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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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行动策略更是紧逼的问题，当时张发奎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
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
汉南京两方，都可迅速集结其他部队入赣增援，对付我军。根据这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南昌
处在四面受敌之中，显然不易立足。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南下占领广东东江一带
地区①，以潮汕为据点，再行统一广东，出师北伐；一是主张西向进攻湖南②配合湖南的农
军，占领一部分地区，以为根据，再图大举。贺龙对于第二种主张很感兴趣，因为湘西一带，
原是他的老巢。但讨论的结果，大多数赞成南下的主张。理由是东江一带防务空虚，易于占
领，且不至四面受敌，东江的农民运动，早有基础，力量易于扩张，又因占领汕头海口，可
望获得苏联的接济。当时大多数人不愿往湖南，对于苏维埃，打游击，土地革命等等，还是
疑虑多端。毛泽东自愿到湖南去，也是挺而走险，当初也曾企图带着农民武装赶来南昌，参
加暴动，只因时间上来不及而作罢。
如何扩充军事实力，也是煞费脑筋的问题。贺龙的第二十军战斗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
师师长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每师虽有三个团，但人数并不足额，枪支更陈旧不堪。
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师，那时还只有一个团人。所以第二十军急须加以充实。叶挺的第二十四
师和周士第所带的七十三团（原系独立团）是这次暴动中的主力。中共当时决定再成立一团，
与独立团合并，编为第二十五师，再加上蔡廷锴的第十师，合并成为十一军，由叶挺、蔡廷
锴任正副军长。当时驻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他接替陈铭枢的职位），对于南昌暴
动，原采取中立态度，经中共极力拉拢，他才表示附和。朱德原任杨森军的党代表，在杨森
背叛武汉时，离开杨部来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为教导团团长。后来朱培德遣送
共产党员出境，朱德仍以与朱培德等同系云南部队出身的老关系留任原职，并未被认为共产
党员而遭遣送。这时中共特别抬出朱德来，给他以一个第九军军长的名义，希望他能影响并
转变朱培德的部队，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力量。
根据这种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也就形成了。任委员长的谭
平山，算是对内对外的领袖，吴玉章以秘书长的资格，组织了一个秘书处，为革命委员会的
办事机关。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的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
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外，设
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
建立各地方政权等任务。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委
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
长。这些组织的性质，是党政军一元化的。既杂有一点国民政府的成规，也渗有中共的特殊
作风。
革命委员会的政纲，大体还保存着北伐初期的色彩。其中最特殊之点，是规定没收二百
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这种规定，虽然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
田”的口号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开宣布没收土地的第一声。再则，规定经过选举
的方式，成立乡村政权，在这种选举中，工农团体自然是其中的骨干。此外，关于反对帝国
主义和军阀，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项，都和过去国民党的政纲没有多大出入。
革命委员会略具规模，还没有来得及大事宣传，就不得不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离开南
昌。军队之向南移动，对内对外，都引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许多人感觉到，中共的军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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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逃难。武汉的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区组织与工农团体，停止响应南昌暴动，前敌委员
会对两湖各地工农的配合行动，已失去了指望。即对在平江暴动的余洒度部，也认为时间上
来不及命令他们赶到南昌与大队会合，只有通知他们就地行动，后来这一部分军力就成为毛
泽东所组织的湖南工农红军的基干部队。
八月五日，这一支暴动军，护卫着革命委员会的庞大组织，经由赣东的抚州、瑞金等地，
向广东的潮汕进发。这支军队，除了打着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以外，可以说与其他的国民革命
军没有显著的分别。一般士气反不如北伐初期那末旺盛。溽暑行军，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
大批民伕，而民伕又征不到，于是沿途拉佚和兵伏逃跑的事，不断发生。中共的干部们，是
在那里第一次学习军事行动。
第一天的行军情况，特别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九十华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
部，脚板上都瘇起了水泡。要人们要坐轿子，轿伕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
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用的东西，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都成了极重
的负担，似乎几两重的心爱的物件，这时都成了千斤坠。因此，在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决定
把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漂亮的衣物，堆积得象一座五颜六色的小山
一样，引火焚毁，以示决心。这可算是中共“无产阶级化”的一次表现。可是，有些人对着
那一堆余烬残灰，也不免叹息着说：我们为甚么这么傻呢？为甚么不将这些衣物分赠给当地
的老百姓呢？然而，当时的中共，只是想到那里便做到那里，我们老是在“上当中学乖”。这
件小事，也许就是我们的一个实地写照。
从李家渡到抚州的途中，周恩来等候在路旁，与我会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懊丧的说：
据一位逃出来的同志报告，行进到进贤的第十师蔡廷锴，业已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蔡
廷锴在进贤借集合干部训话为名，将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其他中共同志三十余人，一律扣留
杀害，其余同志数十人，也下落不明③。现在只逃回来一个同志。似此，我们在第十师中的
基础，已完全被毁了。
周恩来接着以引咎的语调向我说：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应完全负责。他的这种表
示是有原因的。当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向南昌集中的时候，叶挺师担任前锋，蔡廷锴师跟进。
南昌暴动之夜，蔡师全部驻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赶来南昌，蔡于八月一日才赶到南
昌，是由我与周恩来叶挺三人和他在叶挺师部接谈的。蔡初到叶挺师部时，大概因没有参预
这次暴动的密谋，神色显得有点慌张，我因与蔡不熟，一直没有多发言。只由恩来对他说了
一篇南昌暴动的大道理，叶挺也以老战友的资格，从旁向他说：高佬！就这么干吧！蔡低头
踌躇一下之后，即表示一切愿听指挥。这一幕过后，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
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因
此委蔡为参谋团的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左翼总指挥，并且命令他单独循进贤一路南下，
即对范孟声等同志，周只嘱咐他们听从蔡廷锴的指挥，并没有要他们提高警觉。如今，蔡竟
叛变了，而且范孟声等同志又因而被害，周对于自己事先的疏于防范，当然有内疚之感。
我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意见之后，心中难过，踌躇了一阵才对他说：现在事已至此，是
无法挽救的了。看来，蔡廷锴拖着队伍往东走，还没有与我们敌对的意思，他既怀异心，即
使和我们一同到了东江，在紧要关头再来一个拆台，岂不更糟。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处理，
显然是太大意了。应当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件事如果公布出来，将会动摇军心，还不如
不公布的好。在此紧急时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还是咬紧牙根
的干下去吧！周恩来听了我的话，似乎有多种感触而不得不表示继续勉为其难。不过，我们
也就失去了最有战斗力的一师了。
我军失去蔡廷锴师之后，连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在内，人数不过二万五千人左右，枪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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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万三千支。我们行军所经过的赣东地区，中共的地方工作还很薄弱，军队又缺少现金来
购办粮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已预先奉到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沿途的人民，
多数藏躲起来，避免兵灾。因此，地方民众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权工作，都无法进行。而且，
不得不沿途向大户征发粮食，这样，军纪自然也就随着堕落下去，军队中落伍的，患疟疾的，
逐日的增加，这种种困难，都非一时所能克服。
朱德所统率的所谓第九军，是一支特别的队伍。朱德在暴动后曾担任南昌公安局长，从
南昌出发的时候，他的第九军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包括第三军教导团的一部（大都已逃亡），
南昌市的一部分警察，和他从南昌各机关临时所收集的武装与非武装的人员，此外还有一些
运输伕。因为朱德对江西情形较熟悉，同行的各机构各部队，都向他要运输伕，因此第九军
老是被派去担任打前站与征发粮食民伕等杂务工作。他的部队，逃亡的最多，到达抚州的时
候，所剩余的员兵，已不过三四百人，到达瑞金时，只剩下一百多人了。不几天，这一百多
人就被改编到其他部队中去，所谓第九军这一番号，从此便不存在了。我是经常与朱德保持
接触的，他那时对于他的所谓第九军，老是愁眉不展，认为毫无办法。
八月二十日左右，我军在会昌与敌军钱大钧师发生激战，结果，钱部败退筠门岭。当我
们行进到瑞金的壬田市时，即与钱部先行部队遭遇接触，我军迅即攻击前进占领瑞金城，积
极备战。据当时所知的敌情，除钱大钧师集结在瑞金以南九十华里之会昌外，敌军黄绍雄部，
还在寻邬一带地区，距会昌尚远。他们都负有阻击我军南移的任务。因决定以各个击破的策
略，先行打击钱大钧部。
这一战役，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参谋长刘伯诚第一次表现他的军事天才。他的作战计
划是由贺龙的二十军任正面，叶挺的第十一军，由右翼施行侧面包抄。但他却曾发生一个时
间上不准确的失算。瑞金距会昌沿正面的大路行进，只九十华里，沿右翼的小路抄近，预计
为一百一十里。因为小路的里程计算不精确，实际超过一百五十里，因此，当贺龙部的周逸
群师正面与敌军恶战而败退下来，任总预备队的贺部第一第二两师，不得不增援卷入战斗的
时候，右翼的包抄部队，竟还没有赶到战斗阵地。敌军因为在抑制了贺龙部之后，抽调正面
部队以加强左翼力量，经过叶挺部竟日的恶战，才在会昌城附近将钱部击溃并占领会昌城，
钱部乃狼狈败退会昌南面九十华里的筠门岭。我方也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追击。
参加这次战役的陈赓，曾向我描述这一战役的经过。陈赓那时任参谋团的参谋，他曾向
我指出，叶挺的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部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
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
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
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那边骂这边：
“中共为甚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
面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
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
陈赓讲述了这些经过之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看来，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竟使许多老
战友对杀起来。钱部那些黄埔同学，在战场上作战的那种坚决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
了，加上国共之间无法破除的成见，我们如果要获得胜利，专凭硬打还是不够的。他的这种
描述和感慨，可以说是国共第一次战争的真实写照。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他本人与中共合作，没有发生过甚么破
绽。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
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伕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
吃大喝一顿，他自己与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和叶挺等，没有深厚的交谊，他的第一师长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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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是他的兄弟，第二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都是他干土匪时的老部属。贺龙的部
队，纪律不好，有点土匪的作风，与叶挺的第十一军相处得不算融洽。第十一军的官兵们，
暗中常要骂他们一两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们，一面对贺龙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的不够圆满而发
生甚么事故。甚至有人这么说：要注意啊！如果情势不好，贺龙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队干他原
有生涯的呵！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