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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3部分

我的回忆-第2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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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笑着说:一切听你指挥。 

    我们放慢了脚步,装着普通旅客模样,先后进入了甲子港,这个海滨市镇,完全是个渔 
港,市镇上尽是鱼产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的渔船,海滩上则晒着各式的渔网。不仅各户门 
楣,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多数妇女们,从头至脚,也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品。这个镇上, 
没有民团,也没有警察,除了有些大鱼贩操纵市场外,似是一个无人管理的世外桃源。我们 
四个奇异的客人,依照向导的话,走进了一间海边的店铺,看着正在那儿和店老板谈话的向 
导的眼色,坐在一条长凳上,像普通的顾客一般。随即由那位向导引我们到店铺后进的楼上, 
他向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吧!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愿留你们在此过夜。他即将送茶 
饭来,你们不要下楼。我去找船,船找好后,你们就上船去。 

    我们四人并未完全遵从向导的嘱咐守在楼上,饭后,我们单独的去市镇上溜达,曾看见 
那位向导正和渔船上的人在饮茶谈天,一会又蹲在沙滩上和另一些渔人交头接耳,近黄昏的 
时候,向导回来了,他说: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一百大洋,午夜开船,直驶香港。他表示, 
他对于渔船的情形,并不清楚,还要去继续打听。我们这些急于要逃走的人,不管许多,就 
将一百元船资派人随同向导去交给那位船主,并催他赶速准备启程。 

    天黑时,我们四人更是毫无顾虑的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的跑来对我们说: 
我找错了船,那是一只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 
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轻声说:你们看!这面的都 
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我们立即决定请他另雇一只渔船。不一会船雇好了,但向导坚要去向那海盗船的老板, 
讨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们不愿他这么做,我们要他催促新雇的渔船,准备一切,尽 
早开行。并要他故意去和海盗船老板攀谈,说我们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盗不 
知道我们的实情。我们还嘱咐向导为他的安全计,最好他明早离开这里,那一百元丢了就算 
了。这样安排之后,我们便在十时左右,踏上了那只新雇的渔船,船伕解缆,驶向香港。 

    其他同志们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不少逃难的同志,也是经甲子港 
逃往香港,再转各地。我军因被敌人沿途截击,并衔尾追逐;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 
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了。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郭沫若、 
恽代英、林祖涵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 
南昌暴动,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说过的,被隔离在三河坝的朱 
德部,还在那里继续挣扎;这也可以说,是南昌暴动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没有被扑灭的火种了。 

   ①南下广东的路线曾有两种主张,甲、由鞍东抚州瑞金线入东江,即暴动军所采用的路线。乙、由樟树 

吉州赣州线,即系沿翰江的大路,周逸群曾有此主张。见一九六四年英文中国季刊第二期C.Martin Wilbur 

所作《The Ashes of Defeat》文中之周逸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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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郭亮陈荫林等两湖农运工作人员曾有此主张,当时他们的声音显得不够响亮,故也没有见于文件的记 

录中。   

   ③据《蔡廷锴自传》(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香港自由旬刊社出版,上册第二二〇页)叙述此一事件时,仅 

谓将范孟声等共产党员,给资遣散。但范孟声从此即告失踪,亦属事实,究竟那一说法确实,作者也无从证 

明。   

   ④所谓 AB 团是那时国民党在江西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秘密小组织,由蒋介石所委派的整理江西省党务特 

派员殷锡朋所领导,据曾参加此秘密组织的人说,那时为了团结在江西的反共人士,殷锡朋发起组织所谓A 

团和B团,凡是资望地位高的编入A团,一般人则编入B团,其A B二字母并无特殊之意义。不过这个团体 

以反共产主义为宗旨,所以后来人们就把 AB 二字母,解释为 Anti…Bolsheviks 的缩写。至于彭述之在《向 

导》周刊第一百九十期上所发表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中所说殷锡朋“在江西国民党内已经组织了 

一个小小的秘密团体,有党纲有章程,名字叫SM呀!”是否即AB团的别称,抑在AB团之外尚有所谓SM团, 

则不得而知了。   

    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我返回上海,渡过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是一段 
够苦闷的日子。我为中共的挫折而伤感,也为我个人所受处罚而不平。我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我爱党,也许是逾于别人的;我不得不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我又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捕, 
任何活动都受到限制,因此,心绪和生活都极不安。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赴莫斯 
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的生活情趣,才开始有了改变。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晚间,我们乘着一艘渔船,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香港进发,一路 
倒也风平浪静。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两个助手,是他的子侄辈, 
为人也很诚实。他们殷勤的招待我们;有时,途中偶然发现可疑的船只在远处航行,船主便 
立即请我们卧在舱里,免得暴露目标。 

    可是,这艘渔船很小,舱内除了铺着的粗糙木板,作为我们的卧处以外,别无任何设备; 
而舱房不过三英尺高,我们睡在里面,起卧稍不留神,头就可能碰着舱面。此外,由于思潮 
起伏不定,以及海浪打击船板声响的骚扰,我虽很疲倦,也没有好好安睡过。因此,我这次 
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 

    我们在船中计议如何脱离险境,到了香港怎样办,到了上海又如何等等问题。我们叹息 
自己的处境,按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老话,认为我们现时既不能成“王”也不能 
成“寇”。因为,我们脱离了部队,也就不成其为“寇”了。我们自比于“丧家之犬”,这对 
失去了一切的我们,似是切合的。 

    第三天的清晨,渔船进入了香港的鲤鱼门,到了铜锣湾海面,我们就在那里登陆了。在 
香港人的眼中,我们也许是几个怪物,我们几天没有修面,身上穿的,还是流沙乡下所换上 
的粗白布衣裤,染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是又破又脏的草帽,脚上穿的是经 
过长途跋涉的黄布鞋。但走起路来,个个倒也显得神气十足,我们在街上买了许多份当天的 
报纸,这是我们两个多月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边走边看,忘其所以。我们的形状曾引起 
沿途人们的注意,他们一定都在那里推测:“这是从汕头败下来的军官。” 

    我们走进了著名的大东酒店,选了一间大房间。茶房们看见我们这些形同乞丐的乡下人, 
而却又派头十足,不说甚么,笑了一笑,就要我们付房金。我们这几个穷光蛋,在甲子港付 
了双倍的船资,还有一路上的其他花费,囊中所剩已少得可怜了。我们四人都各将所有的钱 
凑拢来,付了两元多的房金,剩下的只够坐坐车子,连一天的饭费也不足了。我们于是将草 
帽、报纸和少得不足道的零碎东西,都留在房间内,就到街上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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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昌和×××去找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交通站。这是需要几番转接才能找得到的。我和李 
立三则去找那位曾任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华侨出身的彭泽民。他是与我们友好的国民党 
左派,在武汉分共时,他潜回香港,重操商业。在中环一间颇大的铺面里,我们果然会见了 
彭泽民。他那时忙着和一些穿着西服,状似华侨的人物交谈,似乎适逢是生意很忙的时候, 
他看见我们这两位奇怪的客人,显然有点惊慌,不知和我们如何招呼才好。我们看见这种情 
形,坐了一下,也就离开店铺。彭随即陪我们走出来,问明了我们的地址,答应和我们打通 
关系,帮助我们离开香港,并在他袋中掏出仅有的十几元港纸,交给我们。这是我们那时最 
需要的东西,便欣然接受,和他告别了。 

    有了使彭泽民受窘的经验,我们再不好去找其他的人了。事实上,也很少可靠的朋友可 
找,因而我们在街头上走来走去的选购一些廉价的衣物鞋袜必需品,然后理发和洗澡,从汕 
头所带来的一切土气,似是一扫面光了。贺昌他们也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交通机构,但要在 
旅馆等候负责连络的人员来见面。他们也同样找牙未点钱,买了一些应用杂物,改变了原来 
的怪形状。 

    我们在旅馆,一面等候来找我们的人,一面想享受一次多日没有过的安睡,在晚上九时 
左右便就寝了。十二时左右,有人来敲我们的房门,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 
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到了。他急促的向我们说:快走,一刻也不要耽搁。据广州方面的 
确实消息,广州国民党当局已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公安局长吴铁城,即将亲自带人 
来香港,会同这里的差馆,捉拿你们并要求引渡。我们听了他的话,连忙收拾必要的东西, 
跟着那位负责人,走出了旅馆。我在想:让吴铁城将我们那些旧衣服破草帽搜捕去吧! 

    我们由他带领着,在街上先先后后的转弯抹角走了一阵,觉得没有跟踪的人,才直奔一 
条倾斜的横街,进到一所房屋助楼上。这层楼有一间房子,是中共的交通接待机构,其余的 
房子则住着普通人家。我们走进房子,看见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也有从汕头来的。我 
们的到来,使这间房子更拥挤不堪。那位交通负责人吩咐我们,不要高声讲话,如果愿意打 
牌赌钱,倒有掩护的作用。 

    接着,他低声的向我们解释他没有很快的来找我们的种种理由,并且说明他没有耽搁时 
间。他责备我们,象我们这样的形相,不应该住大东酒店。不是他来得快,今晚准定要出岔 
子。他并说现在一切情形都不同了,再不是武汉时期的情形;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都不 
知道变成甚么样子;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立即设法躲避,不可贸然打招呼;稍一不慎,就 
可能有被陷害的危险。 

    这位交通负责人对我们的这一番训诫,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视而笑,认为小伙子居然教训 
起前辈来了。原来这位交通负责人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与贺昌具有同样的少年气 
盛的气概,又是八七会议以后的新人物,显得神气十足似的。我们挤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 
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过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负责人的安排,我们都无言的分手了。他将我安排在一间小 
旅馆的小房间内,给了我一笔必需的旅费,替我购置了一些应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买给我的物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但是并没有东西可以填满这只箱子;我乃临时买了一条 
棉絮,将它塞满,以壮行色。当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种避免人们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 
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三个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轮船的统舱内,听到一个我所熟悉的谈话声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觉。这是一个 
三层的高铺位,我静静的躺在那里,以免被人发觉。开船以后,我才证实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我的老友朱宝庭。他是宁波籍的老海员,有名的“朱缺嘴”(嘴唇缺了一块,因而有此 
绰号)。他交游甚广,这条船上的海员,多数是他的朋友。他喜欢喝酒,往往终日在醉乡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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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声谈笑。那时,他也是这个统舱中的乘客,搭这艘船到上海去。与他交谈来往的人,川 
流不息。 

    我考虑到:朱宝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员工会领导人之一。这时他竟毫无顾忌 
的在那里大声谈笑,是否他已经变了呢?即使他没有变;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会遇 
到其他认识我的海员;或者这位“朱缺嘴”酒醉了,乱说一阵,岂不要将我的身份暴露吗了 
因此,我决定避不和他见面。同在一个统舱内,这很不容易做到。于是,我只得装晕船有病, 
老躺在铺上不下来;只有当“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统舱内时,才下来走走。这样,我算领略 
了那种无病装病的痛苦滋味;而终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于一种苦思焦虑的状态之中。 

    这样过了三天,我居然没有被“朱缺嘴”发觉,顺利的到达了上海。其实,那时“朱缺 
嘴”还是一个忠实的同志,我沿途的顾虑和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多余的。 

    我到上海后,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联络上了,我也开始领略到“四一二”上海清党以后 
的那种恐怖滋味。李立三这时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 
妆,显然是比我要阔绰些,他装扮成一个富商的姿态,也有点像一个花花公子。我们当时在 
李维汉(任瞿秋白中央组织部长)的住所内会见,谈论我们如何住下来的问题;又重新听了 
一遍由李维汉告诉我们应注意的种种保密事项。 

    李维汉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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