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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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在北伐军光复武汉以后，他的代表即奔走于宁汉一带，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
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这自然
大大增加了蒋的声势。而且阎锡山在冯玉祥看来，是一个最具实力的邻舍，如果他与他的邻
舍唱起反调，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冯玉祥在未出潼关以前，并未表明他的态度，他在武汉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视同仁的
进行联系。他在武汉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鸣钟。当时熊斌在武汉就向人表示过：
“我们同南京要甚么有甚么，可是向武汉要甚么就没有甚么。”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蒋能供给冯
所需要的金钱，而武汉则无力供应。
冯玉祥在出潼关以后，口里喊的间或仍有“共产国际万岁！”的口号，但实际上则已倾向
于反共了。他曾到过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难中直接得到了苏俄的实际帮助；这自然是为了实
现他个人抱负之故。但时移势易，他又觉得苏俄的帮助，不仅已非必要，且将因此对外受到
打击，对内自讨苦吃。抛弃革命理想，改弦更张，是现实主义者必然的归趋。在这一点上，
蒋介石是先进，他和汪精卫不过步其后尘罢了。
河南战役胜利之后，武汉政府要人们与冯玉祥约定于六月十日在郑州举行会议。会议结
果又促进了武汉的分共。汪精卫的反共理论与冯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这次会议上汇成一股
洪流，冲垮了国共合作。再由冯玉祥与蒋介石接触，形成了宁汉合流的趋势。那时，中共中
央鉴于形势险恶，对郑州会议已不感乐观。汪精卫等人的趋向已经显明了；冯玉祥的动向如
何则还没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
准我到郑州去、我说明：“我的任务是到河南去布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组织能在地下生存，
并设法查明郑州会议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响郑州会议，不致过分损及我们。”政治局
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不妨一试。
六月八日，我搭上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为我特备的专车。京汉路当时受着战火的破坏，沿
途阻碍甚多。但我因与京汉路工人们是“二七”罢工的老战友，得着他们的特别协助，以较
快的速度，于九日下午到达了郑州。铁路工人们预先借妥陇海路的办公大楼，作我的临时行
馆，并为我布置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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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车和冯玉祥的重要将领所乘由洛阳来的列车，同时到达郑州车站。在只有一张长
台子的郑州车站的大厅中，张之江、鹿钟麟、孙良诚、韩复渠等十余将领都围着坐在这张台
子上，从武汉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冯部将领中有人说到：“咱们总司令真有办法，你瞧，我
们在西北受够了苦，现在又到了郑州，看来，准可打到北京过年！”也有人特别向我提到冯总
司令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遵行孙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和服从武汉政府。看来，他们似还不
知道冯玉祥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
我在行馆里，忙着设法找寻中共郑州组织负责人，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快我就见到中共
河南区委中新由洛阳来的同志。他转来刘伯坚同志（那时任冯的政治部主任）的口信；大致
是说，冯玉祥对武汉的态度不好，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并说到冯玉祥禁止他的部属（包括
刘伯坚等人）对外作任何单独活动。因此，刘伯坚等不便与中共河南组织经常接触，托他将
这些情形转告汉口中共中央。
刘伯坚的情报证明情势已十分不妙了。我估计如果我径去访问向未谋面的冯玉样，不会
有甚么好结果。如果我去找刘伯坚邓小平（任冯的政治部副主任），对他们又有不便。我乃设
法托人转告加仑邓演达等人，要他们和我联系。
十日上午，我访问汪精卫，适逢来郑州参加会议的谭延辏锟频热嗽谧Ｌ匪锟醇医�
来，就托故走开了，这也表示出当时国共人士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点不自然。汪精卫仍是客
客气气的接待我；他告诉我冯玉祥尚在从洛阳来郑州的途中，他们准备到车站去接他。
我径向汪说明我的来意，指出郑州会议关系党国安危和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我主张极力
争取冯玉祥对武汉的支持，否则前途将不堪设想。至于武汉内部问题如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
都是可以获得适当解决的，似不必多所顾虑。如果冯有甚么要求，我们应当适当的满足他。
希望汪能作有力的发言，使冯玉祥明白支持武汉政府的正统；其方式，可由郑州会议发表文
告，或者由汪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请冯到武汉参加；表示他支持武汉政府的诚意。
汪对我的提议表面上热烈赞成，尤其是关于争取冯玉祥的支持一点。我向他重新保证中
共支持武汉政府，他似也颇感兴趣。不过他的措词有些地方模棱两可；他不敢相信冯会支持
武汉，曾说到不少俄顾问长期在冯左右，应该可以影响冯的态度；假若俄顾问不能影响冯，
那就表示冯已另有打算，他再多说些话，恐怕也是徒然。但他明白答应我，他还是愿意试试，
并允将我的意见与谭孙等人商谈。
郑州会议的参加者，除冯玉祥外，由武汉来的有汪精卫、谭延辏А⑿烨⑺锟啤⒐嗣嫌唷�
等；前方将领有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和俄顾问加仑将军等。会议一开始，情形就不可乐
观。武汉的要人们，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在向冯诉苦，无非是诉说一些武汉财政困难，中共
和工农“捣乱”等类故事；无形中就把冯推到了仲裁人的地位，似乎武汉这群苦孩子在请求
这位冯大帅解救他们的苦难。这那里是在争取冯来支持武汉政府的表现呢。
当时在河南前线各处奔走的邓演达，是国民党内一位杰出的左派人物，他不满汪的最近
言论，认为汪指共产国际六月一日的电令是意在消灭国民党，未免小题大做了。他极力想维
持武汉现存的局面；曾向汪进言，要求维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但未为汪所重视。他目击郑
州会议的情势，更感失望、十一日，他的一位亲信秘书告诉我，邓说到汪精卫在会议上为了
迎合冯玉祥的意旨，大发其反共的议论，只希望冯能尊重武汉和他个人的地位；可是，冯除
欣赏那些反共议论而外，对武汉则意存轻视。至此，分共是必然的了。邓就要回武汉去料理
后事。
我与汪精卫最后一次的政治谈判是失败了，我对郑州会议已无任何期望。我除了为中共
河南区委工作略作紧急安排以外，在郑州已无事可做了，因而我没有等到郑州会议闭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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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晚，便匆匆赶回武汉。我在归途中，回味着我与孙中山先生的接触和这几年国共合作所
遭遇的悲喜经历；我更惋惜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已为号称孙先生的忠实信徒的人们所
唾弃。
我回到武汉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席上根据我在郑州所知道的情况，指出现在是退
出国民党的时候了。所应考虑的是和平式的退出，抑或是决裂式的退出。我觉得对于左派的
上层分子，我们再不能存有幻想；对于众多的左派中下层分子，仍应设法联络，以赢得他们
的支持。鲍罗庭和其他委员们，对于我的这种主张，虽未表示反对，但认为应侯郑州会议结
果完全判明和征得莫斯科同意以后，再作决定。
汪精卫等一行约于六月十三日返回武汉。他们散布乐观的空气，说郑州会议的结果很好，
冯玉样支持武汉政府等等。所公布出来的是唐生智张发奎部回师武汉，河南由冯玉祥部接防，
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省政府组织和人选，经武汉政府明令发表，统由冯玉祥以豫陕甘北方政治
分会主席名义节制。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内情，则秘而不宣，我们也无法洞悉全貌。但事实
上汪精卫等的分共工作在暗中积极进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解除鲍罗庭顾问职务的消
息传出来了⑤。自该年三月间蒋氏明白表示要驱逐鲍罗庭以后，鲍罗庭将被解雇或者他将辞
职等等传说，至此见诸事实。鲍罗庭对这件事倒也处之泰然，他对外以营救其尚被扣押在北
京的夫人为理由，声明不能立即离开中国；实则他是以莫斯科代理人的地位，在作一些最后
的安排并等候另一位莫斯科代理人的到来。
我们知道了冯玉祥与蒋介石将于六月十九日在徐州举行会议，就觉得这也许是郑州会议
所秘密谅解的项目之一；很可能汪精卫等是经由冯玉祥这个仲裁人与蒋谋妥协，至少汪精卫
等事先是知道这件事的。可是汪精卫等却讳莫如深，甚至说到冯玉祥竟与蒋介石会议，是想
不到的事。
不到几天，徐州会议的实情传到了武汉，冯玉祥给武汉政府的电报，也隐约为外间所知
悉；后来证实冯在二十一日有一个电报致武汉政府的要人们⑥，其内容大致是：综合郑州会
议时之意见，极不满意于武汉共产派之行动，经决定令已解职之鲍罗庭归国，在武汉之国民
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情已告之南京方面诸人，一致赞同，请汪
谭诸人速决大计。并请唐生智将所部调郑州，协力北伐等语。这是蒋氏的胜利，武汉的投降，
也是冯的反共态度的明显表示。
莫斯科获悉了郑州会议的经过以后，曾电令鲍罗庭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来挽救武汉的
分共危机。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曾发表一个包括十一点的政治声明⑦。其中要点是：承认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参加各级政府工作者，都是本着国民党员的身份；
为了减轻政局的困难，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管理；工
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令范围之外，但国民党仍应保护工农组织及其利益；根据
国民党的原则，民众得有武装，但工农武装应由政府训练和管理；武汉纠察队可以减少或编
入军队；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对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逮捕审判与处罚游街等等。
这个声明就是由鲍罗庭根据莫斯科的电令所草拟，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是莫斯
科纠正六月一日电令的表示，似也是退让政策的最后限度。中共中央要求党员切实执行这个
声明，并劝告工农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但这些努力并不能扭转国共破裂的命运。
汪精卫忙着召集军政要人们会议商讨分共的具体步骤。孙科等人发表言论，径行攻击工
农运动侵犯工商界的利益，是反革命的行为，似乎工农群众任何一个改良要求都是不应当的。
武汉政府对于湖南工农被摧残的事，除交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外，采不闻不问的态度，并严禁
工农的不法行为。唐生智部由河南回师武汉以后，军队将径行制裁中共和武汉工农团体的声
浪，也愈唱愈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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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六月二十八日，汉口汉阳酝酿着另一个马日事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
庭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
而他的意向倾向于自动缴械。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自动缴械；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
做的。周恩来则认为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千多条破旧枪支值不得过分重视，主张自动缴械。
其他委员也觉得除自动缴械外，别无良策，因而成为定案。
周恩来旋即指导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将队里的武器缴交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于是李
品仙的部队便和平占领了汉口各重要工会的会所。这件事后来中共中央被共产国际斥为“可
耻的机会主义”。其实这是莫斯科代理人鲍罗庭的提议，而他又是根据莫斯科要他尽量应付这
个指示原则而行事的；中共中央的多数委员当时对此举的不满，虽不若蔡和森那样愤慨，但
为势所逼，内心的沉痛则很显然。
七月初，鲍罗庭又转告中共中央，谓共产国际要苏兆征谭平山二人以示威的姿态，退出
国民政府。这似是莫斯科觉得，在武汉政府摧残工农运动日甚一日的情况下，中共党员再留
在这样的政府里，和摧残者负联带的责任，未免太不成话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接受了这
个指示；我们大多觉得这样做，才是差强人意的表现。
至于这两个人退出政府所应采取的方式，中共中央并未详加讨论；以为退出行为的本身
即足以对国民党表示抗议。不料谭苏二人的辞呈在措词上竟发生了参差。谭是称病辞职的，
在辞呈并提到“未能纳农运于正轨”的话；而苏兆征则坦率表示是未能为工人谋福利，因而
不愿再干。我们当时即觉得谭的措词未免过于软弱；后来共产国际也指摘谭没有完全遵照指
示去做，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⑧，指斥武汉当局。这是中共的退让政策走到了穷途，
转而奋起反抗的信号。这个宣言指出：“最近数月来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士大为失望
了！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只是服从那些由土劣出身的反动军官反对中国人民最大
多数利益与孙中山的根本主义和政策。”因而郑重声明中共“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的广
大民众利益而奋斗，对于国民党中央现在这种政策绝对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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