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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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材料，认为在中国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斯基的秘密小组织。中共代表团方面，
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他指摘瞿秋白曾让刘仁静这个托派领导人物，经由土耳其回国。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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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曾会见托洛斯基，请示机宜，回国从事托派活动，又指出其他若干托派分子，都是经
由瞿秋白的提议，一一派遣回国。并指控说：材料证明，中国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与其他
代表来往较少，与瞿秋白来往独多，这些指摘，弄得秋白面红耳赤，无法答辩。参加会议的
季诺桑诺娃和米夫，都在简单发言中将自己的责任轻轻推开了，更使秋白感觉很窘。
我看到这种情形，曾为秋白抱不平。我替他辩护：瞿秋白同志，毫无疑问是忠实拥护共
产国际路线的人。因为他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脑，所以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情也多。托派小
组织没有揭发以前，谁能断定某些学生是托派，某些学生不是托派。所以，不能因他与这些
学生来往独多，而受到指摘。我的辩护虽使秋白松了一口气，但对他究无多大帮助。会议没
有甚么结论便散会了；瞿秋白从此便成为应负中大托派事件主要责任的人物。
中大清党事件，米夫得到完全胜利，清党委员会认为米夫与中大支部局的领导是正确的。
所谓“二十八宿”正式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一部分学生被当作托派清除了，其他曾反
对这支部局的学生，都被认为有嫌疑的分子；如我的太太在清党中的结论是要她将来回国后
从工作中证明她的忠忱，并曾罚她到工厂中去工作了一个时期，以资考察，这种对我太太的
结论，无异是对我处罚的象征。瞿秋白的太太杨之华和其他多数学生，也得到和我太太类似
的批评和处罚。
在柏金斯基办公室会议之后几天，米夫曾约请我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四人（王若飞
那时已不参加代表团工作，并在列宁学院经过了清党的考验），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会议。他
以从未有过的骄傲神态，扳起面孔向我们宣读一件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这
个简单的决议文大致是：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采取助长学生间的纷争与妨
碍中大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进行，是一种恶劣的分裂活动，这种分裂活动，曾助长托派小组织
和其他反党倾向的发展。中共代表团的多数如瞿秋白等，一直坚持这种活动，从未改悔。其
中少数人如张国焘，犯有同等的错误；直到后期，才未积极参加，但亦从未反对过这种分裂
活动。
我和瞿秋白心中都很明白，这是上次在柏金斯基办公室内举行秘密会议，在我和瞿秋白
等当事人退席后，共产国际的少数巨头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所作出的谴责决议，米夫
只是受委托向我们宣布而已。这个会议，当无改变这个决议的可能，争论也是无益的。可是
邓中夏和余飞并不知道经过的内情，因而邓中夏立即起而抗议，声言他反对这一决议，将向
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控诉。余飞几乎急得要哭了，声言他在留住莫斯科将近两年的时间内，
牺牲了他的学习，主要是从事中国学生的考察工作，并曾将考察所得，一一告诉中大支部局，
这于清党有很大补益，但结果反得到一个从事分裂活动的罪名，心实不服。
米夫曾以教训的口吻向余飞说：“余飞同志，你是一位年轻的工人，本应当专心学习，而
不应当去做自己不应当做的事。现在你们向上级控诉，也是无益的。”瞿秋白听了这些话，以
懊丧的神情说：“算了吧！我看这个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了，我们就无言的接受好了！”我看瞿
秋白那种神情，也只有默默的向他点点头。邓余两人望望秋白和我，似已无话可说。因而在
秋白向米夫用俄语说了一句表示接受的话之后，会议就算结束了。
这个谴责决议案，无异是对中央代表团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清党。这对中共代表们的打击
是非常严重的。实质却是俄共党内米夫的官僚主义对天真的中共代表团的一种压制行为。这
个谴责决议案，也等于是米夫的凯旋之歌。从此，米夫便可以为所欲为，中共代表团则只有
销声匿迹，丧失了它的发言地位。
米夫乘胜直追，企图夺取中共的整个领导。他于一九三〇年夏季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
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中央工作，陆续将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的大部分人，派回
中共中央工作。那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李立三的领导，已有不满。米夫就准备将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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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取李立三而代之。
瞿秋白、邓中夏和余飞等，都在纷纷请求回国。共产国际对于他们的请求，似无理由拒
绝，因而他们也陆续获准回国了。在他们回国之前，余飞这个小伙子，曾这样向我表示：“现
在斗争的战场，移到国内去了。在莫斯科我们斗不过米夫，到了中国，看他还有甚么更大的
本领。担任东方部长的枯西宁，似也知道一些中共代表的愤慨心情，曾在瞿秋白离莫斯科之
前，特别加以抚慰；他表示他深信瞿秋白是始终拥护共产国际的，回国以后，必然与共产国
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密切合作。瞿秋白那时似乎只想迅速的离开莫斯科这个苦海，再也无意表
示甚么意见。只有我则仍留在莫斯科。据说，共产国际的首脑们，认为我还是不满共产国际
的，有点不放心我回国去。因此我只好泰然自若的继续住下去，也不作回国的请求。
我曾到黑海之滨的雅尔达去作夏季休假，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所应做的工作，我都
采取消极的态度。但当我在八月间回莫斯科之后，发觉情形有变动的迹象。米夫到中国以后，
似曾遇到李立三的反抗。他所带去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似也因为是一批新手，在国内的地
下工作中，并不能有所表现。这些情形，米夫曾去函告他在莫斯科的党徒。因而他的这些党
徒，对我的态度便有了显著的变化。从前他们是不理我妥不敢和我来往，这时他们却特别对
我表示好感。共产国际的行政机构，也对我客气起来了。他们要我从新领取共产国际的薪金，
即使我还在列宁学院念书，也照常将薪金发给我；并且发给我一张特别购物证，可以在国营
商店中任意购买物品。这在当时的莫斯科，只有少数的要人和外国驻俄大使，才能享受这种
权利。
我仍旧在图书馆中埋头学习，非接到共产国际正式约请，也不轻易到它办公大楼去。有
一位米夫手下的“二十八宿”之一，终于向我说出一些实际的经过。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
似乎很多。他告诉我，他曾看过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议案。
他向我说到，在清党中关于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很多；可是关于我的却很少。那位供出我
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人，并不能说出是甚么时候和甚么文件，也只说我的反应“很好”两字，
此外并无托派分子说到我与他们有甚么秘密联系。我平素与一般学生谈话，与我公开所表示
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清党委员会认为我与托派有关的供词并不足信。而且认为我并无所谓
两面派的作风，因此，那个谴责案特别表明，我的情节较轻。他认为这样将我与瞿秋白等分
别开来的谴责，隐含重大的意义在其中。现在共产国际除认为我仍有不满共产国际的想法外，
已无别的误会。
他继续告诉我：瞿秋白等的情形便不同了。瞿秋白勾结鲍罗庭反对米夫，在中大进行派
系活动，又主张联络富农，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应反对富农的决议相对抗。
在清党中，许多材料证明瞿秋白公开的表示和私下向学生们所说的话有许多出入之处。
因此共产国际怀疑他故意放走刘仁静。再则，从旁的材料中，也发现瞿秋白曾与德国一个右
倾领袖有三小时以上的密谈，在这次密谈中，瞿更表示了反共产国际的意向。因此遣责案将
主要责任归之于他，他也许还蒙在鼓里，其实，在莫斯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知道的。
我听了他这些话，有点毛骨悚然。似乎任何外国共产党代表，都在被监视之中。他又告
诉我：米夫到中国以后，发现李立三并不是执行国际路线，而且排斥莫斯科派回去的“布尔
什维克分子”。
米夫信中也认为有些同学在中大表现得很好，但对中国的实际工作，究缺少经验。他们
须与过去有工作经验的一部分好同志相结合，才能建立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他并说到我如
果能积极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将来共产国际是会派我回国去的。
我听了他的这些内幕消息，更证实了我一向的想法，米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玩弄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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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认为目前主要的对手是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了和他们对杭，想暂时联络我，以收个别
击破之效。我仍采取不理会这些事情的态度，照常在图书馆阅读资本论。
这一切一切，就是中共代表团和米夫之间斗争的一个大概经过。米夫在中国表演了一番
之后，似已登峰造极。据说几年以后米夫也就失势了。后来斯大林也用他所用过的手腕，将
他清算掉了。
①拉狄克曾著《中国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文本系克仁译，上海新宇宙书店一九二九年版），对于中国
社会结构，有较详细的分析，可以参阅。
②详见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们谈话》，载《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泽，第四十四页至第七
十六页，上海时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亦称二十八宿），是那时在中山大学支持米夫领导的二十八个中国学生，
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样等。
第三章 斯大林与立三路线
斯大林的独裁权力目渐膨胀的结果，共产国际完全变成了他的御用机构；这在共产国际
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及其后尤为显明。共产国际初期的理想主义是褪色了，它为苏俄的需要所
左右，它对中共的领导，更是随着莫斯科的政治气候而摇摆不定。我前面所说过的罗明那滋
与鲁易门，在中国的蛮干行为，和米夫顽强的控制中大和中共的手段，都不是个别的偶然例
子；而是斯大林主义的构成部分，甚至后来的立三路线虽为斯大林所反对，但事实上也是由
斯大林的蛮干作风所诱发起来的。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揭幕；主要议
程是：（一）世界状况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二）殖民地问题；（三）共产国际的党纲等。大会
的公开主持人是被斥为右派的布哈林，他担任第一项议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共产国际的党
纲草案，东方部长枯西宁则为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人。斯大林从未出席这大会，但却在幕后操
纵一切。
我是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之一。在中共第六次大会闭幕后，我搬到
莫斯科市内一个代表招待所居住。中大等校的中国学生川流不息的来访问我们这些代表，彼
此异地相逢，特别亲切，其中有些还是我的患难之交。我的住房里挤住了八个人，谈话虽不
方便，但他们仍设法告诉我一些莫斯科的真实情况。
曾有朋友说，现在的莫斯科已今非昔比了，斯大林支配一切，任何人发言如果与他的话
稍有抵触就是异端。也有人说现在共产国际主要是反右倾，布哈林被视为右派，已经失势了。
外间传说我是布哈林所支持过的，因而也是布哈林的右派。甚至有朋友要求我在这次大会中，
不要表示任何意见，以免惹是生非。
这些留俄学生认为托洛斯基色彩万万不能沾染。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的十
周年纪念日，托派曾在莫斯科散发反俄共中央领导的传单，曾被俄共中央判定为反革命的行
为。从此，托派再也不是党内的一个派系，而是反革命的集团。托洛斯基本人被放逐到西伯
利亚去了，因托派嫌疑被捕的人为数甚多。他们曾以中国问题来攻击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
导的错误，如果现在有人再认为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领导有关，那就
难免有托派的嫌疑。
另一位熟悉德共情况的中国同志向我说到共产国际在欧洲的活动是失败了，德共所受共
产国际之蹂躏情况，不下于中共所受到的。德共由李布克拉西组织起来的“斯巴达团”那些
老党员，都受到排斥，现在德共书记泰尔曼，领导能力不足，惟斯大林之命是听；曾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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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广州暴动的鲁易门是他的唯一灵魂，也是人所共知的斯大林的打手。鲁易门虽为德共老
同志们所瞧不起，但在这次大会上，他要起重大作用。因此，我的这位朋友认为我是鲁易门
的对头，要我小心防备他的袭击。
朋友们这些话，一引起了我的诧异。我怀疑人们在表面上都拥护斯大林的领导，而暗中
却有许多不满，难道共产国际真的变质了吗？这些窃窃私议之由来，是独裁制度的结果，还
是私议者的偏见呢？当我在大会中体验了几天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