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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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六月间，贺龙的二方面军和肖克的第六军，与我们在西康地区会师了。他们
是大江以南的一支孤军，与我们和陕北方面，早已失去联络。贺龙等仅仅从敌人的情报中，
获悉红军大部都已向西北方向转移，因而他们也由湘鄂川黔边区向云南西北部行进。他们向
西北兜的圈子，比一方面军还绕得大，沿途所遭受敌军的截击和所经历的艰险，也是十分惊
人。
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两部的动向，也像以往策应一方面军一样，多方设法予以策应。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们从敌人情报中，获悉他们正在向云南的大理前进，因判断他们是企
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前往康滇边境策应，两军卒于雷波以南
地区会师。
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两部的动向，也像以往策应一方面军一样，多方设法予以策应。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们从敌人情报中，获悉他们正在向云南的大理前进，因判断他们是企
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前往康滇边境策应，两军卒于雷波以南
地区会师。
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在雷波的会师所引起的欢腾，不亚于一年前在懋功的会师。总司令
部派去的部队，阻挡了云南卢汉部和四川刘文辉部从东南两方面直向二方面军的追击。二方
面军因此得以徐徐向北，移到雅江和新龙一带地区休息。这在二方面军一般同志看来，四方
面军充分发挥了休戚相关之谊。
当时，贺龙萧克两部已合而为一，统称之为二方面军。原二方面军是由贺龙夏曦分任总
指挥与政治委员，夏曦在云南途中溺死，第六军原有萧克任军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这两
部分的实力原有两万人左右，到达西康地区时，剩下约五千人。他们在夏曦去世后，合并为
一，仍以贺龙为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萧克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原二方面军政治
部主任关向应兼任副政治委员。两部因人数已减，乃缩编为三个师。
我们有过懋功会师不愉快的经验，所以这次特别谨慎，除彼此互相关切外没有任何互相
挑剔的地方。而且两军的驻地相隔甚远，没有彼此联欢的热烈场面，自然也减少了摩擦的机
会。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留俄回国后，任少共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以
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中共第六次大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为政治军委
员。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陈。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
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了。贺龙当时亦看不出任何土匪气味，简直
就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萧克将军倒很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
但也不坚持己见。关向应原也是少共的小伙子，这时仍富有青年气味，不遇者大问题，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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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轻易发言。
我们在炉霍欢聚一场，大家一团和气。不过二方面军一般干部，对一方面军的离开江西，
不无误会以至怨言，尤其对夏曦过去的领导深表不满。夏曦也是“二十八宿”之一，曾在二
方面军中大事肃反，误杀了一些好同志，因而有些同志认为这是中央为留俄派把持后的“德
政”。他们对于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所发生的一切，也极表关怀。但我们觉得这些过去的事，
此时不宜多谈，应根据新政策，以谋今后的发展。
任弼时等人直至此时才知道中共已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他们研究了我们和
陕北间来往的电报，并了解由“联蒋抗日”以至“联张反蒋抗日”的真相。任弼时对于这些
变化，起初也感到有些尴尬，觉得他以往反对陈独秀的主张，现在却又走回陈独秀时代的老
路。但旋又觉得这既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应当毫无保留的接受。他对于陕北已与张学良发生
联盟关系这一点，也认为中共方面只有采取一致的步骤。一般说来，二方面军的同志是在整
个政策已经改变之后和我们会合，所以只须表示支持新政策，就再没有异议了。
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
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
“包拯”⑤，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
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
任弼时将他研究的结果告诉我，大致指出下列各点：（一）四方面军之策应一方面军是真
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早有反中央的倾向；（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
这种成见的，却是凯丰的文章；（三）一、四两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
平的；（四）没有改政治路线以前，毛儿盖的争执势所难免；（五）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
军团北上，没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这件事的酿成，一方面是毛泽东
等人的疑忌带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军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六）卓克基会议决
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
任弼时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此后，我们要算计旧账，他并决定以
调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愿为大家的和好而努力。我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至于
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后来，我们在陕北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见他有甚么不满意我
的表示。也许他说过的这些话，后来被陕北同志认为不合时宜，因而没有尽力的机会。
疲劳的二方面军在西康地区已休息了一个月了，向西北行动的计划，迫不及待，我们乃
决定全师北进。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
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
道泷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
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
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
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
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
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
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
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
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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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① 毛泽东等所部抵陕北时，所剩人数，从未正式公布过。据史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第一四四页）
说是剩下两万人，显有夸大。我所采用的数字是后来我到陕北时，同志们口头告诉我的，似较接近事实。
② 林育英来电的时间可能是一九三五年底的几天，也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初的几天，我不记得清楚了。
③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
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第六九页至第八四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④ 最初是何人去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可能是叶剑英，后来是由周恩来代表的。
⑤ 包拯是宋代的一位以刚毅峭直著称的官吏，仁宗时除龙图阁直学士，历知开封府。这是一位妇孺皆
知守正不阿的人物。
第三章 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后来由于军事上的演变，第
二方面军全部和第四方面军的一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转往陕北，第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即
第九及第三十两军）与董振堂的第五军团进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但为马步芳的骑兵所击败，
残部逃往新疆。
我军这次由炉霍甘孜走出藏族地区，沿途行军极为顺利。刘伯承贺龙任弼时所率的右路
军东往毛儿盖，折而向北，进入甘肃的岷县。因原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已撤往天水，所以右
路军没有遇着阻拦。总司令部暨左路军东向，进刷金寺，上下包座，前往岷县。这时天气晴
和，翻雪山，越草地，毫无困难，也没有甚么人掉队。去年阻隔我军北进的那条河，这时水
深不及膝，我们涉水通过那里时，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是“北上抗日”，希望沿途驻军，不要阻拦我们，大家枪口
对外，共御外侮。我们这些宣传，多半是抽象的口号，当时并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利用日军
在华北内蒙的种种侵略行为，和各地蓬蓬勃勃的抗日运动，以及国际间对中国的同情活动等
等为题材，来发挥宣传的效用。但这些口号对红军本身确有振奋士气的作用。
陕北同志对于我们的北上行动极为兴奋，他们每天都发给我们一些乐观口吻的电报，内
容大致有三点：一、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杨虎城张学良均有默契，伺机而动，这两部份
的军队及其他同情抗日的部队，决不会真正和我们作战。二、目前西北方面蒋的嫡系部队已
经减少，尽可大胆前进，不致有任何阻拦，三、把陕北同志向全国所发表的各种反日文件转
告我们，衬托出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八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
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稞牛肉的我军，这时可以大嚼面粉蔬菜，
自是特别愉快，而且附近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空虚：驻岷县的鲁其昌部系杂牌部队，
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宗南部，又为我也右路军所牵制，因此，军中就有
人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陈昌浩率先头部队一度围攻岷县，不可，伤亡四
百余，消耗了大批弹药，乃率部经通渭，进占会宁县城，并勘察兰州东北靖远的渡河地点。
徐向前率主力驻扎在通渭，监视天水之敌。总司令部则驻岷县附近，直接指挥一个军，向临
潭及其以北地区挺进，以勘察兰州西南面的渡河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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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返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
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
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
苏区互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
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
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
题，以期四方面军不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
当的地位。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
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
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以往预先
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
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
应同他去通渭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
进时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
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
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
石既能调动十几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末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大有
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
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