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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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团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子弹，每枝枪平均不到十颗子弹。他想我们今晚应在此间休息，独
立团则去行动，以期掳获一些枪枝子弹补充军械。
我赞成王团长这个建议，并要他画一个行动略图给我看。王团长和在座的长官都很熟悉
这一带的地形，但却不会绘图。我告诉他们学会绘图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行动战略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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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了解他们的行动计划，部队长官的指挥，也不一定会准确。他们于是遵照我的意思画
了略图，画得实在不高明，他们确是第一次学习，官兵们在那里七嘴八舌的纠正偏差，好不
容易才把这张图拟定了。
接着，我告诉他们白军这个连一再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可能建筑了工事，最好能派一位
干探去侦察一下敌军驻地附近的情况。那位瘦小的徐政治部主任，自告奋勇的愿意去，预计
黄昏时可以赶回来报告。他在我们同意之后，就化装去了。不一会，这个原穿着军服的徐政
治部主任，居然惟妙惟肖的化装成一个手提粪箕的拾粪农民。我非常高兴的看着这个“拾粪
农民”的背影，向对面的小坡走去。
午后，我休息了片刻，又更多的了解了这个独立团发展的经过。这个对立团是由农民自
卫军蜕变而来的。鄂豫皖苏区各乡村都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按连营团的编制，每乡至少有
一连，多的有一营；每区多数有一团，还有多于一团的。自卫军的士兵就是各乡村的壮丁，
平时务农，有事时集合行动。这些自卫军统归各县苏维埃政府下的军区指挥部指挥，又名为
“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各区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敌人的少数武装，便由自卫军中的精干分
子装备起来，形成某区的独立连，独立连的士兵于是脱离生产，经常行动；这又名之为“脱
离了生产的地方武装”，也就是由自卫军转化为红军的一种过渡组织。这种独立连通常人数是
足额的，武器最初只有一二十枝步枪，多数无枪的士兵仍携带梭镖作战。步枪逐渐增加的结
果，也就能够单独担任游击的任务。这个黄安独立团，就是由这样的六个独立连编组起来。
那位农民出生的黄安独立团王团长，在他的同伴中，资格算是最老。一九二七年初，他
已是中共党员，当地农协的负责人。武汉分共后，他是高桥区一带率领农民打游击的少数领
袖之一。那时他已是这里唯一的土生土长的游击健将了。他的同伴们都敬佩他，但也有人批
评他“老大”（即自视资格老有些自高自大的意思）。那位徐政治委员被称为“大徐”，而徐政
治部主任则被称为“小徐”；他们都是学生出身，在这一带工作很久，游击战的经验则不算丰
富。团不利参谋文书等人员都是本乡的低级知识分子出身（又的是道士的徒弟，又的读过几年
私塾或小学）。连排班长多数是因战功而提升的，少数则是红军中的战士，因不愿背乡离井乃
留住当地，或因作战受伤，痊愈后便被拍到这里来。
正规红军在鄂豫皖区只有第四军，组织比较健全。地方武装的独立团在组织上则远不如
正规红军，他没有机关枪，这是与正规红军不同的第一点。他没有单独的卫生组织，伤病兵
都得交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处理。他也没有单独的补给组织，全团官兵从来未领过薪饷，只是
按时由当地苏维埃政府，杀猪宰羊，犒赏一顿。全团所需被服鞋袜，也有政府发动农民代为
制办。他们在苏区内驻扎时，由政府供给伙食，到白区行动时，就自行打土豪，解决补给问
题。
到了黄昏，我们的“拾粪农民”回来了。他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一切都侦察清楚了。
他在那连白军驻地附近，拾了满筐的粪，白军就地拉矢，其驻地四周的粪真是多极了。他已
将满筐的粪交给前面一家农户，赢得农民的谢意。他侦知这一连白军都驻在那个山坡上的一
所庙里，庙旁的山冈上筑有一个圆形工事，但没有设置障碍物。通往那个庙的道路，以及构
筑工事附近的情形，他都弄清楚了，沿途民团驻地也没有甚么变动。
王团长根据徐主任所侦知的情况，下达夜袭命令，时间算得十分准确。十时；这个独立团
的第一营，就已集结在团部门前的广场上。我对他们作简短的讲话，嘉许他们的英勇，鼓励
他们努力争取胜利。这个队伍旋即按计划悄悄出发了。我、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以及几个病兵
则留在团部内休息，由留下的几个兵为我们警戒。
翌晨，天将晓，一个从前线归来的传令兵，高声向我们报告胜利的消息，并说王团长带
着队伍，随后就到。不久，得胜归来的王团长向我报告，他们已解决那连白军的大部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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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枪四十余枝，子弹约五千发，俘虏五十余人；除已将所获枪支弹药，由各连分配外，俘虏
经过简单的宣传后，已经释放了。我方仅有几个轻伤，已送往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照料。
王团长等都向我道贺，说这次胜利是我的正确指导所获致的。徐政治委员更说到这次行
动因有徐主任的侦查，没有经过甚么激烈的战斗，就进入了敌人的驻地。除黑暗中逃跑了一
些人以外，敌人概被包围缴械。以前每次行动，多是带着队伍出发，看见情形有利，就干起
来，否则退回来，不免空跑一趟。这次计划准确，因而获得空前的胜利。他们在回途中，检
讨战绩，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我的提示，似不会有这样圆满的结果。
我同样为他们祝贺，并说这是全体官兵和苏区民众一向英勇奋斗的结果。我还向他们说
到下次行动时，要注意缴获敌人的文件，如工作器具等，都要掳获回来。他们赞成我的意见，
也承认他们自己“游击习气”过甚，只注意掳获枪枝子弹，其他就不大主意了。
十日午后，这个得胜的队伍护送我们向北进发。由独立团驻地（苏区的边缘）到高桥的
中心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有三十华里之遥，那是我们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我开始领略苏区
的一般情况。
这一营人装备着新掳获的枪枝子弹（每人平均有三十发了），精神抖擞。在苏区内行进，
不用戒备，可以时行时歇。我这个走坏了脚的“伤兵”，坐在临时用竹竿扎好的轿子里，随同
团部在队伍中间行进。我们胜利的消息，早已夸大的传遍了各处。沿途的农民争着来看我们
所掳获的枪支弹药，和我这个来自中央为他们所称誉的“赛诸葛”的风采。
当地农民与独立团的官兵相处的水乳交融，沿途有不少农民伴着队伍一同走一段路，祝
贺胜利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和独立团官兵的谈话，也是极其亲切，看见我坐在轿子上，他们
有的一位我是被俘的土豪，因而说：“为甚么不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号一条白肥猪！
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农民们听了“中央”
二字，防腐蚀“真命天子”似的，不禁伸伸舌头说：“中央呀！领导我们打胜仗的中央呀！了
不得，我说错了！”
我们的队伍在沿途村庄上休息的时候，农民们兴高采烈的将准备好了的茶水，供给战士
们解渴。村庄上男女老少都围拢来观看，战士们也非常和蔼的告诉他们，我们是新从中央来
的人，特别将他们新缴获的枪枝子弹，夸大一番。这种与农民亲若家人的情趣，是国民党区
域里所看不见的。
这些事使陈昌浩高兴得了不得，他觉得出乎意料的发现了许多奇迹，特别是战士与农民
的亲密关系，军民对中共中央的信仰，军民一致进行游击战争等，为之赞赏不已。他在那里
注意了解实况，也觉得他过去所学的军事知识，许多是不适用的，要从新学习游击战术。后
来他终于担任红四方军政治委员的重要职务，成为灵活敏捷的游击骁将。
下午五时左右，我们到达了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大村庄上宿营。这一营人旋即分散
住到各民房里去了。也有一些战士请假回家，情形显得有些凌乱。王团长曾向我解释，在高
桥区中央，不用戒备，一切可以随便些；各排班纷纷找他们所熟悉的人家去住，但他们都会
集住在大厅里，不会出乱子的。有家在附近的战士，请假回家了，明早必能按时归队。
我们和团部驻扎在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的办事处。这是幢较宽大的房子，门口挂着两块大
招牌，一是“高桥区苏维埃政府”，另一是“中共高桥区区委会”。房子里面除了陈设简单的
办公室和卧房以外，还有一间仓库，里面堆满了农民所捐献的布鞋草鞋袜子之类东西。苏维
埃政府人员，正忙着将这些东西分发给战士们。这些鞋袜大小不一，由各战士选用合适的，
很费时间。当天，政府还宰了三条大猪，安人分配，犒赏全体官兵。一切放哨做饭等等勤务，
概由政府指定本村农民执行，使全体官兵都能充分享受一晚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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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现任中共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他那时担任高桥区中
共区委会的书记兼该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个细长生财的青年人，原系木匠，是一个党龄
较老的能干游击家，他的态度严肃，说话也很谨慎。他向我叙述了高桥区发展的经过，现有
人口的数字，党员团员人数，自卫军、少先队等等组织的概况。这些事我现在自然已记不清
了。
他特别向我说明，高桥区孤悬在鄂豫皖苏区的南端，要经常向四周打游击。如果这个黄
安独立团离开了这个区域，白军和民团就要乘机来侵袭。高桥区各地都布满了放哨的单位，
敌人进袭时，顷刻之间，他们就会知道，于是区委和区苏维埃的人员，都擎起武器（自然多
数是梭镖），携带文件包，上山去了：以免在山上办公，一面指挥作战，还要指挥男女老幼“跑
反”（意即掩护老百姓向敌人不宜到的地方藏躲）。自卫军则在敌人的四周骚扰并乘机反击。
因此，敌人不敢分兵深入，有时他们能缴获敌人少数枪枝，有时也遭到失败，人畜被掳去，
村庄被烧毁。
李先念所说的，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干，后来他被调任红
四军某团的团政治委员。从此，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
一。
十一日清晨，王团长率领这一营人护送我们继续北行。徐政治委员则率领其他人员留驻
高桥区，办理该团官兵所需夏服等类的事。我们当天的行程是八十华里，北行二十五里后，
便出了高桥区境，要通过约五十里的“灰白区”，然后才能到达七里坪苏区边境的一个村苏维
埃宿营。在高桥区内，我沿途所见情形，与昨天所见一样，只是再没有人误认我是土豪了。
那些消息灵通的农民，在我轿子旁边走过时，多向我表示亲切的敬意。
将近走出高桥境以前，王团长命令他的队伍改为备战行军。他向我解释甚么叫“灰白区”，
就是在本质上仍然是白区，不过区内人们不积极反对苏区而已，我们与灰白区的关系大体上
是互不侵犯的。黄安县城离高桥区边境不过五十里，董必武就在这个城里生长，他在城里办
过学校，在地方上很有声望。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农民协会都很
左倾。这个灰白区的一些绅士和知识分子多曾是国民党左派，后来国民党反动了，他们有些
受牵连，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此，这个区域的人们，对“剿共”十分消极。苏区的人也不
在灰白区打土豪，彼此一向相安无事。
王团长表示他对灰白区的情形相当熟悉，白军驻在黄安城内和交通要道的据点上，民团
虽散布各地，但也很难到偏僻的地方来，平常我们的便衣人员可以在晚上安全通过，白天有
几条枪的队伍，也可以去得。只有黄安通河口①的要道是敌人的交通线，我们横过时，要特
别警戒。
我们进到灰白区后，情况显然不同了。在路上见不到老百姓，更没有人为我们准备茶水。
在田野间照常工作的农民，不敢理会我们。我们停留在村庄做饭的时候，村庄中的妇孺，并
不躲避我们，男子则站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近。我们向妇女借用东西，或购买粮食蔬菜，
她们不仅不拒绝，而且态度和善。王团长解释，这里的男子躲开 我们，是怕我们去了后，会
遭到“通匪”的惩罚。
午后，我们的队伍快要横过黄安通河口的大道时，发现大道上有大队敌人正向河口前进，
王团长侦知这是驻在黄安城内白军萧之楚部第四十四师的一旅人，开往河口换防。他征得我
的同意后，开始分散队伍向敌人袭击。我也下了轿子，参加这场战斗。我在苏维埃唯一的一
次坐轿子，至此就结束了。
我们的队伍以排班为单位，分布在一个很广泛的区域内，我和陈昌浩等随着王团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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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也只有十个战士。我们爬到一个山坡上，观察战况。我看见我们的队伍东一堆西一堆，
这里放一两枪，那里放两三枪，向敌人骚扰。这就是被人们称誉的“麻雀战术”。敌人表现的
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