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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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胜利。莫洛托夫自 1939 年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以来，除几年短暂的间断外，从事外交工作将近 15 年，其中大部
分时间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他在外事工作中习惯于传统的思想方法。时代变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已明显发生了变化，
然而莫洛托夫却还停留在斯大林时期，显然这是令赫鲁晓夫无法容忍的。
第七章
向个人崇拜发难
经过三年时间组织上和政策上的调整后，1956年 2月 14 —25日，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苏联共产党召开了斯大林
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
有关苏共 20 大召开的消息在半年前已见诸报端。报道说，代表大会将要批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还将听
取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预计中央的总结报告也将简略地提及社会各界愈来愈关注的“个人崇拜”问题。
早在贝利亚被处决之后，中央就成立了以党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及其后果问题。到苏共 20 大前，根据这个委员会提供的材料，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庭已恢复了 7379 人的名誉，其中很
多人都是死后才恢复名誉的。1955年，苏联取消了中央和地方国家安全机关中的一长制领导。5 月 24 日，苏联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下令颁发了《苏联检察机关条例》，并决定重新审查所有的政治犯案件。
随着冤假错案的披露，群众要求揭露和改正错误的势头愈来愈猛。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如果再把过去一切错误的责
任全部推给贝利亚就愈发难以自圆其说了。赫鲁晓夫在讨论提交 20 大的有关报告的内容时，向主席团提议，应当在总
结报告中设专章说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大对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
表示反对。他们声称：“这可不是你的个人报告，而是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接着，赫鲁晓夫又建议，应当从
二三十年代曾是党的干部、其后受诬陷而此刻已平反的人当中，选出两三名，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他还特别提名阿。
斯涅戈夫和奥。莎图诺夫斯卡娅两人。莎图诺夫斯卡娅曾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做过多种工作，目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负责调查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等问题。他的这一动议同样遭到主席团大多数人的否决。卡冈诺维奇的理由是：
“你这是要让当年的被告来审判我们呀。”
1956年 2月 14 日，苏联共产党第 20 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以及来自世
界 55 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与前几届代表大会不同的是，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悬挂斯大林的画像。
赫鲁晓夫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接着，他向代表大会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一部分“苏联的国际形势”中，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三个理
论问题，并认为这是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赫鲁晓夫说，这是列宁提出的原则，这个原
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它不是出于权宜的考虑，策略的考虑，“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
原则”。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也不想用“输出”革命的办法去推翻其他国
家的资本主义。它只能在两个体系的和平竞赛中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还肯定，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目前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间关系
的最好准则。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就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说道，过去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原理的基础是，当时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反对战争的社会政治力量软弱，组织得不好。现在社会主义
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还有一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反战国家。因此，“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各国人民保卫和
平的斗争越积极，防止新战争的保证就越大”。
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以列宁关于不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将具有不同形式的论断为根
据，指出二战后出现的人民民主国家事实上已走上各自的独特道路，中国和平改造工商业以及南斯拉夫经济管理和国家
机构的特殊形式证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在
历史条件有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
“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三条原则与斯大林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的理论有所不
同。斯大林对战后国际局势的估计及对苏联总路线的概括是：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条件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完全针锋相对，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时刻要提高警惕。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只能以苏联为中心，
服从苏联的指挥，实行一种模式，否则即离经叛道。苏南关系的破裂，以及与苏联“列宁格勒案件”
相呼应的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代克等国进行的一系列清洗，都是斯大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体现。斯
大林去世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新领导主动结束了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与奥地利缔结了条约，参加了日内瓦
四国首脑会议，同德意志联邦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赫鲁晓夫提出的三条原则就是对于上述一系列做法的理论概括。
这三条原则，换句话说就是以缓和代替对抗，以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在总结报告的第二部分，即“苏联的国内状况”中，赫鲁晓夫一开头就提出：“苏联共产党遵循伟大的列宁的遗训，
一直关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为重工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部门、加强我们祖国的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基础。”
他接着又说：“这就是我们党的总路线。”他在整个报告中前后五六次强调，今后要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的发展，保
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在报告中，他又一次批判了马林科夫的观点。他说：“有一些‘聪明人’居然把轻工业同重工业
对立起来，硬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初期才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只要加速发展轻工业就行了。”他说，
党对那些脱离实际、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造成有害的混乱的空想家的错误作了纠正。
接着，赫鲁晓夫提出，在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同时，还要迅速地增加农业产量，扩大消费品生产。他说，
第六个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使谷物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时
年产量达到 110亿普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具体办法，就是扩大玉米的播种面积。赫鲁晓夫的计划是，使前两年已经
开始的垦荒运动，到1956年至少完成 2300 万公顷到 3000 万公顷的任务。平均每年从新开垦的荒地上至少得到 20 亿
普特谷物。有了新开垦的土地上所出产的大量商品小麦，国家就可以大胆地扩大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玉米播种面积，使
这些地区大大提高肉类、奶类以及经济作物的产量。
赫鲁晓夫在重申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开垦荒地的方针之后，强调要加强苏维埃法制。他说：“经验表明，社会主义
法制稍微削弱一点，就会使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乘机进行他们卑鄙的破坏活动。”报告特别列举了“列宁格勒案件”，并
说中央委员会决心采取恢复正义的措施，恢复那些被无辜判罪的人们的名誉。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强调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反对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
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后果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
损失”。
米高扬在发言中接着赫鲁晓夫的调子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条老道理，是因为
大约 20 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指责过的个人崇拜。”米高扬还具体地
批评了斯大林的观点，他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分析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其中有一些关于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家知道的论点，这些论点对我们未必有帮助，未必是正确的。”这是自 20 年代未布哈林被批判
以来，在党的会议上对斯大林的第一次公开批评。
2 月 24 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赞同中央委员会在它的总结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和结论。这是以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肯
定了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以此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大会的一切都按照预想在顺利进行。赫鲁晓夫的报告也得到了良好的反应，但是他并不满意，他为这样一个思想所
烦恼：“大会将要结束，大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无非是形式主义地走过场。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几十万被枪毙的人
仍将使我们的良心不安，这些人包括第 17 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入中央委员会的 2/3委员。当时在政治上活跃的党员不是
被枪决，就是被镇压了。”在波斯别洛夫委员会所看到的一切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在大会的一次休息期间，当室内只有主席团的委员时，赫鲁晓夫鼓起勇气，又把在会议前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了出来，
他对主席团的成员们说道：“同志们，我们对波斯别洛夫同志的发现准备怎么办？对所有被捕的和被清洗的人们我们准
备怎么办？大会即将闭幕，我们大家又快要分散了，但对斯大林统治下的滥用职权行为却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我们已
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远不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是一些忠实的男女同志，他们忠于党，忠于十月革命，忠于列宁主义
事业，一心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努力。我们再也不能让他们被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
个办法让他们回来。”
赫鲁晓夫的话音刚落，休息室就像炸了锅一样，大家七嘴八舌地群起而攻之。伏罗希洛夫叫喊说：“你怎么了，你
怎么能这样说话？你以为在代表大会上把这全部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这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
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不可能把你的讲话保守秘密。消息会泄露出去，说斯大林领导下发生了什么，于是手指就要直接指
向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我们自己充当的角色，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卡冈诺维奇也随声附和，用同样的调子激烈反对他。赫鲁晓夫心里明白，他们之所以反对，并不是害怕对党的原则
作深入分析，而是想逃避他们在过去的问题上应担负的责任。赫鲁晓夫沉着而冷静地回敬他们，他说：“即使从你们的
出发点来看，我仍旧认为掩盖一切是不可能的。迟早会有人要走出监狱或集中营，回到城市，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他们的
亲戚、朋友、同志们和家乡的每一个人。全国和全党将会发现，人们在监狱里花去了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所有这
一切又是为了什么？不为什么！对他们的控告是捏造的！
他们曾受过审问，对他们提出公诉的理由是捕风捉影地凭空想象出来的！同志们，我请你们再从另一个方面想一想。
我们是在主持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责任向代表们坦率说明那些年代里党领导的一切行动。
我们已经就斯大林逝世后一段期间里我们自己的行动作了说明，但作为斯大林在世时的中央委员，我们也应当讲讲那段
时期里的情况。我们怎能装作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呢？
“因此，同志们，我请求你们支持我。代表大会将近结束，代表们即将散去。我们散会以后，新释放的罪犯很快就
将陆续回家，就要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人民。到那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当然要问：”这怎么行呢？
为什么在第 20 次党代表大会上你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呢？你们是一定知道的。‘他们问得很有道理，
我们将无言以对。要说我们不知道，那是谎言。我们手头有波斯别洛夫的调查材料，我们知道一切。我们知道党内有过
高压统治和专横统治，我们必须把我们知道的事情告诉代表大会。“
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几乎异口同声地喊起来：“我们将会受到责难！党有权要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事情
负责！我们那时也处在领导岗位，即使我们并不知情，那只是活该——我们仍旧要为此受到惩罚的！”
赫鲁晓夫回答说：“如果你们考虑到我们党是以民主集中的原则作基础的，那么我们作为党的领导人就没有权利不
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之中有些人对许多事情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即人们只把要你知道的
事情告诉你，别的事情你一概不必多管。于是我们就不闻不同。
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处于这种地位。有些人是知情的，有些人甚至在这件脏事中插了手。可是，尽管我们各个人对
这些事情应负责任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作为 17 大以来的一个中央委员，准备向党承担我的一部分责任——即使党认为
在专横的做法被强加于党的那一段时期内所有领导人都应受到责备，也在所不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