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3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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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份奏章抵达咸阳，咸阳的气氛骤然紧张，国策变革终于拉开了序幕。
中枢大臣齐聚咸阳宫展开讨论，接着这份奏议拿到了朝议上，由文武百官共议。
封国制的实施已经不可逆转，争论的焦点就是封国的地位，封君的权力，等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王国的根本，必须以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
封国与郡并列，还是处在中央和郡之间？封君的爵位是公还是侯？封君是否拥有封国的全部权力？
半个月之后，中枢拿出草案。封国与郡平级，封国不以国命名，而是以郡领之。封君的爵位最高就是一等侯爵，在遵从中央命令和律法的前提下，是封国名义上的军政官长，其具体军政事务由“相”领之，而封国“相”则由中央直接指派。
长平侯公子扶苏以燕地广阳郡和渔阳郡的一部分为封国，行使封君之权，镇戍边疆。
此策一出，朝堂上的争论更为激烈。
这个“封国制”和过去的“封君制”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封国的土地大了，封君名义上享有封国的军政大权，但在实际执行中，封君完全受制于封国之“相”。
然而，这就是咸阳宫做出的最大让步了，秦王政在事关王国根本的问题上绝不妥协。
宝鼎和王翦接到中枢的书信，仔细看完咸阳所拟制的“封国制”，表现各不相同。
宝鼎很高兴，王翦却是一脸漠然。
“凡事都有个过程。”宝鼎笑道，“像国策变革这种关系到王国存亡的大事，根本不存在一蹴而就的可能，需要不断探索，反复实践，循序渐进。现在咸阳能接受封国制，能授予封君在封国之地的军政大权，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其迈出的步伐之大已经超出了我先前的预料。”
王翦略感错愣，“武烈侯同意此策？”
“当然，不但同意，而且要督促咸阳马上下令执行。”宝鼎说道，“封国远在边陲，镇戍是重中之重，所以封国的‘相’肯定是武将，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
既然封国在边陲，‘相’是武将，那封君在短短时间内便能拥有武力。几年过后，封君成长了，实力逐渐大了，功勋也有了，更重要的是中土统一了，那么封国与中央之间的对抗也就越来越激烈，双方在权力和财富上也就会展开激烈争夺，然后双方在对抗中寻求妥协，封国制随即会发生变化，至于向哪个方向变化，是有利于中央还是偏重于封国，那就不得而知了，即便是这一制度的首倡者宝鼎也无从预测。
紧接着，咸阳再来书信，征询兵制变革的意见。
兵制变革的重点并不是设几个高级武官职，或者换一批将领，而是它的基础也就是兵役制度。大秦是征兵制，凡适龄男子必须服兵役，打仗的时候就征召，不打仗了就回家种地，兵农一体，这是由落后的生产力决定的，没有条件养一支专门用来打仗的军队，但统一之后，国防策略就有了颠覆性的改变，大秦肯定需要一支职业的常规军，其兵役制度肯定要改，所以现在就要有一个过渡方案，以保证统一前后大秦军队在统一战场上和镇戍边疆的战场上都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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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5章 守内？守外？
统一大战还没有完成，兵役的征发量是个恐怖的数字，大秦还要倾尽举国之力进行战争，这时候不要说适龄男子要参军参战，就是年龄不够或者超出的男子也要参加，不能打仗的可以运输粮草辎重，可以修筑城垣要隘，谁也逃脱不了兵役的征发。
这时候兵役制度已经形同虚设了，咸阳竟然还要改革兵制，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即使要改也要等到统一大战结束之后再改，但咸阳为什么如此急不可耐？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封国制的实施。封国在边陲，边陲要镇戍军，镇戍军多少直接决定了封国的实力，而镇戍军建设由兵制所决定，所以兵制不但要改革，而且现在就要改革，以未雨绸缪，扼制封国实力的膨胀，确保中原对封国的控制。
牵一发而动全身，国策变革就是这样，尤其是基础国策的变革更是如此。
这个时代中土各诸侯国实行的都是征兵制，全民皆兵，凡适龄男子都要服兵役。自变法以来，郡县制逐渐在各国推广，于是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也就是郡县征兵制。服兵役的年龄一般在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变法的另一个核心就是中央集权，君主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必然要增加自己的直属武力，于是由此就诞生了中央卫戍军。卫戍军是常备军，将士们是职业军人，由此就建立了常备兵制度。
变法之前，中土各级贵族都有宗族成员及其私属人员所组成的军队。打仗的时候，诸侯国君主和士卿贵族们的军队是主力，与征发的国人、庶民和奴隶一起作战。变法后，这一制度改了，以中央卫戍军和征发的郡县兵为主力，士卿贵族们的私属军队渐渐沦为贵族们的护卫军队，不再是战场上的主力，由此他们的实力下降，权势和财富减少，对君主和中央的威胁也被降到了最低程度。
现在大秦重建分封，重建封国，虽然封君和封国的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但假如没有完善的制度维持和巩固这种“制约”，没有一套坚硬的“枷锁”绑缚这些封君和封国，中央必定会渐渐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而绑缚他们的枷锁就是“军、政、财”三大权力，其中军权是重中之重。
封国在边陲，起到了“藩卫”中央的作用，但边陲的镇戍军数量庞大，中央在财赋上又要全力支持镇戍军，如果封君控制了镇戍军，那就等于中央拿钱增加封国的实力。自己给自己培养对手，中央岂肯做这种事情？
矛盾就在这里。封君和封国的作用就是藩卫中央，当然需要一定的实力，而中央若要控制封君和封国，就必须扼制封君和封国实力的膨胀。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央和封国的矛盾很快就会爆发，而爆发的后果太可怕了，不仅仅边疆镇戍要出问题，国内更会陷入战乱。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最终要靠中央对镇戍军的直接控制，中央要牢牢掌控军权，于是兵制改革自然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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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国防策略。
在国防策略上，是守外虚内还是守内虚外？是重兵镇戍边疆，还是重兵屯驻京畿？是采用以攻代守的积极防御策略，还是采用固守要隘的消极防御策略？
国策策略的选择，直接主导了兵制改革的方向。
如果是守内虚外，采用固守要隘的消极防御策略，那边疆镇戍主要由边郡和封国承担，平时可以征发兵役戍边，如遇外寇入侵，则加大征发兵役的力度，征发范围可以扩大到邻近郡县，而主要作战任务则由中央军承担。
此策的好处显而易见，因为边疆镇戍军武力有限，中央可以有效扼制封君和封国实力的膨胀，而大秦的主力中央军因为直接受控于中央，中央牢牢掌控了军权，导致中央可以凭借武力牢牢控制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对于普通国人来说，尤其对中土腹地的郡县来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兵役的征发，这既有助于国人的安居乐业，也有助于王国经济的发展。
如果是守外虚内，采用以攻代守的积极防御策略呢？很显然，边疆镇戍军是大秦的绝对主力，封君和封国的实力必然因此而膨胀，更严重的是，因为频繁的对外战争，王国的财赋会被大量消耗，国人的兵役会被无度征发，最终不但损害了国力，也损害了中央集权，损害了王国的长治久安。
从两种国防策略的利弊上可以看到，中枢明显倾向于守内虚外，也就是消极防御的国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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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选择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就涉及到一个中央军的建设问题。
中央军在内，边疆战事爆发，需要马上赶赴边疆作战，这个赶路时间的长短可能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所以中央军必须是常备军，必须时刻处在战备状态。如此一来，常备军的数量就要扩大，职业军人就要增加。养军队需要钱，养一支十万或者二十万的常备军需要多少钱？这个耗费太大，中央财政目前无法承担。
中央军建设实行常备军制度，就牵涉到了兵役制度。常备军将士既然是职业军人，那郡县征兵制就不合适了，就要改为募兵制，征募壮勇为职业军人。两种兵役制度并存，那么中土腹地郡县的国人所承担的兵役就大为减少。
既然国人承担的兵役减少，那么国人就因此获利，既然国人因此获利，那么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把获利部分上缴王国，做为王国养护军队的支出？
由此就牵扯到赋税制度的改革。
兵制改革在前，赋税改革在后，必须先把兵制改革的策略确立下来，然后就可以着手修改赋税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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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仔细看完中枢的书信后，心里异常窒闷，一股无名怒火更是喷涌而出。
他想到过变革的艰难，想到过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将有一番激烈博弈，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变革的最终承担者竟然是普通的国人，统治者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不但没有给予国人更多的利益，反而肆无忌惮地吞噬普通国人本来就少的可怜的利益。
王翦也在沉思。王翦看到的不是普通国人在变革中的利益损失，而是国防策略的选择，他无法接受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更无法接受把一支庞大的中央军放在京畿。此策说白了就是为了中央集权，就是为了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但由此带来的恶果是中土在未来的南北战争中完全处于被动。中央是集权了，但中土的危机也严重了，这不符合中土的利益，更不符合本利益集团的利益。
中央都集权了，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挖去了最大的一块，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尤其赋税制度的改革，很明显就是要把财富集中于中央，那损失的不仅仅是普通国人，贵族们的利益同样受到吞噬，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
公子扶苏从储君和未来帝王的立场思考这个变革方案，倒是理解中枢的想法，不过他现在身在边陲，看到的是广袤而蛮荒的疆土，看到的是对中土财富垂涎三尺的北虏诸种，他的想法也就完全不一样了。消极防御肯定是错误的，大秦必须积极防御，必须以攻代守，必须杀出长城之外，赢得南北战争，否则中土根本就没有安宁之日，安居乐业长治久安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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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心里的怒气，一掌拍到了案几上，他想骂，但不知道骂谁好。
治理一个王国太难了，尤其处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不管是君王还是士卿，都看不到未来的路如何走，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哪一个不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的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
秦王政统一之后，当真不想与民休养？当真不知道与民休养对一个王国的长治久安意味着什么？他难道不知道穷兵黩武将给中土带来可怕的后果？
他知道，但他没办法，在中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的时候，在中土历尽数百年的战乱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匈奴人从大漠蜂拥而下，他只能倾尽国力去北伐，只能去修长城，开直道，一切都是为了中土的安危，都是想把这个襁褓中的帝国保存下来，救活过来，为此他要集权于中央，要控制军队，要把中土的财富集中到一起。
只有集中中土所有的力量才能拯救中土，这是当时唯一的办法。秦王政做到了，但中土的生产力有限，中土当时的条件太差，秦王政掏空了中土的血肉，帝国在他死后终于轰然倾覆。
其实，就算秦王政没有死，是不是就没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揭竿而起？就没有六国贵族的疯狂反抗？帝国已经被掏空了，国人的反抗是必然，只不过需要一个契机而已，这与谁在皇帝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关系。
看看当时的南征。王翦率军渡江之后，是不是横扫江东？楚国和其他各国的贵族后裔是不是都战死在江东？如果他们都逃到了南岭的南方，联合百越人一起负隅顽抗，甚至不断反攻江东、江南，秦国怎么办？当然只有继续攻击。
屠睢带着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开疆拓土，仅仅就是为了满足秦王政的个人私欲？这显然经不起推敲，最好的解释也就是秦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匈奴人，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战略。
再看看当时老秦人和楚系贵族的没落。统一后分封甚嚣尘上，隗状、王绾和冯劫这些公卿大臣显然都支持分封功臣，但一旦分封了，贵族们各自忙于掠夺权力和财富，大秦哪来的力量去对抗匈奴人？南北战争还怎么打？所以秦王政非常果断，以雷霆手段把这些贵族统统赶出了朝堂，赶出了军队。
统一刚刚结束就大举南征，但统率却是屠睢、任嚣、赵陀这些人，那么王翦呢？王贲呢？蒙武呢？李信呢？这些功勋卓著的大将都在哪？秦王政为什么不让他们率军南征？秦王政为什么要放弃他们？为什么要弃置不用？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和秦王政政见不合，是秦王政在朝堂上的政治对手，秦王政不能用，也不敢用。五十万大军交给这些人，一旦他们以武力胁迫咸阳，秦王政怎么办？
南征尚未结束，北伐就开始了。秦王政为什么要两线作战？肯定是没办法，北方边疆的形势已经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否则他断不至于倾尽国力，断不至于以吸噬大秦国人的血肉为代价同时进行南征北伐，同时在两线作战。
北伐的统率是谁？是蒙恬，那些老将还是全部弃置不用。打下了河南，夺回了云中，然后就是迁徙人口屯田，把几道长城连为一体，期间还有一个大工程，那就是直道。
直道的修建肯定比北伐要早。直道肯定是为北方战场而修建，先修到白于山、横山，这样就可以支撑秦军杀进河南之地，占据河套。然后直道继续修，修到阴山脚下，又可以帮助秦军占据云中，把匈奴人赶到阴山以北。
可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