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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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委员会等十二个机构。各县乡的苏维埃组织，则较为简单；通常一个县苏维埃，设有经常
性质的土地财政经济和军区指挥部等重要机构，其余则按需要设置。
这个区域的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升级的地方政府，当然不发生根本法的制订问题。这个
政府所设计的是区域性的政策和实施的条例的制订问题。许多重要的条例，如农业商业税务
等条例，土地分配的条例，军区制的条例，审判制度等，都是由这次大会制定的。
概括地说，使苏维埃政权规模具备，政令推行无阻，是我们那时努力的中心。我们要求
军队和人民尊重政府的职权，如果人们不依照政府法令行事，便不能摆脱军阀土匪的恶习。
红军高级将领，尤其要尊重政府法规，他们的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纪律
对于一切人是平等的，只有党的共同意志可以领导苏维埃政府，但党也不能因此轻视苏维埃
政府的职权，一切政令都由政府根据党的决议颁行。
我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实际体验愈多，愈是为它的前途担忧。我觉得这个政
权的能够存在，是以国民党政权的不统一、混乱和残酷的统治为其主要的凭借。这个政权的
发展前途也是受着限制的。中共组织力量的薄弱，红军因缺乏补给而不易迅速壮大，土地革
命不易冲破赤白区的对立而泛滥到更广大的区域去苏区面临的众多困难，也需要长期的努力，
才能克服。加之敌人的势力远较我们为优厚，我们一时无法瓦解它。
我觉得中共的土地政纲，有其根本的缺点，既不易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斗争，而且偏于
对内。经由游击战争发展红军的方针，也为各种条件所限制，难有速效。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更是归于窄隘。这个政权被孤立在土地革命的小天地之中，不易为广大的工农群众所了解和
同情，对于全国各地知识分子和一般小资产阶级，也缺乏号召的力量。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
反帝国主义运动，更无法建立适当的联系。特别在当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事实
为我们所知悉之后，我更认为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远离了反帝国主义的路线。中共第六
次代表大会规定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是两个并重的主要任务，但苏维埃政权却偏到土地革
命的一面去了。我想起斯大林的没有远见，我又想起布哈林在中共六次大会中重视反帝国主
义以及不抹煞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等主张，若拿现在的事实来证明，就更为正确了。
我设想如果苏维埃政府能改名为“人民政府”，也许可以开辟出更有希望的途径。我所假
象的人民政府仍应由中共领导，以工农势力为骨干；但它的政纲尺度则不妨放宽些，以便号
召那些反日本侵略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来与我们合作。如果我们孤立于反日本侵略之
外，反会被人民视为不顾国家前途，专以土地革命来损害民族的命运。我曾不只一次向我的
同僚们提起过这种意见，我在下文中还要说到这一点。但我自己无法作这种根本改变。苏维
埃运动这个根本计划是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都屡次肯定了的，而且已在各处实行，鄂豫皖
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份，如果我们自以为是的独断改变过来，那自然是极不好而又是不可能
的事。
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只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在这个运动中，中
共发挥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了领导政权和军队的重要一课。但这个运动的本身是失败了。
它不是被国民党消灭了，而是在抗日战争之始，我们自动的转变了方向。斯大林这个以土地
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的公式，也是立三路线和中共内部一切左倾行为的根源。因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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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本身是左倾的，所以才产生李立三以军事冒险去促其实现的想法，其他教条主义者更只
会在这条公式下兜圈子。我这个较早体验到这个运动的根本缺陷的人，后来竟为此被指为“右
倾”或“叛徒”。但我自信我那时的看法是出自爱护中国革命的真诚。
① 当时苏区内许多农户的粮食被红军出具借条借去吃了，现在有苏维埃政府酬予偿还一部分；赤区的
农民一般每天改为吃两顿粥和一顿饭。
② 这就是以劳动力来计算的，对于以收获量为计算标准的原则，自然又有辅助的作用，实行时又富有
伸缩性，由各乡村土地委员会按各 户需要和其劳动力的多寡来评定。鄂豫皖区农业累进税制，详见鄂豫
皖区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七号（载《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版）。
③ 我手边已无临时组织大纲的原文，《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曾载有一篇说明这个组织大纲的文字，
题为《蓬蓬勃勃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可以参阅。
编辑者注：许继盛应为许继慎之误。
第六章 整肃
新集党代表大会反军阀土匪倾向的斗争，曾引起被批评或明或暗的反抗，终于酿成一次
轩然大波的整肃运动，并肃清了一些私通国民党改组派的分子。这种风波之来，与我们所遭
遇到的内外困难是相联系的。
在党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领导层的内部意见常有参差。沈泽民的态度显然是偏于急进，
他主张对于那些犯过重大过失的同志，给予各种不同的处分。他不善于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
问题，爱援引马列主义和中央决定，来评判一般同志观念上或行为上的错误。甚至在讨论军
事策略问题的时候，他也提出过红四军力不胜任的主张，这引起一般同志或多或少的不满，
认为他的主张不是太过急进，就是有些外行。
沈泽民却不是一个坚持己见的人，也公开承认他的工作经验不够，需要学习；事实上他
的左倾空谈也在逐渐减少之中。我常要在会议上缓和他的急进主张，我们有时甚至要公开辩
论，虽然结果沈泽民总是撤回或修正其自己的意见，但使一般同志不无领导层内部意见不尽
一致的观感。
在党代表大会将闭幕时，由曾钟圣提议，我和曾钟圣蔡申熙许继盛四人有过一次恳谈。
曾许在这次会谈中，尽情发泄了他们胸中的郁积。
许继盛表现的有些伤感，表示他将改正错误；但他的错误已在大会上毫不留情的被揭露
出来，到会的军事方面的代表，势必会把它传播到军队中去，因而影响他的指挥威信。他感
谢我对于他的信任，表示愿意仍任原职，到前线去戴罪立功，不过他总有点耽心沈泽民等不
会谅解他的过失。
曾钟圣接着表示，他赞成大会各项决议，愿意忠实执行；但批评沈泽民见解不切实际，
动辄给人带上帽子，打击早已在这个区工作的老干部。他自然不满沈泽民对他的评击，也为
许继盛所受到的批评鸣不平。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这两个受批评的负责干部详加解释，并予以劝慰。我指出大敌当前，
应团结一致对外，一心去争取胜利，不应心存芥蒂。批评错误，在原则上是必要的，批评的
技术纵有不当，也只是次要问题。这次大会主要是反右倾的军阀土匪倾向和富农倾向以及立
三路线的左倾残余，不应转移目标来批评沈泽民，因为他最多不过是缺乏经验，说话有时不
完全恰当，这是可以谅解的。我对他们两人表示遵守决议这一点，感觉欣慰，鼓励他们努力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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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申熙以老战友的身份，亦多方劝慰曾许二人。他首先表示对于过去的过失不能及早纠
正，他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能够认真纠正，这就是天大的喜事；而且过去的错
误积重难反，不经过这次大力斗争，很难生效；决不可从个人荣辱出发，抹煞这次批评的意
义。如果没有这次批评，我们的前途是“死路”；现在批评出来了，大家如能照此改正，那末
党和个人的前途都是光明的。因此这次大会绝不是打击了我们，而是救了党和我们。他进而
表示充分的信心，认为国焘同志能把握住这支舵，泽民同志也会从工作中学的经验，大家必
能毫不顾虑的改正错误，团结一致奋斗。
曾许二人都为我和蔡申熙的劝告所感动，笑逐颜开，一致表示愿意毫无芥蒂的上前线去
为党的决定而努力。我和蔡申熙也为此高兴，认为内部的隐忧是大部消除了。可惜后来事实
的发展，又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我们不愿因会议举行过久而延搁我们的军事行动。七月中旬，党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新
任军长徐向前和新任军政治委员曾钟圣，就率领红四军全部向前线进发。他们由白雀园经金
家寨开往英山，准备消灭驻在英山罗田沂水广济黄梅一带之敌，在那里发展苏区，并乘胜向
北发展与原有的鄂豫皖区打成一片。邝继勋则仍驻白雀园，编组原有的地方武装第七十三师。
他那时还只掌握一千多人，正编组第一个团。这就是红四军出发后，留下保卫这个苏区的一
支主力部队。
红四军出发英山以后，敌军自然乘机向这个苏区的周围进袭，我们感到四面八方而来的
压力。新集之北二三十里就常有敌人的踪迹，白军民团鉴于苏区内地方武装实力雄厚，不敢
贸然深入，但在苏区边缘的骚扰，则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拖去耕牛，掠夺粮食，甚至杀害壮
丁，强奸或掳走妇女。我们的地方武装必须经常戒备，我们的大部份精力也就花在应付这些
事情上。
苏区被封锁了，区外的报刊不能进来，消息隔绝。我们与其他苏区没有任何联系，与上
海中央的交通也陷于瘫痪状态。护送我进入苏区的那一位交通，第二次到汉口去了之后，便
再也没有回来，大概是被杀害了。我们往往要派特务队到白区去行动，以期获得一些区外报
刊，有时甚至要为此损失生命。
我们不知道中央仍在上海抑或已迁往江西苏区，中枢的安危令我们甚为耽忧。那位曾照
顾我安全抵达汉口的顾顺章，就在我由汉口乘汽车向苏区进发的那一天被捕了。顾顺章是中
共的特务首脑，掌握着中共中央与各苏区交通的总枢纽，曾在汉口以花广奇魔术大师的身份
出现，现在终于被国民党的特务识破了。可能他要以出卖中共来挽救他自己的生命，他竟然
投降了。他在武汉向国民党当地最高当局泄露了中共的秘密；据说当晚李家集就特别戒严，
搜捕我和陈昌浩一行，自然这也是由于顾顺章的口供。不久，他被移送到南京，由蒋介石亲
审。
顾顺章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上海的中共中央很快便获知这件事的真相，避
免了更重大的损失。当时中共中央和各地组织都因之大为混乱，所有机构和各同志的住处，
均即时迁移；人事上也多调动，以逃避国民党特务根据顾的线索来进袭。当时已被禁在狱中，
但国民党尚不知其确实姓名的恽代英，就被顾顺章指证而遇害；其他因顾的口供而被害的，
人数也颇不少。中共中央乃亦采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
杀了。
这件事给予鄂豫皖苏区的影响也很大。预定由中共中央调派大批干部到这个区域来的计
划不能实现了。继我和沈泽民之后，来到这个苏区的只有少数的干部如陈赓（接替徐向前任
第十二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后来又任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主任）黄
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朱光（任政治部宣传处长）和王子纲等三个无线电技术人员，总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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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十多人。他们先后到达，途中比我们还要辛苦些，有的利用河南信阳和安徽寿县一带的中
共地方组织，辗转引导进来，有的不凭交通线，冒险径行偷混进来。
其次，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建立交通网的计划也无由实现。建立无线电的交通是
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部份，我们在积极训练无线电工作人员，但所需要的无线电器材，却因
交通线的被破坏，一时不易运进来。我们所编定的密码本，又为湘鄂西红军在作战中遗失了。
直到当年年底，我们才有第一架无线电，延迟了好几个月，才与红西苏区商定了一本不能完
全信赖的密码，致使地面上运输和交通线，一直无法畅通。中央老在警告我们，要深刻认识
到顾顺章叛变的严重性，不要信赖残存的交通线，即原非顾所知道的，也要严防波及。
我们所收到的打击有增无已。我们风闻中央书记向忠发被捕了，但不知何时被捕，是否
与顾顺章的告密有关，以及牵连什么同志。我们约莫知道向忠发被捕后，他的表现和中央所
受到的影响都很不好。中央是凶多吉少，有可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只有互相勉励，即
使失去了中央的领导，我们也要单独奋斗。
直到一九三二年春，我们才接到关于中共中央情况的可靠消息。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等
中央负责人，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先后到达江西苏区的赤都瑞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那里
继续执行职权，并与当年十一月七日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我和项英当选为副主席。这时，江西中央苏区曾获得一
些军事上的胜利，冲破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