目标。
　　　　重庆离故乡乐山近了。十多年以前，郭沫若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以后，曾经有一次回四川的机会，那时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有意聘任他为院长，并专门派人到上海给他带去了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作路费。但郭沫若顾虑到他回四川后难免不会发生一场家庭的纠葛，累及父母双亲，累及安娜和张琼华，所以终于放弃了那次难得的机会。岁月悠悠，许多许多年头过去了。他日夜思念的母亲，已经于1932年仙逝，郭沫若终未能和母亲再见上一面。每当想起这件事，郭沫若总觉得自己是个“不肖之子”有负于母亲的养育之恩。
　　　　郭沫若东渡日本求学以后，张琼华作为郭家的儿媳孝敬公婆，二十多年如一日。郭母生前已经知道郭沫若又在日本娶了一个妻子（那时还没有于立群的出现），她老人家担心琼华儿媳将来无依无靠，所以临终时特地指着张琼华，用微弱的声音对丈夫郭朝沛说道：“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
　　　　现在，战争把郭沫若又逼回了重庆，逼到了故乡的家门口。
　　　　郭沫若动了返乡的念头了。恰巧在这时，他的两位侄子郭培谦和郭宗jin来到重庆张家花园，说家中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都殷切希望郭沫若“近期内回家省视一下”。郭沫若考虑了以后，便请了一个月的假，在1939年3月初旬的一天乘水上飞机飞抵乐山，随即赶回已经离别了二十六年的沙湾老家。
　　　　此时郭父朝沛已八十六岁高龄，卧病在床，神志迷糊不清。郭沫若回到家中，立即走到老人的病榻前，跪在地上颤着声音叫道：“爸爸，爸爸”
　　　　老人环视了一下四周，慈祥而又带着感激的目光停留在了张琼华的身上。他转过脸来，用微弱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女儿麟贞说道：“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就好过了。”
　　　　八女子指张琼华。麟贞四姐告诉郭沫若说：“这么多年，八弟媳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父亲病倒以后，好几年了，都是她和兄嫂弟媳轮流侍候，天天喂药喂饭，扶上搀下，没得半句怨言。真是难为她了！”
　　　　听了父亲和四姐的话，郭沫若心中对张琼华顿时肃然起敬起来。虽然她不是他所爱的女人，但她是他应该尊敬的、应该报答的女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焉得无义？郭沫若在一一拜过父兄长辈以后，也要对张琼华行大礼跪拜。张琼华脸孔通红，赶忙把他制止了：“这昨个要得嘛！要不得！”
　　　　在张琼华看来，孝顺公婆，侍奉公婆，乃是作儿媳妇应尽的责任。丈夫不在家中，她应该比旁人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这有什么值得“跪拜”的呢？郭沫若见张琼华执意不允，也就不再坚持了，改为长揖到地。
　　　　“心意嘛，总要尽到才是——”
　　　　郭沫若立起身来，当着卧病在床的父亲，向原配妻子张琼华一躬到底，对她多年来替他侍候父母双亲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母亲的遗言我是晓得的。多谢！多谢！”
　　　　郭父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都十分高兴。
　　　　张琼华年近五十了，红颜早已消褪，白发早已丛生。但她似乎并没有为青春在无谓而又无望的等待中白白地耗尽而悔恨，相反，郭沫若的区区一躬使她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好像这就是对她空守闺房、恪守妇道的报偿。
　　　　郭沫若在家中住了几天。他看到自己的一帧相片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他看到当年同张琼华结婚时用过的家具，一件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光亮如新；他看到过去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以及陆续寄回来的家信总之，凡是他的东西，都保存得整整齐齐，完好无损。在这一切的上面，他看到了张琼华的那一颗善良忠厚的心，从而深深感到是自己“误了人”。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四个字。并逗趣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
　　　　“啊呀呀，”张琼华惊愕了。“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
　　　　郭沫若的任何一样东西，对她来说仍视为圣物。因为这是“夫君”的东西。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张琼华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对之忠贞不二
　（十一）万里寻夫
　　　　日本。千叶县。一所曲尺形的平房。院子里的花木都静静地立在清晨有凉意的空气中。水池里的金鱼从碧绿的莲叶间浮了出来。
　　　　安娜很早就起来了。照例对着耶稣的圣像作祷告。每次祷告又总是无一例外地祈祷郭沫若平安无恙。
　　　　她的头发开始花白了。她那键壮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劳苦而渐渐地衰损。然而她的精神一直很好。在她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圣洁的光辉，虽历久而不减其光彩。
　　　　自从郭沫若在那一天早上不辞而别后，安娜盼了一年又一年，熬了一年又一年，她常常一个人站在屋外的篱栅旁，久久地眺望着那一望无际的田畴：当年郭沫若就是从篱栅的缺口处向田陇上走去的但需要礼治约束社会生活，远不及大同社会理想，故称之小，从此一去不见踪影。田畴从深青变为金黄，又从金黄变成深青色。周而复始，寒暑交替，万古不变的只有安娜的那一颗至死不渝的爱心。
　　　　整整十一个年头在等待与盼望中过去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解放战争也已临近尾声
　　　　从1948年8月25日起，香港《华商报》的副刊《茶亭》开始连载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历时达三个多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远在日本的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悉了郭沫若的消息。她激动万分，含着喜悦的泪水对儿女们说道：“啊啊，上帝保佑！你们的爸爸还活着，还活着啊！”
　　　　“爹爹在香港！”
　　　　“香港——在哪里？在哪里？”
　　　　儿女们围着妈妈，说呀，笑呀，一家人顿时乐开了花。为了庆贺，当天安娜又烧了红豆饭。
　　　　安娜是在1916年的年底在冈山和郭沫若同居的，他们没有正式履行过结婚手续。所以安娜一直是日本的国籍。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批准，从而在1947年3月失去了日本国籍。
　　　　当时中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正进行着激烈的内战，陆路不通，长子和夫已在台北大学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及其夫陶晶孙也在台湾。所以安娜决定带着三子佛孙及女儿淑子，从日本启程，绕道台湾去香港寻找郭沫若。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她把自己也视为中国人，所以她要回到中国去，寻找孩子们的爸爸。为了这一天，她实在盼得太苦太苦、等得太久太久了呀！
　　　　安娜是个果断的女人，一经决定，她便立即着手收拾行装。
　　　　正在这时，忽然有几个身份颇高的人物，来敲长久被冷落的安娜的房门了。他们一直走进里屋东睃西睃，然后压低声音，用很秘密的口吻对安娜说：“我们特意来访，想和你谈一笔生意。”
　　　　安娜莫名其妙，就问道：“生意？和我？”
　　　　其中一个带头的人诡秘地一笑，点点头说：“对，太太，和你谈一笔大生意。”
　　　　安娜摆摆手：“我没有什么买卖可做呀！”
　　　　“有的，有的，”那个人提高了些声音说：“你不认为你生活太清苦、太寒酸了吗？你的那些东西是很值钱的，只要你答应出售，会得到一笔不小的钱数，会使你的生活大大改观，坐等享福啊！”
　　　　安娜仍弄不清楚这些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心里老大疑惑着，她盯住那几个人问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
　　　　还是那个带头的人物，有些沉不住气了，就直接了当地向安娜和盘托出道：“直言吧，就是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写的一些没有发表的作品和他的全部手稿。太太，我们愿意高价购买！”
　　　　原来是这样！安娜的确保存着郭沫若许多作品的手稿，还有不少日记。她把它们看得比什么都珍贵，即使在战争期间，以及日本战败以后最困难的日子，不管生活多么困苦，安娜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出卖丈夫的手稿。在她看来，出卖这些珍贵的手稿无异于出卖自己的灵魂。所以，她斩钉截铁地回绝那几个人物道：“我是不卖的。”
　　　　“刚才说过了，我们愿出高价！”
　　　　“高价我也不卖。”
　　　　那几个人物见安娜态度坚决，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只得作罢了。郭沫若在日本的全部手稿因此得以保存，没有落入他人的手中。
　　　　在一个云开日出的日子，安娜携带着郭沫若的手稿，同三子佛孙和女儿淑子一同登上开往台湾的客轮，开始了她万里寻夫的第一步，她的心情是这样愉快，这样兴奋，好像同郭沫若久别重逢、举家团圆的日子就在眼前。
　　　　现在以安娜这样的人物要到中国去，自然是一件有重要新闻价值的事情。一些新闻记者又蜂拥而至了，他们要抓紧机会在安娜上船之前进行采访。1937年底南京陷落时，安娜对新闻记者的提问一概不作回答，现在她乐于回答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她沉默了许多许多年，郁积在心中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了。她现在可以讲话，愿意向众人表达自己的心情。
　　　　一个记者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中国去？”
　　　　安娜对这个问题早就胸有成竹了，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把中国看成自己的故乡才去那里生活的。”
　　　　“这些年你在日本是怎样生活的？”
　　　　安娜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了，她极力镇定一下自己，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战争爆发后，我一直被国人看作是‘敌人的妻子’、‘卖国贼’。我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
　　　　“可想而知”这四个字包含了多少内容啊！屈辱、挣扎、苦斗、期待记者先生们为安娜的这一句简短而又内涵丰富的回答深深打动了。他们看得出来，在他们面前站着的这位郭安娜，这位佐藤富子，是真正的优秀的日本女性，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女性的骄傲。沉默了好一会儿，一位记者才怀着崇敬的心情问安娜夫人道：“你现在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安娜朝着大海的西方望了望：中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