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生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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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的秋天，我把自己的栖身之所从北京的东区搬到西区。西区是高科技区，有很多让我感到亲近的东西，海淀图书城、著名的北京大学，还有颇具气势的绿化带，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魅惑。我是野路子出来的人，所受的正规教育有限，没进过大学课堂，早年是拒绝进，拒绝被教育体制洗脑，后来是想进又没有了机会进。所以我在搬往西区时主要一个愿望就是想看着那些曾经风云激荡的著名学府，我知道从那里诞生过一代又一代心智优秀的杰出人物，那些人物让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从那些大学的门前经过时我感到自己是在思想王国的边界穿行。　

　　我在靠近北京大学的西苑乡找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住下来，我当时颇为得意自己的位置，我觉得我从此是进可攻退可守了，我要写作的时候就退隐到乡间的居所，要出去玩耍就可进入城市的繁华地带。我同时拥有寂静和喧嚣，简朴和繁华，我是如此紧密地靠近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的中心领地，而所有这些都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如此切近的靠近我的梦想，我对自己很满意。对一个外省的写作者而言，我感觉这是我在几年的自由写作生涯中最为理想的状态。　

　　但是这样的状态也会有问题出现，那就是我再次失去了我的邮址。失去邮址对很多和我有关联的人来说，也就意味着我从这座城市的消失，我的父母、爱人、兄弟、朋友，他们无法找到我，我成了一个不在场的人，虽然我还在其中漂流，但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我当时很穷，没有呼机，没有手机，没有一个城市现代人所有的通讯手段的结果就是我跟外界彻底地隔绝。我就像一颗融入沙漠的沙粒，遗失在人群中了。在那样的状态人很容易照见自己无助脆弱孤寂的本性。我明白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我体验着舒展、欢畅和突破限制的快乐的同时，我也要承担孤寂、威胁、没有安全感。人需要亲人的交流，需要被朋友记住，失去了这些人的存在就会变得虚无。　

　　失去邮址让我有一种被抛掷的感觉，在我开始新的生活前，我想找到一个新的邮址。　

　　就像船需要靠近一个新的河岸。我找到的一个新邮址是海淀区西苑乡的乡政府，有人告诉我这个地区所有的信件都集中在那儿。我步行了两千米找到那个地方，我看到所谓的邮寄处其实是乡政府办公室的窗台。那个窗台蒙满灰尘，每天从邮局送来的信件都堆积在那里。我还看到一个三尺见方的竹筐，那个竹筐里积满过期没有被取走的信。那些信件因为日久天长风吹日晒变得发脆发黄字迹消退。那些无法投递的信件让我想到它们的书写者以及它们要抵达的收信人的命运。这些人和我在城市里看到的地铁里卖唱的民间艺人、地下通道露宿的打工者相似，他们和我同出自一种背景。　

　　打工者和各种类型的流亡者其命运同出一辙，从不好的地方奔向较好的地方，从政治和经济的死水向先进的社会的转移成为世纪之潮，而人类的移位和错位现象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最为普遍的现象。和安居比，漂流是人存在的另一种状态。有一些人注定生活在路上，他们寻求梦想、难以安于现状，他们是一些无根的人，悬浮的人。　

　　作为京城最为经典的场景，我曾经在北京火车站西侧的崇文门劳务市场看见过他们的身影，那些人形容枯槁满面尘土，他们眼神空洞表情木然，他们的衣襟上别着标示着他们身份的名称：厨师、瓦工、油漆匠、屠宰、电器修理、电脑销售、保姆。那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或是在烈日下，或是在寒风里等待着走向他们的机遇。而最为壮观的图景是每到节假日的返乡潮，那些收工回乡的人如同浩荡的潮水冲击着车站、港口、机场。这些远离家园的飘零者，他们四处游走寻求梦想，依靠出卖体力或智商获取维生的资本，他们中间有的依靠奋斗拼打浮出城市水面，有的依然颠沛流离不知所终。　

　　新的邮址建立以后，我经常去看我的信。作为公民权利之一的通讯自由的保障，在漂流者中间的处境和遭遇让我对这个新到的地方不信任，我担心我会有重要的信件被这里的管理人员漫不经心地处置而遗失，所以我是去看信最勤的一个人。我的勤勉让乡管理人员很烦，也让他们对待那些信件的态度更粗暴更恶劣。新到的信件只在窗台搁置一个星期后就被收归到竹筐里，混杂在陈旧的无法投递的废信中。我想在乡政府人员的眼里，来这里取信的人都是没有固定住所的人，这些人是可以不予重视的。而更多权力者会认为，没有固定住所就是没有经济保障户籍保障的人，肯定就是盲流者，而盲流者，那些离弃了户籍限定，脱离单位或原有社区保护试图自由迁徙的人，在他们寻求自由的道路上就沦为被任意侵犯个人尊严和公民权利的一群人，成为这个社会游离于体制之外最卑贱最低下的一类人群。　

　　那些不断堆积的过期没有被取走的信件让我看到一些人的命运。一些奔走的颠沛流离者的命运。　

　　有一天我在那些积聚的信件中看到一张明信片，那是一张很普通的明信片，印着红色或绿色的花卉、抽奖号码，这样的明信片在节日来临的时候会满世界飞。让我注意的是写在上边的字：　

　　姐姐，冬天来了，我这里很冷。盼你能寄来棉衣。　

　　千万千万。　

　　注意到这张明信片是来自京城远郊的一个少管所。我看到那些歪扭的字迹，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了那个人，他因为寒冷和罪在严冬里孤立无助。　

　　那封信的到达让我感到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事件。我看那种呼求犹如我的呼求，我希望它被听到，希望它获得反应和回响。我开始牵挂着希望它能被按时取走。　

　　还是在家乡的时候，我住处的附近就有一个在监狱服刑的人，他的爱人病了，患了不治之症，有人给那人捎信，那个罪人经过繁复的程序请假回家探视爱人，但在他回家的途中他的爱人就病逝了，于是我们在他回家的那个夜晚听到了最为恸切哀伤的男人的哭嚎。　

　　寒冬逼近，街上开始出现肃杀的景象，天色终日昏暗，茂密的树林凋零成光秃的枝垭。在外漂流的人在那时会感到思乡的哀愁。那几天我去乡政府的时间更多了，我去甚至都不为看自己的来信，我去的目的就是想看见那封呼救的明信片被取走，然后御寒的棉衣或棉被会在寒冬来临之际寄达那个被大墙、寒冷和罪围困的少年。那个少年不是我，不是我的兄弟，应该说我的关切不应该这样强烈，但我的恻隐之心让我觉得仿佛那就是我，仿佛就是我的兄弟。我觉得那个少年的境遇有可能会是我的境遇，我没有遭逢并不能说明我就不会遭逢。　

　　让我感到焦虑的是，连着一个星期那封信都没有被取走。我看见那张明信片变得越来越脏，它被新的信件覆盖，压到底层。每次见到它我能做的就是把它从堆积的底部翻出来，放到一堆信件的上端，我希望能被它的主人收到阅读，或者最少能被熟悉它的主人的人看到然后转告。　

　　但是又过去两个星期，我看到那封信依旧在那儿，只是形容更脏更憔悴。在寒冬来临之后它就蒙满尘埃。　

　　几天以后，我又看见一张相似的明信片，依旧是那种歪扭的字迹，依旧是那个地址，落款处依旧是那个名字。不一样的是它的呼求的语气。我看见那上边写着：　

　　姐：我病了，昨天发烧了，这里的天气更冷了，盼姐能寄棉衣给我。　

　　千万千万。　

　　看着那些歪扭的字迹，我甚至想这个执笔者有可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呢，那可能是一个和姐姐相依为命的男孩子。从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我在贫困、荒芜而又孤寂的少年时代一直爱恋着长我五岁的姐姐。我童年时走失过，晚上从很远的地方回家，怎么也走不回，天色越来越黑，我的惊恐越来越盛，树影都让我感觉惊悸，我不断地尝试着有可能回家的路，但我总是到不了家。直到我看到穿过荒滩找我的姐姐，我突然就把压抑在心里的哭声爆发出来。16岁的时候姐到遥远的边地插队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有父母陪伴，但我就是渴望和想念姐姐。那时候我对姐的渴望就类似这样的渴望，对我来说姐是温暖、爱和佑护。那是我成长的少年时代无法离弃的元素。　

　　我对那两封信的牵挂日益加剧，因为它的更加紧迫的呼求。但是我看到在一个星期之后，那两张明信片依旧夹在那些陈旧的信件里，它被尘埃所覆盖，字迹已经开始消退，而信件的收发者依旧是那副困倦麻木的冷脸。　

　　那时候我就想做个信使，我终于想代替那个孩子去找他的姐姐，我想让那个孩子在寒冷、困境中的呼求送达它的去处。有一天我抄写了那两封信要寄达的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乡张中堂公寓015室　周洁　

　　我骑着我的自行车，我就像一个热爱投递工作的信使。我去了那个名叫张中堂的公寓，我看到那里住满了各种年龄各种职业性别不同的外省人。我找到公寓的老板，我说了我的来意，那个穿着镶了狐皮领棕色皮衣的中年人用审慎的目光打量我几个来回后说：　

　　你来晚了，周洁两个星期前割破静脉自杀了。我听着那个人的描述，他说不清楚为什么，周洁就自杀了，她反锁着门，血流了很多，第二天黄昏的时候有人看到从门隙流出的血迹才知道她出事了。　

　　中年人在叙述中表现出不满的神情，他说：她一死了之，我可倒霉了。　

　　应该说我没有感到震惊，在外漂流几年我已经见惯或听惯类似周洁的故事。　

　　我握着写有周洁名字和地址的字条，重新回到收信处，我看着那两张混在众多信件中开始发旧的明信片，默念着写在上边的那个被寒冷所困的孩子的呼求。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