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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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11］
毛泽东写的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12］这篇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懂，极富爱国热情，尽管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与两年前的《体育之研究》有明显的不同。
毛泽东开首便直刺中国社会现状：“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不再认为强健个人体魄是解救中国之关键。中国确需这样一种修道士———毛泽东是他们中间的头一个———来带领中国走出黑暗。不过，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并没有提出领导权。
他尽可能争取广泛的支持，号召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势力“齐声一呼”。这联合将半靠自觉半靠组织，巩固的团结是其关键。1911年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下一次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
文章提及了马克思（“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以与毛泽东欣赏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生在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相比较。毛泽东说，马克思的观点“很激烈”，克鲁泡特金更温和的观点虽不能立见成效，但是他的最大的优点是“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
文章富有革命色彩，但是在1919年的长沙，马克思与其他一些革命理论家相比，似乎并不引人注目。毛泽东期望一种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但是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设想多种形式的联合会汇聚力量形成革命大潮。联合的目的很简明：“反对压迫民众的强权者”，妇女、人力车夫、农民、学生等，各界人士都包括在这种联合之内，没有阶级界限之分。［13］
毛泽东以设身处地的口吻述说了各阶层的苦难，而对学生之苦则最为激动：
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
在学校时，毛泽东就造过现已与之不存在联系的老师的反。现在，他要造社会的反。他信誓旦旦：“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必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
毛泽东的文章受到李大钊举办的《每周评论》的赞扬（“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14］）。这激励了长沙合作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艰难中形成。*
*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谈西方事务的文章笔力雄健，但有时也很怪异。他认为德国的“唯一出路”是与俄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成一个“共产共和国”。巴黎和会后，他讽刺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说：“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暗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样的稳固。”见Li Jui，pp？郾109~110。另外，黄雨川在《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45页）中说，毛泽东当时并非像李锐所说，单独负责《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 《湘江评论》（2） 在开始公开自己的观点中，毛泽东转入一新的开端。读书学习，在书页上写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众面前亮相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种行动，其言论将会造成后果。毛泽东不再只是探索周围的世界，而是在逐步改造这个世界。
军阀张敬尧查封左派刊物的习性，就像看门人在能源危机时熄灭灯火一样。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夜之间就把只出了五期的《湘江评论》扼杀了，它的主办者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在 同一夜被取缔。
当时各种小型杂志多如飞雀，过眼即逝。毛泽东很快又入主《新湖南》杂志，这家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主办的杂志同样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因暑期人手短缺，故欢迎毛泽东去当编辑。该杂志创刊于6月，8月份由毛泽东接管，10月份便遭到了与《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但是它被查封之前引起国内左派的更多注意。
毛泽东的文章被长沙的主要报纸《大公报》采用，他作为政论家已享有一席之地。忽然间，当地发生了一起可以大做文章的新鲜事。
长沙有位赵女士准备出嫁，她不喜欢择她为妻的那个男人，但是四位老人———她的父亲是眼镜制造商、男方的父亲开古董商店———都极力促成这桩亲事。娶亲的那一天，赵女士穿上新娘的服装上了花轿。在往新郎家中的路上，她突然从裙子里拿出一把剪刀割破喉咙自杀了。［15］
悲剧发生不到两天，毛泽东写的《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就见报了。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八篇论述婚姻、家庭的压迫和旧社会的罪恶的文章。
如往常一样，毛泽东从自己的生活中挖掘社会罪恶的根源。
他谴责社会：“赵女士的自杀，完全是环境所决定。”毛泽东言辞掷地有声，“这种环境包括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独立，爱情的不能自由。”他把赵女士结婚的花轿称作“囚笼槛车”。
从这九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包办的婚姻对他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逆来顺受。“大男子主义”已被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以父亲般的口吻写下《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呼吁读者“振臂一呼”，砸碎迷信的枷锁。勇往直前早已是他的一条信念。“命定婚姻，大家都认作是一段美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错举。”
自此时起，毛泽东终生都持反对在任何条件下自杀的思想。“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像赵女士那样自杀不是对腐朽的旧社会的反抗，它实际上迎合并维护了即将灭亡的旧道德秩序。毛泽东写道：“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16］
毛泽东鞭挞了妇女贞节牌坊，这在当时给人印象极深：“你在哪里看见男子贞节牌坊吗？”这个几乎可以肯定还是童身的男子问道。接下来，他召集女学生走上街头说服家庭主妇抵制日货，争取各方支持反对军阀张敬尧的罢工。
毛泽东的思绪被新民学会的名称牵回。妇女运动只是造就新民的开端。不过毛泽东正在逐渐接近这样一个观念，即建立新社会应该是最终的目标。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与张敬尧的湖南政权处于冲突之中，至1919年12月引来了镇压。张敬尧的军队用刺刀和枪托驱赶在教育广场焚烧日货的人群。［17］深夜召开的筹划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写了一篇呼吁推翻亲日派军阀屠夫张敬尧的宣言。
13 000名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宣言上签了字，长沙大罢工开始了，胜负要见分晓了。张敬尧没有被推翻——尽管他的统治动摇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头的人大祸临头。
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以逃避张敬尧的追捕——张敬尧现在对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以外的反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重返北京（1） 毛泽东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在武汉停留10天以后———毛泽东在这里对当地形势作了考察———这一行人到达北京 ，正好参加在湘乡会馆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反张集会。毛泽东带着一条标语来到会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他睡在没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镀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这里就是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
毛泽东的驱张计划并没有多大进展。北京的世界更广阔，所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大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的腐败；凡尔赛会议以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响；五四思想的传播。毛泽东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
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获是杨小姐。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圆脸庞，皮肤白皙。毛泽东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萌发对她的爱情，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深了。
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是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下的《偶感》。诗中表达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18］，这是杨教授不曾赞成的，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没有共同的居处。他们在毛泽东栖身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去温暖舒适的杨家。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游，在僻静处相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杨的结合是自由恋爱的结晶，这在旧中国是极为少见的。一年以后在长沙举行的结婚仪式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很少有人记在心中，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回忆不起这次婚礼的确切日子。
长沙的赵女士没能活着去光扬五四道德准则，而杨小姐的奋争使这种精神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体现。死去的赵女士使毛泽东满腔愤懑尽诉笔端，活着的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赵女士永离人间，杨开慧则在精神上给毛泽东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泽东在20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
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他热心搜读各种译成中文的有关材料）。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在中国1919年11月出现——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
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
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就像1790年法国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在同一位青年妇女的交谈中表现出他对新俄罗斯的热情。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19］
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不过，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重返北京（2）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克服落后，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五四英雄们的理想才能在社会中实现。
马克思主义绝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种疾病那样，只是从一种历史环境传播到另一种历史环境，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再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正是这样。自1919年他成为《新青年》的读者时，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在心中播种。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 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的吸收仅是毛泽东的思想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 毛泽东谈起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使我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0］。这三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后两本书给予毛泽东的不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21］
不过，毛泽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从1920年夏天开始，他认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都从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中挤出去了。
毛泽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吞食马克思、脱胎换骨变成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继续从事湖南自治运动的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4月份离开北京，原因之一是他在这里并不能为湖南自治做些什么。
杨开慧自父亲死后便随母亲一起回到长沙。毛泽东暗中思量，一俟湖南政局稍安便抽时间与她相聚。
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详论自己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变卖了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