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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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殃着就更多了。这种白色恐怖，自然也逼着一些人不能不跟着农民的队伍上山。　　

　　　　面对这种白色恐怖，似无法与之抵抗。一般同志不是怕死，就是失望，纷纷逃亡。不少　
的人埋藏枪枝，改名换姓，逃出这个恐怖区域；另一些人藏在山林深处，每晚更换几个地址，　
以免遭到杀害。王树声所参加的那一支农民队伍，算是最坚强的，藏在深山之中，昼伏夜出，　
又是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予敌人以打击。但队员损失和逃亡者甚多，他们由　
百余人，减到五十人，最后只剩十八人了。　　

　　　　王树声这支队伍的十八个人，九个是党团员，其余九个便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那些　
好汉们原在农民队伍中只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的跟着多数走。现在他们占了半数，也　
就原形毕露了。　　

　　　　在一个月明之夜，那九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九个共产党员的对面，声言要开谈判。土匪　
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　
喝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傻瓜了。把你们九个人的枪枝子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好好　
分手，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看形势不对，和颜悦色的对土匪说：“请　
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谈一下。”　　

　　　　他们九个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拼的枪声响起来，四周民团必　
乘机围捕，那是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的土匪火拼，也是凶多吉少。　
他们处于劣势，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那个队长只得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拼，　
应允将所有的钱财，全部交出，但枪枝子弹则须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将全　
部钱财交给土匪，所有九个同志的子弹，还分一半土匪，才获得妥协。他们在分手的时候，　
还相约以后不互相敌对，不互相破坏。　　

　　　　他们九人与土匪分家之后，更是垂头丧气。每人子弹只有十几颗了，又无法补充，形单　
势孤，前途茫茫，不知所措。王树声当时是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队长无能，　
没有好好驾驭土匪。幸好，当时有一个名叫符定一的队员，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提供了　
一些新的希望，他劝同志们不要悲观，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迟早要离开我们，　
现在能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些游击战争的经验，　
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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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善于夜间识别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必要时他自己可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他　
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振作起来，并推举他当副队长。　　

　　　　王树声很佩服符定一，认为是先进的广东农民运动，产生出来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符　
定一在他们最艰苦的初期，以远见、忠诚、勇敢等资质，对这个区域的游击战，发生了起死　
回生的作用，最后还贡献出他自己的生命。王树声说到这里还问我：“主席认识这个人吗？”　
我回答：“认识的，他是广东同志，初系广东农协的职员；武汉时期，他被调到湖北农协任干　
事。矮矮的个子，一声不响，很老实，到很有干劲。”　　

　　　　王树声继续告诉我，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打了许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　
一任副队长之后，一切安排都较妥当，他还教他们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不久，符定一坚　
决建议，要他们设法去劫夺一些金钱，他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这样，他们又过了一段　
短时间的土匪生涯。　　

　　　　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抢劫。这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从下手。　
最后王树声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方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　
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他们两人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他们蒙着面从后门溜　
进去，掏出手枪，禁止事主声张。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这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王树声，　
竟叫出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这位老太婆是王树声的叔祖母，知道了他们的来　
意之后，似减少了恐惧，转头和他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子大概是急得无法才来的；如　
果让清乡团知道了，就要弄出许多是非，不如赶紧给他们所需要的让他们快些走。于是这个　
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五十元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拿去。王树声此时不忍拿那包　
首饰，只拿了那筒现洋，并冲口而出的说：“谢谢您家！”便与他的同伴，急从后门溜走了。　　

　　　　符定一带着他们几次劫夺来的金钱，前往汉口，购办武器，这是一件极危险的工作，尤　
其是由说广东话的人来担任，更是令人耽心的。可是符定一很自信，约定十天准能完成使命　
回来。谁知道了第十天，仍无讯息，多数人在耽心他的安全，也有人在怀疑符定一是骗钱跑　
了。直到第十一天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新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回来了。这件事，使全队的　
人大为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汉口的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认定方向，通　
过没有路的地带，逢山过山，逢水涉水。他昼伏夜出的弯弯曲曲行进，避免了一切的盘查，　
甚至就没遇见过行人。他饿时，便偷吃一些田野间的瓜果之类；忍饥挨饿，吃尽艰苦，回来　
休息几天之后，才恢复健康。他在汉口时，用江湖窍门，找到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　
商人接洽，才成交了这笔买卖。　　

　　　　由于他们能购买军火，他们的观念也随着改变了。他们在计划如何扩充实力，如何展开　
行动。他们将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要那些躲藏起来的同志们，把他们埋藏的枪枝和金钱拿　
出来，重行参加队伍。同志们知道他们所缺乏的子弹，可以得到补充，也可望获得新的枪枝。　
这样，大家都乐于参加，他们队伍的人数便陆续增加起来了。　　

　　　　符定一从此专门担任这项“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次，有时还带一个助手去。　
他这样做了约半年的光景，使他们增加了三十多条短枪和各种子弹，其他如指北针、望远镜、　
表以及急救药品等，均赖他获得了相当的供应。而且由他恢复了他们与白区党的联系，建立　
了交通线。从此，他们可以获得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可惜符定一的计划还没有全部完成，　
就在最后一次赴汉口的工作中，再没有回来了。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国民党杀害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武汉一带发生蒋桂战争，黄安县的七里坪镇和麻城北部的张店镇的　
驻军撤走了。于是，他们的队伍，开始到处向民团进攻。他们虽缺乏游击经验，军事行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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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很顺手，但已逼使民团集中到较大的市镇，不敢分散行动。他们仍能占有一些乡村，组　
织苏维埃，发动农民打土豪，分土地。　　

　　　　一九二九年夏季，王树声所参加的这支游击队扩大到了三百多人。中共中央所派去的徐　
向前到达了他们那里。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黄埔第一期生，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的农民暴　
动。他随后就成了他们的大队长。这个大队新编为三个中队，王树声就升任为其中的一个中　
队长。据王树声说，他起初听不懂这位大队长的山西腔，常要借助于纸笔。徐向前教会了他　
们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他那优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便　
节节胜利。大队的人数也迅速增长起来，由几百发展到一千到二千苏区也跟着扩大，其　
他各地的同志也聚集到他们这里来。　　

　　　　同时，以金家寨为中心的豫皖边区，也由一些当地的同志，和他们一样的艰苦奋斗，建　
立起另一支游击队伍。在蒋桂战争以后，这支队伍也获得迅速的发展，中央又派了安徽籍的　
黄埔一期生许继盛去领导，组成一个大队。　　

　　　　一九三0　年中央命令将“鄂豫边区”和“豫皖边区”这两块苏区合组“鄂豫皖苏区”，归　
中共特区委员会领导，并设立军分区分会。他们这些游击队合组为工农红军第一军，不久又　
改为第四军。由曾在四川任过旅长的邝继勋任军长，徐向前的大队编为第十师，徐任师长；　
许继盛那个大队编为第十一师，由许任师长，由于军事的继续发展，不久又编组第十二师，　
调徐向前为第十二师长，以担任编组的重任。第十师师长则改由另一黄埔第一期生蔡申熙担　
任。此时，红四军师以上的干部大多是由中央派来的，团以下的干部则多系由这个苏区老游　
击干部担任。　　

　　　　王树声对于许继盛那个大队发展的经历，虽然知道的不多，但总觉得那个大队在发展中　
的遭遇，似不如他们这个大队在成长中所受的困难之多。他觉得曾钟圣邝继勋蔡申熙等对于　
本区的成长，并没有甚么了不起的贡献。但他确是推崇符定一，视之为最先的开拓者。其次，　
他认为徐向前是红四军的第二个功臣，是他的长官，也是他的老师，总之，是领导他获得胜　
利的人。　　

　　　　在一个临时宿营的地方，夜深人静，油灯如豆，王树声滔滔不绝的叙述这些可歌可泣有　
血有肉的故事，我为之神往，只可惜事隔多年，我的补记自然遗漏甚多，对于王树声当时叙　
述时生气勃勃的神情，更难一一形之笔墨，不无遗憾。此外，我们也谈到许多当前的问题，　
这里我再择要说说。　　

　　　　我们从新集东行，是从河南光山县南部新集区，通过沙窝区，再到商城的清区，然后再　
进到商城南区的苏区。我和王树声骑着马，先先后后在队伍中行进，我们走了约二十里，便　
出了新集区境，再在沙窝区走了四十里才宿营。沿途看不见老百姓，路旁村庄有些久已没有　
人烟，有些仅有少数的老年人。这些村庄的房屋虽还算完整，但因无人照料，屋内泥土上甚　
至一滋生青草，田地都已荒芜，山头上的寨子都被毁掉了。这一带的荒凉景象，使我为之慨　
叹不已。　　

　　　　据王树声告诉我，这一带是他们以前常来打游击的地方。他们初以湖北麻城黄安北部为　
据点，向北打游击，只要翻过大别山，就进入了河南境。湖北的农民到了河南境，就像到了　
外国一样，确实有些乱来，这就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这一带现已在我们军事力量控制之下。　
一般农民虽有不满，但谁愿离乡别井，不过由于地主民团百般威胁，宣称哪一个不逃离苏区　
的就杀无赦，因此，除少数的老年人留在家里看家以外，以万计的农民都逃到这里北面的白　
区去了。　　

　　　　王树声还指点我，如何从破坏的遗迹来识别系红军抑系白军经过的地方。譬如寨子，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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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均不愿完整的留下供对方做据点之用，必须予以破坏；但红军破坏必很彻底，而白军的破　
坏则仅系敷衍命令，略事点缀而已。又譬如祠堂，白军也为了不留给红军作营房之用，加以　
破坏；而红军则为避免引起农民家族观念的反感，不加破坏。在譬如庙宇，白军也常加破坏，　
而红军则仅捣毁庙内的菩萨，以破除迷信。至于普通民房，白军也有任意破坏的，红军则绝　
不损及民房，因为我们已不再采用烧杀政策了。　　

　　　　王树声说到他们曾号召这一带逃走了的农民，回家安居，但尚无显著的效果。这一带的　
农民逃得并不远，多数聚在据这里几十里路的白雀园区一带，沙窝区北境。地主民团把守着　
几个寨子，作为对我们的封锁，每个寨子里都住着成千逃亡的农民。我们红军的政治工作人　
员和苏区的工作人员，常向这些寨子喊话，要他们回来，但结果总是双方对骂一阵。　　

　　　　王树声也承认以往”乱打土匪“的行动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和他详细　
计议这件事，我主张苏区和红军干部进行广泛教育，纠正乱打土豪的作风，号召逃亡的农民　
回家，并保障他们的安全。所有回家的农民，只要不再采取行动反对苏维埃和红军，一切旧　
账，都可置之不问。王树声和他的同僚们都觉得这是应该采取的步骤。后来我们在这一方面　
作过不少的努力，好不容易这一带才有半数的农民陆续返回他们原来的村庄。　　

　　　　苏区周围各个区域的情况极不相同。我们即将进入的清区，要算是一个特别的区域，为　
改良主义的民团势力所统治。该区首领是大地主顾某，他任区长和民团队长，我们的人称之　
为“顾狗子”。我的同志们常说：“顾狗子这条老狗，使我们最厉害的对头。”　　

　　　　王树声也称许顾狗子是一个反共能手。顾的一个外甥在武汉政府时期曾是　CY　团员，有些　
社会主义的知识，回到清区后即脱离了团的关系，成了顾狗子的智囊。他提出了一套改良主　
义的办法，为顾狗子所采纳，制定成为　　他这一区的公约，约二十余条，其要点是：实行二　
五减租，借贷利息不准超过百分之二十，保境安民，阻止兵匪官吏入区骚扰，区内人民如参　
加红军游击队杀无赦等等。　　

　　　　顾狗子实施这个公约，一面安抚农民，另一面建立他个人的独裁，简直成了一个土皇帝。　
他将他家里的大厅布置成为一个公堂，大小事务，概由顾狗子坐堂解决。他家门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