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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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借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么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并对它们加以控制。

　　枢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审理并驳回上诉。案子审结了，但是我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在我们的联系网里，唯一〃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军港和海港局里的小集团，主要是说广东话的技术劳工，以及市议会里的日薪工友。会员全说华语或方言的唯一工会，是市政会的清粪工人。他们天天早上用扁担挑两个铁桶清粪，没受过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学生们聘请过其他律师，他们不热心政治，也不愿像我那样准备跟政府对抗，因而学生们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为他们的律师。每当他们跟政府发生冲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挠，从集合时被烫伤到申请举行公开集会的许可证等问题，他们都到欧思礼路来找我给他们提意见。他们通常坐一辆亮丽的粉红色谢弗罗列特牌汽车前来，号码是1066。（芝认得也记得这辆车，那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年份。）其中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显然是使用她父亲的汽车，她父亲可能是个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我都没拒绝接待他们。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在我们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巴、沙玛、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当时天真无知。这仿佛是在黑手党的地盘里聘用见习警察，风险大得很。学生们在群众当中表现出来的纪律以及学生领袖的力量和献身精神，，我以为都是自发的，是源自年轻人的热忱和理想主义。从1954年到1956年，我花了两年时间，才彻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阴谋和狡猾略有所知，了解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马来亚共产党市委躲在幕后，控制和操纵像孙罗文那样的活跃分子以及群众大会上的小组领袖。共产党人有一个由守纪律的干部组成的秘密网络，这些干部分成由大约四人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个组长（以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为幌子产生的）发号施令，组长则接受级别更高的另一个小组组长的命令。
　
　
　
　
　　　
　
　

第十五章　成立人民行动党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

　　在欧思礼路我家饭厅举行了无数次会议之后，到1954年年中，我们决定在年底以前成立一个政党。为了在下个阶段的政治改革中成为立法议院里一股能积极发挥作用的力量，我们要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打响知名度，组织起来，并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有机会赢得足够的席位。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在工会、会馆和同业公会里已经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但就是还没法打通同说华语或方言的工人群众的联系。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袖。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芝当时正和两岁的儿子龙在走廊上。我到会客室见他们，他们自称来自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他们低声说话，略懂英语，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我感到兴奋，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尝试从中物色人选，来参加我们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事业。

　　林清祥和方水双看来正是适当的人选：他们彬彬有礼，热切诚恳，衣着俭朴方水双的衣着甚至有点褴褛。他们的面容和举止，无不说明他们充满热忱和献身精神。我向他们解释，我打算组织一个政党，代表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为的不只是在未来的选举中胜出，而是要赢得足够的席位，以便暴露整个制度和现有的政党，为下一轮选举养精蓄锐。对这个计划，他们不置可否。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跟华校生打过交道，我知道，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他们必须回去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他们的上级会进行认真的讨论，最后把党的路线向他们传达。大约两个星期后，他们准备跟我一起组织政党，目的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暴露殖民地政权的腐朽，暴露准备实施的林德宪制的缺陷，打垮上台的政党。

　　我们打算在1954年l1月31日一个公开会议上发起组织人民行动党，我要他们成为发起人。两人私下商量了一阵子，然后说要先讨论一下。下次再来时，他们说，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的方水双会成为会议召集人，林清祥暂时不参加。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认为，方水双加入的话，新政党将有比较广泛的工人阶级基础。我们已经有了受英文教育者以及马来蓝领和白领工人，现在又有华族会馆、同业公会和蓝领工人。

　　10月，我们宣布成立人民行动党。l1月我们誓言争取〃建立一个使用多种语言、有同步传译设备的立法机构，因为民选立法议员们对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口想些什么和有些什么感受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并不健全〃。其他政党也不得不这样做。

　　东姑与陈祯禄的分歧

　　为了平衡明显的激进政策以及一些发起人的左翼背景，我说服了当时的巫统领袖、马来亚行政议会成员东姑拉赫曼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爵士，让两人到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我在多个晚宴上和陈祯禄见过面，同东姑则是在他想控告新加坡一家报纸诽谤时结识他。东姑到办公室来见我，过后我邀他和新加坡的巫统领袖到我家吃晚饭。因此，这两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领袖出于跟我的个人关系，在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上讲话。他们多半也认为将来我会成为对他们有用的盟友。东姑不希望我参加联邦的政治活动，陈祯禄却希望，两人的根本分歧反映了他们在选举利益上的基本矛盾。东姑希望华人不团结，分散在小地区里，最好是一盘散沙，好让马来人容易应付。陈祯禄希望有年轻人能把华族社会团结起来。

　　11月21日星期日上午10点，我们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一直开到下午一点才不得不中止，因为有人已预定下午在那里举行演奏会。那是个湿热的上午，会场上坐满了人，但不是爆满。人人都坐在藤把木椅上。《新加坡虎报》报道有1500人，《海峡时报》说有800人。会场没有热情洋溢的气氛，也不算紧张。来自工会的支持者占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座位，其余是来自其他政党的观察员和有兴趣的外人。我们读出讲稿，没有滔滔不绝的演讲。我们穿开领衬衫，陈祯禄穿西装便服，东姑穿马来族礼服扣上纽扣的绸上衣，宽松的裤子，臀部系一块装饰性的沙笼。

　　会议开得不错，却起不了鼓舞人心的作用。我们正式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媒体的报道对我们还算客气。我们宣扬自己，没有华丽的言辞，没放汽球，也没放鸽子。当局宣布1955年2月28日为选举提名日和投票日定在4月2日时，我们已做好了准备。经过热烈讨论之后，我们选定了五名候选人：除了我之外，林清祥角逐武吉知马区，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吴秋泉角逐榜鹅区（他是贝恩的朋友，60岁，职业是承包商，在榜鹅区生活过，当地人都认识他）。方水双出生在柔佛州，不能当候选人。我们也派阿末·依布拉欣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角逐三巴旺区，军港工人在该区的选票将起决定性作用。

　　当时人民行动党在组织上很弱，几乎毫无组织可言：没有受薪人员，没有支部，没有基层领袖。

　　1955年2月28日提名，丹戎巴葛选区的两名对手（一个受华文教育，一个受英文教育）反对我提名，理由是我不具备这个资格。按照伦敦女王枢密院发出的根据林德新宪制举行选举的枢密令，候选人过去10年里必须在新加坡居留满七年。但是看来这项规定本身可能有毛病，因为新加坡成为单独的殖民地只有8年11个月之久，1946年4月以前它是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选举官接受了我的提名，劝告两名对手说，以居留期不够作为反对的理由，只能在我当选之后，通过提呈选举请愿书的方式进行。

　　我把这个消息通知当时在伦敦的庆瑞，他转告工党议员奥伯利。奥伯利在下议院提出询问。3月，殖民部副大臣亨利·霍普金森回答说：〃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之前的有关时期，在英国的马来亚学生，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失去参加选举的资格，只要在离开期间继续把联邦当成自己的家园，他们都获准登记成为合格选民。他们无疑也会被视为有资格当候选人。〃

　　虽然他所提的是马来亚学生，但是反对我的人都决定不再提这个问题。他们知道，伦敦在必要时会追溯这项规定的生效日期，以纠正事态而不至于让荒谬的规定引来不愉快的政治纷争。正如我当时指出，约翰·伊德在英国出生长大，在新加坡住满七年便有资格当立法议员，我在新加坡土生土长，除了在英国四年以外，一生都在这里度过，却没有这样的资格，那地球必定是方的，不是圆的。

　　这只是我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报上报道，华校出身的民主党对手蓝天说，华族的语文我读不来，也写不来，没有能力代表华族选民。这使我公开受窘。我勇敢地反驳说：〃这么说来，既然泰米尔语和马来语蓝天读不来，也写不来，逻辑上这意昧着他不打算代表丹戎巴葛区的马来和印度居民。〃我漫不经心地声称，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我都能读、能写、能说，也会说马来语。那是选举期间的虚张声势，一些华文报记者劝过我最好别承认不懂母语。那时我记起外祖母曾希望我在浚源学校学华文，我没听她的话，非常懊悔。如今非夸大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可。我会写一些汉字，但是多数忘记了，因为1943年辞去下田公司的工作之后便一直没用过。我的客家话和福建话很差，只能说三两句。我发誓要弥补过去的忽略。

　　蓝天的挑战

　　接着蓝天向我发出挑战，要我到丹戎巴葛区说广东话的牛车水街头会议进行辩论。我避开了，反驳说要在立法议院和政府里做事，候选人英语必须说得好，因此我当代议士工作效率会比他高。不过，当我到另一个广东人聚居区万达街出席人数最多的群众大会时，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说了几句华语。友善的《新报》记者易润堂替我写了两段话，原来只要三分钟便讲完，他却花了几个小时教我读。群众支持我，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

　　但是问题还没结束。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关心我的竞选命运，我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在疑云全消了。我们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才组成统一战线。他们要他们的两个人当选，我只是因为掩护了他们，才对他们有用。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

　　这次竞选活动，跟1951年我在加东担任黎觉的选举代理人的情形完全不一样。那是上流社会的活动，开茶会、设晚宴，招待180万人口当中的4800O个登记选民。在新加坡出生的人自动登记成为选民后，1955年共有30万选民，六成说华语和华族方言。选民所用语言其次是巴刹马来语，最后才是英语。在各民族混杂的群众中，听得懂巴刹马来语的人最多，听得懂英语的人最少。说英语的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接近权力中心，但是选票有限。在街头和空地举行群众大会时，演讲者站在罗厘或小型货车上，使用扬声器和临时安装的喇叭讲话，靠电灯照明，在华族和说马来语选民占多数的地区吸引了大批群众。1951年选举时那种高谈阔论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政治把戏，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得到的一个宝贵经验，是到丹戎巴葛最古老的地区进行竞选活动。丹戎巴葛是新加坡码头住宅区，码头工人、三轮车夫以及做他们生意的店主，都聚集在这里；鸦片窟也集中在这里。我访问了填海路新加坡海港局马来日薪工人宿舍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木屋，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没有排水系统，臭气熏天，使人受不了，我一到这个地区就想呕吐。但是在这些家庭里，马来领袖们有一个联络网，使马来人成为关系紧密的社群。有人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巫统领袖，他很快就让我会见了住在那里的几百户人家的主要成员。他们答应把选票投给我。

　　在纳喜士街和在现在丹戎巴葛坊所在地通往纳喜士街的各条道路上，是一排排破旧简陋的店屋。这里也是一片肮脏败落的景象。每到这里，我也会作呕，回到家里光洗手不行，非得冲个凉把衣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