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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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赞成我去；是反对中央的现行政策；而且不将我视为一个同志。“他说完后，即气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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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出会场。
我目击这种情形，只好挺身起来劝阻李先生，并登台发表演说。这是我在第三次大会后，
首次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言。
我首先陈述西湖会议和第三次大会中我坚持过的主张，指出我所最反对的是马林那种取
消中共的倾向。我表示相信共产国际不会接受马林的意见，相信共产国际只是着重国民革命，
希望中共成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能发生推进的作用。
其次我声言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中共党员具有双重党籍，自然颇不妥当。这是我自始即
表示怀疑，到现在同志们还是不赞成，这是毫不足怪的。但也不能说加入了国民党，或者充
当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丧失了中共党员的立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中，
依然可以坚持他本身的立场。国民党也不会要求中共党员放弃中共党籍。广州的谭平山担任
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仍负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责任，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其次，我指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共产国际所坚持的，又为第三次代表大会多数所通过，
为了党的团结起见，我们不应持根本反对的态度。中共党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自应有人去
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表示诚意合作，并将中共的主张，去影响他们。此外，中共仍应保持
它本身的独立，在工农中发展组织和工作，尤其不应牺牲它在职工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最后，我说明李守常先生是我们大家信任的一位领袖，也是实现国共合作的理想人物，
我们应赞成他去出席，希望他能表现出中共党员的气概。在国民党推选代表的运动中，同志
们也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国民党人协商，共同推出候选人。
我的这篇调解歧见、号召团结的讲话，似乎颇使听众感动。他们都聚精会神的倾听，没
有一人提出质问。李大钊先生继起发言。他对我的说话表示欣慰。他宣称照我现在所说，党
内事实上没有了不得的分歧存在。他说中共首先主张国共合作，要求国民党召集代表大会，
实行改组；事到临头我们又不去参加，这是说不过去。他也指出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接纳我
们修正意见是失策的，因而引起了同志们误解加入国民党政策的目的，他希望这一点很快的
能获得纠正。最后，他还表示他并不怪同志们对他的责难；只希望党内歧见能够消除，步调
能够一致。他愿勉为一个任劳任怨的共产党员。即使劳怨再多些，他也不会离开同志们。
接着，何孟雄起立发言。他是中共北京区区委委员，一向反对李大钊先生的主张最力。
他表示从我的报告中获得了前此所未尽知的资料，因而提议这个问题先交由区委会讨论，再
行提出党员大会公决，大家没有异议，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不几天，举行另一次党员大会。北京区委会提出一个经缜密研究的、中共党员参加国民
党工作的决议草案，交由大会讨论，经过一些辩论和解释，终于通过。其内容大体是根据我
前次的讲话作成，此举不仅消除了北京地区同志间的歧见，促使大家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甚至井他各地的中共党员，也受到了这个决议的影响，改变了他们对国共合作的政策的观望
态度。
这时候，中国国民党组织在北京的发展，表现着令人乐观的气象。这与当时时局的发展，
也大有关系。直系曹锟、吴佩孚等所支配的北京政局，愈来愈不像样。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
日他们撵走了总统黎元洪，十月五日曹锟贿买国会议员，当选为大总统；十月十日曹就总统
职并公布宪法。这幕丑剧不仅使直系的废督、裁兵、好人政府等悦耳的名词立时破产，而贿
选一幕臭名四滋，使国人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孙中山先生自这年三月一日在广州组设大本
营以后，国民党处境虽很艰危，但已逐渐呈现曙光。他正倡导改组国民党，励精图治，并几
次击退陈炯明军对广州的进犯；使不满现状者寄予莫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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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九月间，李大钊先生与王法勤、丁维汾、李石曾等开始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的组织，
那些挂名为国民党员而实际参加曹锟贿选的国会议员，自然都自绝于国民党了。新参加国民
党的多是一些激进的青年。到十一月间，中共党员改采积极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后，北京国民
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
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
当时一般青年倾向国民党的情绪十分热烈。他们对于广东的情况和国民党改组的真意，
虽不完全知道，但对北京政局确是厌恶已极。我的朋友们，不管已否加入国民党，多表示曹
锟闹得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孙中山总要比北方这一群败类好些。
恰在这个时候，鲍罗庭的一份报告又增加了我对广东真相的了解。初到广州的鲍罗庭，
做事极其谨慎周到。他写了一份关于广州情况的报告，似是给莫斯科和在北京的加拉罕的。
他托斯雷拍克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我参阅。我细读他这份报告，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
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一致动员民众，支持孙中山先生，击退陈炯明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
十九日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我觉得他这份报告并无宣传的意味，是可信的真实资
料。
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
两党间的磨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
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是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庭供给的资料，在《新
民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
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式式的革
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的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新
民国》杂志是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机关刊物，由范体仁任主编，他并不是共产党员。我这篇文
章是应他之邀而写的。
我发表这篇文章是颇有用心的，藉此表明我赞成国共合作的意向，一扫前此认为我反对
国共合作的误传。北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看了我这篇文章，都认为适合时宜，态度正确。后
来，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称赞这篇文字，认为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真
义。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时间日益接近了。北京市国民党组织应选举三个代表出
席，我被推为候选人。我是候选人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守常先生极力主张我去出席。他认
为这样对外可以表示中共全部的一致，我们两人一同出席，遇事可以商讨解决。其他的中共
同志们认为我能代表他们的意见，也支持这种主张。
我初意想辞谢代表的任务。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铁路工人方面。这时各铁路工会的秘密小
组正在发展之中，筹备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二七罢工一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秘密举行一
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如果我到广州去，将耽误这一工作的进行。再则我不愿担任国民
党方面的职务，我主张北京的中共组织应推选一位将来能担任国民党方面工作的人去出席。
但我的这些理由未为同志们所接受。一致表决了我为候选人。
十二月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国民党选举大会，到会者近两千人，全场挤得水泄不
通，我以最大多数票当选为代表之一。
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钊先生经由上海赴广州。停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曾邀
请我们两人参加中央会议，讨论我们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正为国共合作在
各地的发展表示乐观。李大钊先生在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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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称许我这次能够一同前往出席是表示团结一致的好现象。陈独秀先
生十分欣慰，提议由我们两人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
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
我当场辞谢了这个指派，我说，我将不能等待国民党代表大会的终结，就要先行赶回北
京，并说我不适宜于代表中央，因为我仍不赞成多数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职务的这一作法。
陈独秀先生未置可否，随便谈了些别的事情。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
钊先生手上。
我们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达广州。当时的广州并看不出甚么新气象，街道上除
多了一些红绿标语而外，长堤一带仍布满了“谈话处”①。大家忙着大会的筹备工作，宴会
非常频繁，情况有点像大家庭办喜事一样。
我和李大钊先生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便在设于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接待我们
和另外新到的十几位代表。孙先生将他亲笔拟订的建国大纲给我们传观，征询我们的意见。
我当即起而发问：“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
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孙先生听了我的
话之后，不置答覆，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叶楚伧表示，这一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
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
解。李大钊先生表示待他详细研读之后，再行提供意见。于是，我们的谈话便转到交换消息
以及其他较次要的问题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确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是针对孙先生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
线的根本所在，我在当时那种场合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用意是要孙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
本看法。可是孙先生和其他的国民党要人此后从未再直接提到这个问题，但间接的表示都是
不主张多党存在的，对于中共，只是把它看作国民党大圈子里的一个小圈子。
鲍罗庭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里，任他
的助手和翻译。他常邀我们—李大钊、我及其他几位中共代表—到他那里去商谈。每次他都
交一些文件给我们看。其中有这次大会宣言的草案，由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那
时的鲍罗庭待人接物谨慎周到，态度和蔼，避免与人争论。他告诉我这次代表大会所提的政
纲，在民族主义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等。在民
权主义内，否定天赋人权之说，主张革命民权；即对多数人民给予民主自由，却不给予反革
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义内，提出维护工农利益等具体条款。这些都是很显著的进步。
鲍罗庭对于在国民革命中应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一点，表示原则上的赞成，但认为这
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能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
多数同志都附和鲍罗庭的意见，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我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
决的问题。李大钊先生也以指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表示，我的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
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因此，如果我再进与步表示意见，那无异是违反指导小组的决定，
而采取单独行动了。
接着，在另一个问题上又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鲍罗庭所草拟的国民党党章草案，无
异是各国共产党党章的“译本”，其中根据民主集中制所拟订的中央和各级机构的职权、党
员应守的纪律等等，无一不与共产党的原则相同。我指出这些原则未必适用于国民党，国民
党的党章应有较大限度的民主。国民党一向是松懈惯了的，忽然之间要受到这样严格的约束，
会妨害国民党的广泛发展和引起麻烦。对于跨党的共产党员来说，无异自我束缚。因此，我
主张国民党党章应尽量扩大民主，党员除应遵守国民革命的政纲而外，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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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跨党的共产党员才能立足。
鲍罗庭对于我的这种主张，有点左右为难。他不多表示意见，有时只耸耸肩不说甚么。
他曾轻描淡写的说：“你这种主张很有道理。但有人总觉得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应该是一
个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负担起它的历史使命。”
当时中共一些同志们对国共合作的良好关系十分兴奋，我仿佛成了一个专泼冷水的人。
我曾问谭平山：他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
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他的答覆充满了乐观。他说他已担任了这个职务两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