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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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利益与孙中山的根本主义和政策。”因而郑重声明中共“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的广
大民众利益而奋斗，对于国民党中央现在这种政策绝对不负责任。”
中共发表这个宣言的另一原因，也是由于共产国际曾责备过谭平山的辞呈未能表达中共
的真正意向；所以发表这一宣言，以资补救。其实，这个宣言所起的实际作用，只是提早了
国共全面破裂的到来。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集中央全会，讨论分共，同时通过制裁中共党员
违反国民党主义之言论和行动。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⑨。指六月一日共产国际
的电令“不含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之危害。”并谓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和中共在七月十三
日发表的宣言是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十八日宋庆龄宣言，反对武汉排斥中共的举动，
认为违反孙总理的主义与政策，声明不负联带责任；宋的这种表示，对于以后中国政局的发
展，也许不无作用，但当时却未发生缓和分共的效果。
接着，国共分裂之幕，便由汪精卫揭开了。二十三日，武汉国民党发表政治委员会之决
议案：（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
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
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
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二十四日，汪精卫复电冯玉祥，大意是“中共与鲍罗庭已
加处置，愿意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
这一连串的事实，是以郑州会议为发展的关键，国共关系趋于全面破裂的主要经过，也
是汪精卫投靠蒋介石，武汉左派政权丧失其存在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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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国民党分共的剧变中，中共内部受了沉重打击，顿呈分崩离析之状，几频瓦解。
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被鲁易向汪精卫公开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事态严重，不愿内
部稍有参差，无论事之大小，概遵共产国际之指示进行。但我们又都是各有所见的人物，在
国际的约束之下，殊不无郁抑难伸的痛苦；于是，有人消极失望，有人积极挣扎，有人另找
出路等等，都表现出来了。
在国共关系频于破裂的关头，共产国际却一直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六月二十日，中共
中央所发表的声明，只说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并未提到退出国民党的事。七月初，
中共党员实行退出国民政府时，共产国际还是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但对于万一国民党径
行分共，中共应如何应付，则并未有任何指示。共产国际为甚么要如此？是要中共伙同一些
剩余的左派打着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旗帜，反对汪精卫等叛徒？抑或是要中共付出更多的让步
代价，以阻止汪精卫的分共行动？亦从未加以说明。
我们觉得共产国际这些指示，其用意是要中共不计成败留在国民党内，使汪精卫等不便
立即分共。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单相思，汪精卫决不会因此而罢手。我们中有人觉得共产国际
要中共这样做，是为了使苏俄人不致完全退出中国，避免苏俄的国际地位更加恶化，此一目
的即使办不到，也不要使那些俄顾问不能够安全回国。由这种推测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主
要是在为苏俄的处境着想，而不是单纯为着中共前途的利益着想。
当中共中央不得已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宣言的时候，我们都预感到暴风雨即将降临。汪精
卫那时虽已放任那些反动军官，到处摧残中共和工农团体，但他口头上的调子，还是“和平
分共”。中共现在发表这个反抗的表示，汪很可能立即改采公开的压迫手段。因此，我们采取
紧急步骤，使中共中央组织能安全的转到地下去。至于此后应当采取何种方针的问题，在中
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庭已不肯贸然有所主张，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傍徨。
七月十三日晚，鲍罗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了。他们这次的行动，我事先不知
道；他们似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鲍的寓所，见着铁罗里，才知道鲍罗庭
和瞿秋白已经走了。这时铁罗里正为鲍罗庭收拾各种文件，结束这个顾问办事处。铁罗里原
是我很熟识的，他一直任总政治部邓演达的顾问，也是鲍罗庭和加仑将军的主要助手；因此，
在此紧急时期，他能为鲍罗庭料理未了事务。
铁罗里是个富有文人气质的军人，这时也显得有些意乱心烦，六神无主了。他以急躁的
口吻说到他个人的看法，他主张现在应该拥护邓演达做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公开反对出卖革
命的汪精卫。我告以我已好几天没见着邓演达了，据说他要离开武汉；因此，我觉得他此时
似不会挺身出来硬干。我还说明从策略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转入地下，能影响第四军的，已
不是邓演达，而是汪精卫；如果我们立即公开反汪，不仅我们的安全有问题，在第四军中的
中共党员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击。
铁罗里听了我们的话，很不耐烦，竟质问我：“你还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得向他
解释：邓演达是我们公认的一个有作为的左派人物，汪精卫也是我们所共同唾弃的。现在的
问题是奋斗的步骤，换句话说，是中共独立的干，还是拥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来干的问题。
但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邓演达愿不愿出面硬干，有没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和我们一同奋斗，中
共总是要继续奋斗的。铁罗里这才没有话说了。但他的这种表示对我当时的情绪，确是相当
重大的刺激。我在设想：我们已往这一段披荆斩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观和
客观的因素，而致失败；难道领导我们的莫斯科，会将这一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套在我们
的头上吗？我有些怅惘！
鲍罗庭的匆促离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响武汉的政局，要去办理返国的各种手续；似也
是有意避开国共分家的风潮。与鲍关系最密切的瞿秋白，是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养，而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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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往庐山。但人们总觉得他在紧急关头，不辞而去，不免有逃避责任之嫌。后来事实证明，
他主要是与鲍罗庭计议今后中共领导的改组问题。
鲍罗庭在鲁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后，对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显得奉命唯谨。他在这一段时
间里，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来阻挡汪精卫等的分共行为。
他也明知这时要邓演达等取汪精卫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许不惜再
来一次冒险，所以他联络宋邓陈等的目的还是偏于消极性的。他显得心情苦闷，没有已往放
言高论的豪气。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一时中断了。
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和铁罗里分手以
后，曾去看陈先生，也已找不着了。他的秘书任同志（恕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告诉我，陈
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联络。这种曲终人散的景况，使我难过万分。我曾愤慨的说：
“难道中共就这样散伙了吗？我是绝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
他的书记职务⑩。据任同志告诉我，陈先生认为国共分裂已使国民革命完蛋；共产国际一直
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他个人合力交悴，只得引咎辞职，希望我和其他的同
志继续奋斗下去。我曾托任同志转告陈先生，在这危急关头，他采取消极态度，是十分不宜
的。
我们觉得陈先生这种行动，无异是临阵脱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
们讨论发表那个十一点声明的时候，陈先生即提出了中共党员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
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庭曾表示他个人非常赞成，但恐共产国际不会允许。瞿秋白根据鲍
的这种看法，表示与其自动退出，不如让国民党开除我们⑾。因此，陈先生的主张，虽能代
表我和多数中共同志的想法，但仍不能贯彻。
中共自动退出国民党，应采何种方针，从未详加讨论。陈先生所提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并非与托洛斯基一样论调，要中共径行组织苏维埃；也不等于说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国民
革命。那个时候，也没有改采党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鉴于国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
己作有步骤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动的地步，不致完全听人宰割。
从陈先生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表示看来，在七月十三日前后，他的苦恼已达顶点⑿。他鉴
于国民党那些所谓左倾的军政领袖，一个接一个的反起共来；工农群众和同志们大批的被杀
害了；中共内部意见的分歧，愈演愈烈；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以期集中
国民革命力量这一错误政策所酿成。现在中共在忍受许多屈辱以后，除了发表一个宣言泄泄
积愤以外，并无实际办法来挽救被摧残的厄运。这无疑的使他觉得中国革命是完了，中共是
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因而他个人只有出之于让贤的一途了。
当陈独秀、瞿秋白、鲍罗庭等几乎同时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觉得责无旁贷的
应该支撑这个危局。我召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举行政治局会议。我沉痛的宣
称：在此生死关头，让那些不能支撑的人们去休息一下；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即使共产国际
没有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或者不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独立干下去。我的
这些话激起了所有参加者的同感。我们立即决定：中央政治局暂时移到武昌办公，因为武昌
是左倾的第四军的防地，办理紧急疏散。当时我们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级组织加速转入地下，
加紧党员的撤离工作，将群集在武汉的同志们分别派到各地去，掌握工农力量，准备对抗国
民党的反动压迫。
当时武汉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会议以后，蒋介石一面经由冯玉祥向武汉施压力，一
面从南京调集部队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决武汉的姿态。汪精卫面对这种形势，除了锐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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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以外，又为了维护自身在国民党内的法统地位，乃高唱东征讨蒋。因此，武汉的军队向长
江下游移动，第四军（包括叶挺部）任讨蒋军的江右军，正向南昌集中。武汉各军执行汪精
卫所标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宽严不一的。唐生智部属多用残酷手段反共，第三军朱培德
实行“欢送共产党员出境”，第二六两军表示不危害中共党员的安全，至于第四军则有保护中
共党员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汉分共，使国共两党内部发生更显著的分化。汪精卫企图瓦解中共：用
和平分共的调子来发挥分化中共的作用。国民党左派多与汪精卫同调，他们利用平日与中共
党员的友谊关系，极力劝诱中共党员脱离中共，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左派中也有少数人
觉得抛弃总理遗教，实行分共，究竟是不利于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极失望，其中甚至有愿意
以个人身份仍与中共继续合作革命者。至于中共方面，中央的领导既已动摇，于是有些竟员
就显得惶惶无主，有消极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国民党者。
然而中共究竟是经过锻炼的。多数党员，尤其是党中的骨干分子，不会在压力之下低头。
他们鄙视汪精卫的行径，斥之为出卖革命的伪君子。他们早己不满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埋怨
中共中央的无能，他们是真诚的革命者，以能为国民革命卖过一番气力而自傲，也为吃力不
讨好而自伤。他们并没有气馁，不少的人还要求不计成败，必须硬干一番。我和周恩来等当
时之所以能够在组织业已支离破碎之际，置安危成败于度外，继续奋斗，维持中共中央的命
脉，也就是受着这种精神鼓励所致。后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是渊源于这种硬干的精神。
我们策划如何继续革命的方法。武汉的工人运动是被摧毁了，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
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和土
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
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
我们很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干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
暂时移到武昌办公的中井中央，因人手的分散，显得相当零落。实际主持工作只有我和
周恩来两人。蔡和森是病了，不能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李立三、谭平山、林
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先后到南昌去了。大批的中共党员乃至一些仍与中共合作
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是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潜伏工作；有的
是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我们的工作紧张而繁重，困难重重。当时经费缺乏，我们在忙着督促那些在政府任职务
的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