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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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的直接行动，似已无必要了。
蔡和森、罗章龙这些同志，我已好久没见着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和近况；所以我只
有去找陈先生商谈应否接受邀请的问题。陈先生主张我们四个人应前往参加，他自己则不愿
出席。他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显明的盲动错误，我们如果不去出席，只提
出书面意见或表示不合作的态度，都是不妥当的。
我和项英曾先后劝陈先生一同应邀前往，我甚至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
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他回答：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批评如此严厉，足证共产国际
早有牺牲他的决心；他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的。他表示绝不出席第六次大
会，以往他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篇文章，今后还可多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
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
不持反对态度，以后如果要他到莫斯科当一个政治难民，他是可以考虑的。
这样，我便经由邓中夏通知中共中央，接受邀请，并由邓中夏为我办妥所有旅行的手续。
邓中夏这个热心的老友，对我的接受邀请，深感欣奋；对陈先生的拒绝，则耿耿于怀。他曾
要求我再去力劝陈先生，可惜我终无力改变陈先生的决心。而共产国际在六大以后，也再没
有邀请陈先生游俄了。
我在上海八个月的地下生涯，至此告一结束，而再度驰赴遥远的赤都—莫斯科。
①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全文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胡华主编，第一九一
页至第二二三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第九版。
②“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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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同上。
④同上。
⑤这次扩大会议的政治纲纪整饬案是这样的：
（一）谭平山任国府农政部长，脱离党而自由行动，联络邓演达组织第三党，反对中共中央，未得中央
许可，向汪精卫请假，与汪代表陈春圃谈话时攻击本党政策。党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
传第三党，对于清算土豪及没收土地政策尤为反对，应予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受中常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
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
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三）此次前敌委员会犯了重大错误，所有委员一律予以警告。徐光英任汕头公安局长时，压迫工人，
滥行逮捕，而且杀害平民三人，予以一年监视的处分。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标
语，不发动群众，只知道用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湖南省委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汉取消现
任省委资格，彭公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资格取消，并予以半年之监视。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奉
派至湖南改组党部及指导秋收暴动。事实上他就是湖南省党委的中心，所以湖南省党的错误，毛泽东应负重
大责任，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予以罢免。
（四）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全体予以警告。陆沉时任特别委员会的书记，而其主张行动均出
自军事投机的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的工作，应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五）鄂南行动委员会傅国志应予半年的监视。
（六）王若飞指导错误，应予警告。
（七）杨包安取销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
⑥这是我第一次从王一知口中听到罗易门的名。
⑦一九二一七年九月，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执行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职权，另有一部分
中央委员则认为这是破坏党章，足以招致祸乱，提议迅速召开第二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那时李济琛
任特别委员会广东政治分会主席，而张发奎率师返粤，以护党的名义，表示拥护召开第四次全会的主张；同
时采取军事行动，首先将在广州及虎门一带之李济琛的军队包围缴械，再派军分驻肇庆、惠州一带，以阻李
济琛的反攻，李被迫离粤。这就是所谓“护党战争”的经过的大略情形。
⑧关于外国军舰（美舰沙克拉明拖号及英舰莫丽翁号）掩护李福林部攻打长堤一事，一九五一年七月一
日广州《南方日报》所发表的《广州公社史略》一文中，有较详的叙述，可以参阅。
⑨所渭吊线指捕房故意将嫌疑犯人释放出来，再派人暗中跟踪，以便捉拿其他有关的人犯。
⑩我和其他南昌暴动的首脑们，都被南京政府各悬五万元奖金缉捕。 ⑾见陈独秀《告全党党员书》。
第十四篇 在莫斯科
第一章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经大连、哈尔滨，偷渡过满洲里边界，进入苏俄境。在共产国
际所设立的边境接待站里，我办理了必要的旅行手续。全程约两个星期，便从上海到达了莫
斯科。从此，我在莫斯科逗留了两年半，直到一九三一年初，共产国际因为要纠正中共立三
路线的错误，才派我回国。我在这里，仅追述我在莫斯科经历的几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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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达莫斯科后，没有在市内停留，便被带到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的庄园。我记不清
楚这个地方和庄园的名称，只记得离主要交通线相当远，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共产国际选择
了这里给中共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或系为便于保密之故。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
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
农舍，吁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没有图书馆，没有娱乐设备，只设立了一间简单的医
疗室，为我们检查身体。给我检查的那位医生说，我的体格很强健，这使我特别欣慰。这几
年来的艰苦生活，竟没有使我的身体受到折磨，不能不说是最大的幸事。苏方供应我们的伙
食，质量特别好。这是对我们的优待，也意味着苏联在经济上经过新经济政策的恢复时期，
已有相当大的进步了。
我到达较早，以后每天陆续有代表到来，瞿秋白中央的人员，也先后到达了。大会举行
的日期，渐渐逼近，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在大会举行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共产国际主席布
哈林率领共产国际中国部长米夫等和中山大学学生陈绍禹等，共十余人突然来到，布哈林要
求举行一次预备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已经到达的约二十余位代表，便和布哈林
他们共同聚集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开始会谈。室内仅有一张长桌，四周摆了一列椅凳，我们大
家挤在一块，有的坐着，有的只能靠墙站着。
布哈林首先说，请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先发言。瞿秋白陈绍禹等人立即附和着布哈林说：
那就请张国焘同志先发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赞成，并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赞成
我发表批评中央政策的意见，但对任意加我以反共产国际的头衔一点，表示抗议。我于是站
起来发表演说，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花了约三个钟头。布哈林没有再要求第二个人发言，
预备会议就结束了。以后也没有再举行。
我这次演说的全文，自然无法全部记忆，但主要论点，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我从反共产
国际这一点说起，没有否认我对共产国际领导的不满。更进而表示：在我看来，中共领导的
错误，不在于反共产国际，亦不在于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过于倚赖共产国
际。年轻的中共，它的领导者不待说是缺乏经验的。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
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
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
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
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
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
接着我举例证明：一九二三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国民革命是中
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一指示，作出结论，认为一切工作应归国民党，全体中共党员，都应加
入国民党为党员，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
并且预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产生真正的共产党。当时我和其他同志，不同意他的说法，
而且希望中共能获得独立的发展。我因此便被视为反共产国际，并受到中共中央的严重处罚。
可是，马林说了这些话，仅仅四年以后，共产国际另外一位代表罗明那滋，于一九二七年七
月间向我们宣称，中共中央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是它放弃了争取整个革命中的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的见解恰恰与马林的相反，似乎中共已经强大到这么一种程度，即是
只要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就可以在中共领导之下获得胜利。我们又因在没有机会
陈述自己意见的情况之下，被判以反共产国际的罪名，受到谴责和处罚。这两种极端不同的
看法，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不能发现其中的矛盾么？这些都是代表
着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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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而追述国共合作时期的情况，我没有直指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但认为这是
一无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国民党在组织上混成一体，相互间的纠纷必然日甚一日。中共
在国民党内卖气力、做苦工，且被视为不安份。中共并没有掌握军队，因此也说不上能居于
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武汉反蒋时期，我们一直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围攻。中共居于劣势，只
有退让，企图阻止反蒋联盟的分崩离析，稳定武汉的所谓左派政权。这其中最显明的事实是
中共实力不够或者可以说，不自量力，任重道远的担子把雄心壮志的中共压垮了。
当我说到这里，布哈林打断我的话，说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为甚么花许多
时间，旧事重提？我停顿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觉得我既没有直接指斥加入国民党政策的
根本错误，现在也不必直说共产国际的估计错误，因而接着表示八七会议的告党员书，就没
有说到武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这一点。似乎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曾导致革命失败，因
而失败的责任也应由中共中央完全负担。难道这种批评是恰当的么？我继续表示我不否认中
共中央在武汉时期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必须纠正的；但如果纠正不得其当，又会诱
发另一种极端的左倾错误。
我继而检讨南昌暴动的问题，指出这是我们在武汉末期停止让步，转而积极反抗的严正
表现。当时罗明那滋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要我亲自赶赴南昌，阻止暴动
的举行，我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的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旨。后来，南昌暴动因事实上
无法停止，终于发动了。但南昌暴动失败后，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实，指斥我没有坚决领导
南昌暴动，反假传圣旨，予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接着我郑重质问：现在，我要
请问布哈林同志，究竟有无拍发这个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要请问当时在场的瞿秋白同志，
为甚么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我假传圣旨呢？
我又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中央儿戏暴动；把过去一切，不分青红皂白，都当作机会主
义来掩饰种种可笑的行为，反自诩现在的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因此，我讥笑瞿
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动指挥部，只不过是不高明的“暴动编辑部”而已。
接着，我申述对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
暴动，而应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实力。又由于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更不应有轻率冒险
行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的方针恰恰相反，不注重团集革命势力，只图急功，不断
暴动；即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在继续高涨；制定两湖暴动计划，坚持
继续不断的暴动，这简直等于自杀。
我认为争取群众的机会很多。并着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激起了全国性
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央竟认为这种反日运动，会帮助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而采取消极态度。
虽然我和上海的同志曾表示异议，要求中央领导反日的群众运动，但中央仍置之不理；这简
直是放弃争取群众的机会。中央似认为实现土地革命的暴动，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对反日反
帝国主义则不予重视。可是，我要问我们甚么时候取消了这个反帝的根本任务。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