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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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肯定会扭曲美国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特别是在给北越造成的损失足以使我们“成功”的情况下。
这一切使我决定坚决反对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我强调指出，必须把越南问题置于整个亚洲的大环境中来考虑。我所持的一个观点与几年前大不一样：我认为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的失败和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等事态发展表明，亚洲的形势向对我们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样就降低了南越的重要性。我呼吁我们“明确最低目标”，以下述两项原则为基础制订我们的政策： 一、我们的责任只是关照南越人民获得自己决定未来的权利。
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则我们的责任即告终止。
因此，我提出了一项存在让步可能的政治军事策略：把轰炸限制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南以封锁渗透“渠道”；增派军队数量限定为三万人，此后不再增加；采取更灵活的交涉立场，积极谋求政治解决。
我坦率地阐述了执行这项策略的困难： 某些人将坚持认为对北越施加足够的压力必能有所收获，否则我们就是在对方未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放弃了手中的一个好筹码。许多人将认为不大量增派军队会延长战争，会有失败的危险，会增如前线美军官兵的伤亡人数。有些人将坚持认为河内会更加好战并提出更多要求有些人将指出，美国改变调子将使“许多人逃离”泰国、老挝甚至南越，将威胁到政府的团结和军队的士气，并失去人民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美国总统的名誉将受到严重影响。
但是我认为这个策略所遇到的困难和所谓的风险比其它任何策略都校经过深思熟虑，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坦率地告诉了林登·B·约翰逊总统：“越南战争正在形成自身的发展势头，必须中止这种势头”；威廉·威斯特摩兰的策略“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的建议“有诸多优点，是谋求谈判和按照令人满意的条件结束战争的良策，有助于维持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改善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降低我们与中国和苏联对抗的危险，减少我们的损失”。
沃尔特·罗斯托以克制的笔触描述了人们对我的备忘录的反应，说它在政府内部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感”。我能够处理好我们面临的问题而让总统少一些痛苦，让战争早一点结束吗？我现在认为我当时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应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很清楚，我的备忘录直接指出了结论：我们应该通过谈判或者直接行动开始从南越撤退。我们当时很有可能按照某些条件撤退，而且这些条件绝不会比六年后我们接受的条件差，美国国家安全遭受的损失也不会有那么大，美国和越南在人员、政治和社会方面付出的代价会小得多。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给总统的备忘录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它使政府中本来就已十分尖锐的对立更加白热化。它导致了紧张而苛刻的参议院听证会，使我陷入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立的僵局，同时引发了参谋长们将全体辞职的传闻。它推进了我与林登· B·约翰逊总统最终分道扬镳的进程，加速了我从五角大楼的离去。
在那个夏天和秋天突发的一系列事件使总统和政府、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们很难将注意力仅仅集中于越南。我们面对的是如山洪般骤然狂泄的一大堆危机和问题。一场中东战争促使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首次起用；苏联反弹道导弹计划使东西方之间的核平衡面临倾覆的威胁；希腊和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问题争端的阴影使北约的东部侧翼出现危险；在我们国内几个主要城市的种族骚乱；当然，还有不断兴起的反战示威，包括一次企图关闭五角大楼的大规模的行动新闻界开始报导包括我在内的政要人物受到巨大压力的一些征兆。林登·B·约翰逊总统也暗示他不想寻求一九六八年的连任。
在我递交备忘录后的两个星期里，参谋长联席会议送给总统和我不下七份备忘录作为回应。正如《五角大楼报》后来所评论的那样：“华盛顿的造纸厂肯定打破了以往的生产纪录。” 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特别不能接受的是我的建议：应在我们对越南的最低目标中排除那些意义不够明确的部分。正如我曾经讲过的那样，我强调我们的政策将基于两项原则：“一、我们所承担的义务仅仅是为了使越南人民能够获得权力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二、一旦这个国家停止自救，我们的义务也将终止。”参谋长联席会议声称，这个原则与美国在越南现行的国家政策和目标相悖，将被排除在进一步考虑之列。他们指责说，我的论点违背了体现美国现行政策和目标的第228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而该文件，他们着重指出，仍是当前美国政府的战时决策性文件。
实际上，第228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只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麦乔治·邦迪给迪安·腊斯克、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其他一些人的一个简要的笔记。其中写道，总统已决定接受我在前一天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我建议您向各政府机构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对南越提供援助和支持，直至其国内的局势得到控制。” 但是，我的报告同时还包括这样一个关键的限制条件：我们当前政策中的某些限制看起来是合理的，即：南越必须依靠自己赢得战争。参谋长们搞错了，我们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但他们也是正确的，因为，近几年来我们已偏离了该政策规定的航向。
最基本的问题从未解决。如果南越政府像他们历来所表现的那样，即不能赢得更无法保持人民对它的支持，并据此打败叛乱者，难道我们应该去替他们做吗？
参谋长们还极力主张美国部队对北越进行更猛烈的海陆空立体攻击。他们对这个建议如此重视，因此要求我就该建议提请总统注意，当然，我照办了。五月二十日，他们交给我另一份备忘录重申他们的观点，即入侵北越、老挝和柬埔寨，包括在泰国部署美国部队已变得非常必要，同时，存在对南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极大可能。他们强调，所有以上这些行动都突出地显示了我们需要动员美国的预备役部队。他们坚持冒险挑起核冲突的想法令我感到震惊。
为了解决我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轰炸问题上的分歧，我曾要求中央情报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组织他的专家们进行分析评估，提出一个变通的方案。报告的结果十分明确：我们不相信任何计划能够将军用物资以及其它必需物资的运输量减少到足够的程度，以至于可以影响在南越的战争，或降低河内在战争中坚持下去的决心。中央情报局解释说：“这个结论基于无可辨驳的事实：公路网的巨大容量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广的缓冲地带，几乎可以肯定没有哪个封锁计划可以达到那样的逻辑目标系统：使人员和物资向南越的渗入量低于现有的水平。
参谋长们怒不可遏地抵制这个分析报告，并继续施加压力敦促采取更猛烈的轰炸行动。
尖锐的对立不仅存在于高层文职和军事官员中，同时也存在于军队内部。例如：大约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和海军部长保罗·H·尼采收到了一份简短的情况介绍，署名是海军越南评价小组。我最近还回忆起这样一个插曲。一位已退役的海军少将尤金·卡罗尔交给我一本他的上司海军少将吉恩·R·拉罗克的回忆录，里面写道： 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海军部长保罗·H·尼采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在和国防部长罗伯特· S·麦克纳马拉谈话之后，他、保罗·H·尼采要求我组织一个包括十名海军将级军官和一名海军陆战队将官的小组，去越南进行实地考察，以便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保罗·H·尼采明白地表示他和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对那些已为人熟知的情况不感兴趣。此外，他还指示该小组要集中注意力对一九六七年美军在南越的状况和美国可做的选择进行尽可能客观地考察。
遵照海军部长的指示，我召集了十名海军将官和一名海军陆战队准将组成了一个小组，开始着手工作。在越南考察期间，我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莫迈耶将军、库什曼将军、舰队司令员及其舰队参谋人员进行了多次讨论，并询问了各级军官，包括地面部队的军官，部署在南越沿海的舰队上的军官以及扼守在河道入口处的海军军官。
近六个月的时间，该小组考察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这包括：在南越西部和北部边界建一座墙；在港口布雷；大规模空中打击；摧毁江河上的交通运输线；对所有这些以及其它被筛选的方案的考察结果是：没有一个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取得预期的军事胜利。
另一个附加的方案提出派遣美国部队到北越去，经海军陆战队官员估计，这将要求在该地区至少增派五十万美军。我们观察小组一致确信，其结果毫无疑问会引起中国对北越的干涉。
我们小组提供的考察结果证明，在越南要取得军事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打算把这个报告先提交给海军部长、国防部长和五角大楼的一些高级官员，由于我们这个小组的非正式性质——它并不是由官方指令组成的，还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使得白宫尽力防止我们调查结果的传播，海军作战部副参谋长霍拉西奥·里维罗将军私下强硬地向我表示，该报告的传播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以及我在海军的前途都是不利的。他的坚决反对使我们的调查报告被搁浅了。
尤金·J·卡罗尔将军在他的公开信里告诉我：“是吉恩·拉罗克的独立意志和决心要汇报事实，而不是他政治上的地位。当时越南的形势导致他度过一段短暂的军事生涯后过早地从海军退役。”尤金·J·卡罗尔和吉恩·拉罗克后来成为美国军事思想的雄辩的民间批评家。
参谋长联席会议凶猛的备忘录攻势并没有慑服我，在六月十二日，赛勒斯·R·万斯和我再一次敦促总统拒绝他们的计划。我引证联邦调查局的分析报告，指出我们确信大规模的战争升级将导致一场灾难：“几乎可以肯定，除了颠覆河内政权以外，是没有东西能使北越下决心放弃抵抗，只要他们相信他们有机会赢得在南方的‘消耗战’ 而足以使河内政权瓦解的行动也将足以把我们带进与中国和苏联的战争。”我们还强调说：“参谋长们的计划将使美国付出高昂的生命代价。他们建议的许多方案都需要调动大规模的防卫力量，与我们所提方案相比，达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将导致数倍的损失。总统在六月十三日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现在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如果他们以前不是被长时间蒙蔽的话——这么多精明强干而又富于经验的军队和文职官员，怎么可能对这种关系人民生命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不进行系统地思考和全面透彻地询问呢？简单地说，这样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程序被 “排挤”掉的原因是：越南仅仅是我们面对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
一九六○年华盛顿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令总统和他的助手们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如：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我们收到中央情报局关于埃及将要入侵以色列的报告。当然，埃及十分可能得到约旦和叙利亚等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我们担心，假如埃及认为必须达到它的目标——摧毁那个犹太国家——它将会同时接受苏联的支持，而以色列无疑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
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很久以来就计划在六月二日举行会晤，以便就我们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进行探讨。当这一天到来时，迫在眉睫的埃及战争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议题。我们比较了对情报的分析和对冲突结果的预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包括谁将获胜：以色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回忆起当时，一方认为以色列会在十天内获胜；另一方则预计七天，但同时我们也都认识到这样一种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去阻止它。
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工作是无与伦比的，但它提供的情报却是令人担忧的。他们报告说以色列计划先发制人，率先攻击埃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首先进攻无疑会减少以色列的伤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以色列先发动攻势，它将冒失去美国公众支持的风险，因为此举可能招致苏联的干涉从而使美国必然要卷入。
在五月下旬，以色列外交部长阿贝·伊本曾访问华盛顿，林登·B·约翰逊总统邀请他到白宫的家庭住宅区做客。当时总统要迪安·腊斯克和我参加，以便敦促伊本劝说以色列内阁取消率先进攻的计划。我们以为这样做已经成功了。然而，以色列在六月五日进攻了埃及，战争持续了六天，在此期间，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攻势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夺取并控制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
六月五日，像往常一样，我在早晨七点钟到达五角大楼。一小时之后，我桌上的电话响了，一个声音说道：“我是作战办公室的史密斯上将（我们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保证有一个海军或陆军上将在作战办公室值班）。史密斯将军说：“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接通了热线电话要求与总统通话，我们应该怎样答复他？”
“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问道。
“因为热线的终端在五角大楼。”他回答说。
热线是古巴导弹危机的遗产，它设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但除了检查线路是否畅通外还从未使用过。我甚至不知道它的电话线路终端就在我的办公室下面。我告诉史密斯上将：“将线接到白宫值班室，我要和总统通话。”
我知道林登·B·约翰逊总统正在睡觉，但我还是接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