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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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前此的乐观了。他似乎已料想到，此次既不能先行去掉蒋氏这个心腹之患，将必贻害无
穷，何况对奉张的作战，胜败又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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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鲍罗庭重新提到他的西北计划，但显然已有退却的意味。他说到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势力太大了，西北却是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方。那里不会有像武汉这样的尖锐的社
会阶级矛盾，又接近苏俄和外蒙，便于获得援助，因而西北是最好的革命根据地。他当时所
提出的西北计划，其着眼点显系移到了陕甘一带，与在广东时所说到的沿京汉路北进，掩有
西北西南的大西北主义是有分别的。这自然也有寄希望于冯玉祥之意。谁知天下事真是不可
逆料，后来冯玉祥除了供给他个人假道返回苏俄的便利而外，竟做了摧毁武汉的帮凶。
①谭平山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自俄返抵广州，再转道来武汉的。
②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到了三十三人，由谭延辏沃飨！ �
③何其缓在三月十一日当选为商民部长，继于三月十七日（即三中全会闭幕之日）被会议罢职，改选王
法勤继任。
④这个决议原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之《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九号第九十一页。
⑤蒋百里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学家，曾任保定军校及陆军大学校长。其生平事迹可参阅陶菊隐著《蒋
百里先生传》—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初版。
⑥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南北各大报及通讯社均盛传蒋与奉张妥协的事，奔走其间的主要人物，蒋方为李
石曾，奉方为杨宇霆。当时，彭述之曾搜集南北各大报所载这类消息，汇集起来写了一篇为《南北妥协问题》
的文章，登载《向导》第一九一期。此外，梁士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曾与英驻华公使 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谈话，也曾说到这件事—见《梁燕孙年谱》下册，第五〇二页至第五〇六页。
⑦一九一二七年初吴铁城由南昌赴日本，向日本币原外相有所活动，又戴季陶也于二月间奉蒋命赴日，
而日本的清浦佐分利等则仆仆风尘于南昌广州之间，并公开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日本与中国南方稳健分子
已有相当的谅解。
⑧据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上册，第九十页，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民国四十一年初版）说，
蒋抵上海后，商人与银行家多愿支持清共，一个三百万元的借款旋即成立，以供蒋的迫切需要。
⑨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的详情，可参看瞿景白作《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及施英作《上海工人第二次
起义》、《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三文，载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
动》，一九五四年第一版。
⑩汪精卫抵港后与蒋、吴、李、蔡等协商情形，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所作《武汉分共的经过》的讲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中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原讲词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贡献
旬刊》第一期第三页至第十三页。
⑾上海清党时蒋突令其亲信刘峙继薛岳任第一师师长。
⑿“四？一二”收缴工人武装及翌日屠杀工人的经过，上海总工会将经过实情，汇编了《四？一二大屠
杀纪实》一文（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九一页至第五三三页），可以参阅。
⒀陈立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的一幕。他说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
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的办法是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
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陈立夫的这些话当系事实。但当时站在左边的不一
定是中共党员，站在右边的也不一定没有左倾分子。还有不少徘徊于左右之间，红帽子便被戴上了。
第四章 农民运动
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农民斗争的烈火，其中以湖南
的火势为最猛烈。中共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
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予以控制。因而农民运动，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证券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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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因素。
中共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点，并不在农民斗争应采取激进或缓进方式的问题，而是
农民运动发动后如何维系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中共坚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别是
要维持反蒋阵线，支持武汉左派政府，就应该将农民斗争，局限在组成武汉阵营的主要势力
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中共就应如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一样，建立工农苏维
埃政权。当时共方—从莫斯科到中共各级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大都支持前者。不过有
的主张纠正这一运动的过激行动，以维系武汉的阵营；有的认为不算过激，对国共合作不会
有重大的妨碍。
所谓农民运动过激，本是指农民运动发生了左倾的蛮干行为而言的，可是当时这个名词
的含义相当复杂。其中因素之一，是反对者有意夸大其词；其实，这些“过激”行动也包括
了农民的正当要求在内，根本不能说是过激行动；不过，在实行上亦确有过左偏差倾向。又
由于农民的狭隘意识所引致的不应有或者可以避免的举动，当时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将这
些事态严格的分别出来，一一予以具体解决。当时中共在武汉政府中的微妙地位，也未能及
时调整这一运动，因为不少中共同志觉得农政部长虽由共产党员担任，但政权还是国民党的，
我们并不要以在朝的身份来约束群众的行动，可是中共的整个政策，又使自己的命运与武汉
政府休戚相关，如果这一运动使武汉政府蒙受不利的影响，同样也就打击了中共。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虽然认为农民运动的过激行为是应当予以纠正的；但一直以能组织
这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自傲。我们大致有这样的一种错觉，以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斗争
发展起来了，中共的势力就可以深植在各个乡村的基础上，既具有不易摧毁的力量，又可以
进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其实，这是不对的。农民势力要能稳固，土地问题要获得解决，最
主要的还是要有拥护农民利益的政权为之保障。至少也要农民的组织极为坚强，有足够的武
装力量为后盾，才能逼使政府当局向农民的要求让步。否则舍本逐末，徒具轰轰烈烈的形势
的农民运动，终归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较之中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农民暴动自然远为进步。过去的农
民暴动大致都受了迷信、封建、帮会等等落后意识的影响，往往为野心家所利用，来实现他
们的成王败寇的个人抱负。中共则受着共产党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这种理论的影响，
并有近代思想的薰陶，其组织办法，也不是已往的宗法传统，而是近代的民主方式。中共的
目的固然也在夺取政权，却也具有真正改良农民生活的坚强意识。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是中
共发展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尝试，这个运动当时虽然失败了，但后来事实证明中共确能在这个
失败的教训中，获得了不少的宝贵经验。
为了便于说明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首先追溯一下在国民党革命中农民运动史的发展，
实有必要。在中共方面说来，陈独秀先生是首先注意农民问题的人，他在五四时期的著作中，
就曾指出义和团式的运动，是守旧落后而含有迷信观念的①。后来，他一直坚持这种观点，
不愿中共圣洁而近代化的理想，受到那些反动观念所影响。可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包括陈独
秀先生在内，对于国际和国内农民运动史的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因而中共没能及时形成
一个明确的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的政纲。
中共同志中最先从事农民运动的是彭湃，这个出身于世家的知识青年，在陈独秀先生思
想影响之下，于一九二一年首在广东的海陆丰，从事组织农会，他的初步理想，不是甚么土
地革命，也没有农民暴动的想法，而只是要解除一些农民的切身痛苦，从此，广东的农民运
动，日渐发展起来，跟着也发现了不少的新问题。
直到北伐的前夕，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间扩大会议，根据农民运动在广东已有较大
规模的发展的事实，制订了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钓要点在经济方面是减租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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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农民所得不少于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借款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反对预征钱粮及
苛捐杂税等。在政治方面，农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县长民选，民团不得逮捕审判农民等。
在组织方面，强调农村联合战线，规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准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参加，但应团
结雇农、佃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对并非作恶多端的大地主保持中立关系，对劣绅土豪大
地主则予以反对，等等②，这些决议，是中共意图发动农民，成为国民革命中一项重要势力
的现实想法。
中共在广州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七月间这种农运政策表示了反对意见。广东区委根据在
广东积累起来的国共合作和农民运动的经验，主张不应因国共合作而阻碍了农民斗争，应不
顾一切使之发展，以求土地问题的更高阶段的解决。他们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国民
党内赞成土地革命的才算是左派（这样的左派固然很少）。这种见解，意味着将革命的重心由
国民革命转移到土地革命。但中共中央则以国民革命仍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为基本理由，否定
了广东区委的这种较激进的主张。
共产国际很重视农民土地问题，这是列宁主义的特色。在共产国际的好汉们看来，似乎
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真实而又神秘的内涵。“沙法诺夫在一九二一年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所
发表的演说，就曾强调这一点。但莫斯科对于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情况及其与国民革命
的关系，一直没有弄清楚。苏俄土地问题专家们曾先后在广东武汉等地从事实际的考察研究，
直到武汉政府垮台，也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鲍罗庭对农民土地问题所表现的主张，大体是以中国的政治气候为转移。一九二四年初，
他曾向孙中山先生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国有等主张，未为孙先生所采纳。一九二五年，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鲍罗庭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巩固广东的
革命专政这一问题上。再也没有提过甚么土地革命了。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
全会以后，他对国共合作前途已不感乐观，又从新强调土地革命。上述广东区委的主张，就
曾获得他的支持。一九二六年底，他到达武汉以后，他所注意的是反蒋阵线的形成，因而又
不重视农民土地问题了。
鲍罗庭在中国最能代表斯大林的意旨。他到达武汉以后，和我谈到农民问题，曾表示现
在革命的危机，是有人要抛弃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这种企图实现了，一切都将完蛋。他
还肯定的说：“现在土地革命的时机没有成熟，要先形成土地革命的必要条件。”他专心在策
划反蒋，因而主张纠正农民运动的过激行动。从鲍罗庭的这些态度看，不仅他个人修正了他
前此在广东时（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的态度，而且莫斯科对中共的指导一直也是以完成国民
革命为重点，土地革命的政策就显得动摇不定了。
国民党重视农民问题有过于工人问题。孙中山先生早就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提出了平均
地权的温和主张。一九二四年改组的时候，孙中山虽没有接纳鲍罗庭那种激进的土地革命政
策，但却制定了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不少国民党人觉得
他们应向农民争取广泛的支持，而且多少有些重农轻工的观念。（例如：国民党的文件中总是
先“农”后“工”的称为“农工运动”；中共的文件中，则先工后农的称为“工农运动”，即
为一例。）
国民党重视农民运动的政策，颇有表现。农民协会组织章程的要点，是孙中山先生在一
九二四年春核定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早有农部的组织（远在中共中央有农民部组织之前），各
级党部也先后建立同样的机构，国民党中央曾陆续拨出可观的经费，办理农民运动讲习所，
派遣许多农运特派员，分赴各地推进农运等等工作。不过事实上国民党的农运工作多委派中
共党员实际执行，尤以基层工作为然。
国民党在农民运动上与中共一直处于竟争的地位。两党在农民政纲上，基本上虽没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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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入；但国民党人总认为农民运动应由国民党名副其实的加以领导；而中共表面虽然推重
国民党的领导权，但实际上则有当仁不让的气概。在手段上，国民党侧重由政府自上而下，
以法令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中共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