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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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国民党的事件所引起。天津英租界当局曾封闭那里的国民党市党部，逮捕了国民党员十
七人，转交给张作霖，其中七人并为张作霖枪毙了。上海英租界当局又封闭了《民国日报》
—国民党机关报。此外，总税务司英人安格仑借款给张作霖作对付北伐军之用的消息，正在
盛传着。因此，那次武汉市民大会曾通过反英决议和反英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最初的三天，武汉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大会。武汉市到
处都有宣传队在活动，反英宣传也是其中之一种。三日下午左右，总政治部所辖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江汉关附近，毗连英租界的广场上，集合了不少的民众，举行
讲演会。驻扎汇丰银行的英水兵出动干涉，死伤民众多人。这事件立即震动了武汉。
我于事件发生后约一小时，到达肇事地点。那时冲突已告停止，英水兵已退到英租界防
御工事后面。我目击一群英水兵凭着工事，持枪对着那些糜集在广场的群众，作射击姿态。
徐谦立在一张临时安置在广场中的桌子上，、背向着英租界的防御工事，不理会英军枪口的威
胁，向群众激昂慷慨的演说，宣布国民政府反帝反英的决心，吁请民众分别离去，静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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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外交途径来解决。当时群情愤激，“向租界冲去！’ ‘的呼声在高喊着，眼看更严重的冲突
就要发生。我深知此时决不可与英租界发生冲突，便立即在广场上找着一些群众团体的负责
人，劝他们遵照徐谦的指示，领导民众离开广场，情势才逐渐缓和下来。愤激的民众高喊着
口号，结队向国民政府大厦请愿去了。
当时，我们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事件，特分别通知各民众团体，以后宣传活动，暂时不
可进入租界。不料四日上午九时左右，我就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报告，谓工会的宣传队已有
几队人冲入了租界，大批市民正从各路口涌到租界去。我即以电话询问李立三，他和其他工
会负责人对此还全不知情，他说总工会的负责人将立刻赶到租界去，阻止任何意外的发生。
我又以电话通知联席会议的一位委员，告以情况，当时，并表示我将采取的处理方针。他赞
同我的做法，并派员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我放下电话，立即驱车赴英租界。此时街道上已挤满了人群，正向英领事馆行进，但还
没有发生甚么激烈举动。等到我赶到英领事馆门前时，聚集在那里的群众已经不少了。我找
着在场的一些首脑人物，嘱咐他们要约束群众，不可有任何暴动，不得损害外人生命财产，
不得与巡捕冲突等等。我旋即进入英领事馆，看见一二十个民众团体的首脑人物聚集在楼下
的大厅里，似乎是在等候上级的指示，我同样告诉他们要严守秩序。英领事馆的职员们都己
退避到二楼，在楼梯口上立着一个英籍职员，态度倒也不显得惊慌。我走上楼梯，和他握手
为礼；告以不会有甚么意外事件发生。他就将我的意见转告在二楼的他的同事们。这样，一
触即发的紧张场面，似是缓和下来了。
不一会，李立三等人也赶来了石他们告诉我英租界内并无激烈的骚动，沿途只看见有几
处玻璃窗被打碎了。他们已分别通知各工会负责人，劝告市民退出租界。他们也听说驻在汇
丰银行的英水兵，已退回兵舰。因此，估计大致不会发生严重的问题。紧接着，孙科等国民
政府委员也来到了，我把适才的经过情况，简略的告诉了他们，他们就上二楼和英领事谈话
去了。
这就是武汉民众直接行动，收回英租界的最初一幕；此后，便开始了中英谈判的阶段。
在民族怒火燃烧之下，武汉民众竟能严守秩序，对英作坚强的表示，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括
目相看；这证明中国民族运动已进入了更有组织的形态。英国的外交本是很灵活的，他们从
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罢工中所获得的教训，似觉得一味采取高压政策，将造成中英
间的深仇大恨，这对英国是不利的。也许他们觉得尽可以利用国民革命内部的矛盾，来瓦解
这个民族阵线，用不着承袭已往的政策。
我目击事态业已在我们掌握之中，便离开英领事馆，驱车去找鲍罗庭。他获知了事件的
经过情形之后，很欣慰的向我说：“幸好避免了一场冲突。”他还指出虽然现在并无向日租界
作同样示威的迹象，但仍应通知各民众团体，严格约束群众，不可有侵犯日租界的任何行动。
鲍罗庭的这些话，原系我们的既定政策，用不着再有甚么讨论。此后，武汉民众对日没有甚
么激昂的表示，就是我们这种政策的结果。
这次外交的胜利，也提高了联席会议的声望。一月四日，联席会议接受了各民众团体所
提出的收回租界等对英四条件②，安抚了民众的激昂情绪；同时展开对英的谈判。外交部长
陈友仁与英领事交涉结果，协议组织汉口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派中国军警维持英租界秩序
等。
汉口收回英租界的举动，振奋了全国的民心。一月六日，九江英租界附近发生了工人与
英水兵冲突的事件，邓演达由汉口赶程往九江，与九江英领事交涉的结果，照汉口的前例，
派少数中国军警，于一月八日起接管九江英租界。后来，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二十两天，
陈友仁与英国驻华公使代表欧玛利，先后签订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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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会。至此，汉口九江两地英租界才宣告正式收回。这也可以说是联席会议一个重大的成就。
对英外交的紧张，并没有缓和当时革命内部的纠纷。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广州的国民政府宣布停止办公，实行北迁。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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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正式公告迁都武汉；立即开始办公。可是一月三日，蒋氏忽电武汉，主张国民政府
暂设南昌。因之便爆发了著名的南昌与武汉间的建都之争。
建都之争和汉口收回租界的行动，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时武汉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对于
蒋氏的主张，大大不以为然。他们奔走相告，迁都武汉是早已决定了的事，何况外交如此紧
张，武汉又是筹款中心，如何能将国民政府改设南昌。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曾电覆蒋氏，
表示不赞成有这种骤然的改变。
一月十日到十八日，蒋氏曾到武汉，意图说服在武汉的要人，但不得要领，失望地返回
南昌去了。蒋氏所持的理由是定都问题应以战略与军事发展来决定，此时长江下游的军事正
在进行，国民政府应暂设南昌。俟南京光复后，再依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意见，建都南京。并
且声言，这是南昌举行的国民中央政治会议所一致决定了的；要求联席会议的要人们遵行。
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则认为建都武汉原系根据蒋氏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提议，经过
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党政府委员们一致同意决定，并经正式公布了的。观在无论在外交上，在
财政上，在军事上，乃至在人民心理上都不宜有这个改变；即使迁都南京的话，将来也可以
经过一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再行由武汉迁往不迟。
由于这个争执相持不下，也由于蒋氏这次到武汉来，欢迎的场面虽然盛大，但一般情绪
总不能算是热烈的；所有“拥护国民党中央领导！”“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等呼声，都使蒋
氏感觉刺耳。蒋氏怀着怅惘的情绪回到南昌以后，便专对武汉的要人出些难题，向宋子文索
款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这样一来，更使双方的距离愈趋愈远了。
建都的争执发展成为双方非正式的互相攻讦，武汉方面有种种谣传，如谭延辏П唤哿簟�
在南昌，不让他到武汉执行职务；张静江则因害怕武汉革命气氛之高涨，所以留恋南昌，阴
谋破坏建都武汉的既定政策；蒋氏则志在独裁，企图对国府置之于自己肘腋之下，等等。南
昌方面则纷传武汉的联席会议组织之不合法，不过是共产党藉之以作为反蒋反革命的手段。
革命内部纠纷至此已达危险边缘了。
一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寿华同志为代表来到武汉，与我举行重要会谈。他的目的
是要知道武汉方面的内情和我们的做法。我将武汉南昌间争执的内幕及其严重性详细的告诉
他，要求他转达中央，速谋应付方略。
我向他指出，武汉南昌间的争执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共的分裂，甚至发
生武装冲突。目前双方已各走极端，征之已往史实，蒋氏是会不顾一切蛮干下去的，鲍罗庭
也不会再行采取妥协步骤。现在是中共中央急起应变的重要时机了。
我向他说明，现在仍有两途可循：一是中共自居超然的调人地位，以缓和武汉南昌间的
争执，使问题局限于谈判范围之内。就目前实情观察，这点恐不易做到；即使试行，最少也
要整个中共中央速来武汉，先与鲍罗庭商谈，才能进行。二是中共中央完全赞同鲍罗庭的既
定政策，积极准备力量，坚决予以贯彻。在我看来，不管中共中央愿意与否，事实上恐非走
第二条路不可了。
我向他解释目前中共的步骤是相当凌乱的，武汉方面已有许多问题不易解决。湖南方面
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已引起武汉内部的不安；这与鲍罗庭缓和武汉内部矛盾一致对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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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又是不相配合的。江西中共的组织处于对蒋斗争的前线，领导力薄弱，我无法照顾。
广东更是一个重要据点，我在这里却无法与之取得密切联系。在冯玉祥方面工作的中共党员
我又一直无法联络。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非中共中央速来武汉不可。
我建议中共中央不必过份重视上海方面的工作，因为上海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坚强基地，
如果蒋氏占领了上海，可能要屠杀中共党员的；至少中共中央在那里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
中共中央如果搬来武汉，可以加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至西北等区域工作的领导，积极
武装工农群众，来应付这场生死交关的斗争。
汪寿华这个青年同志（原名何金亮）系留俄学生，曾在海参威华工中做了几年的工会工
作。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委，直接领导
上海工运。他虽然很能干，但不免少年气盛，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他曾向我夸耀上海八十万
有组织的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的经过等等。
他又向我描述上海的国民党员钮永建、吴稚晖等对中共的态度良好，已组成一个国共联
席会议；一切工作都在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上海的青帮首领杜月笙等与中共关系也很密切，
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杜月笙见面；上海没有流氓捣乱工会的事件发生。他说明中共中央对于上
海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如果北伐军打到上海，上海必将在中共掌握之中。他这些话，显
然没有充份了解武汉与南昌间争执的严重性和上海社会的实际情形。我曾严重的警告他，这
是一种极有害的幻想；既没有觉察帝国主义的利害，也为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了。
汪寿华应允将我的意见转达中央，他个人并极力予以支持。在他行前我还向他说到许多
事是不能用通讯方法解决的。上海武汉间几次来往的人，都没有达成任务；这次我希望他能
不虚此行。谁知汪寿华到达上海之后，我的建议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最可痛的是这位
天真的汪寿华本人在该年四月十二日清党的前夕，在杜月笙的客厅中，被绑走断送了性命。
二月间，威金斯基继汪寿华之后，由上海来到了武汉；这似是我从上海方面得到的仅有
答覆。他此行目的，是来和我与鲍罗庭商谈对蒋政策。但他除与鲍罗庭争吵了一场之外，不
能有甚么成就；他那次往返商讨，不仅没有澄清中共内部的混乱，甚至是贻误了时机。
威金斯基在武汉考察了一般情况，似乎特别受到俄顾问加仑等人的影响，提出了与鲍罗
庭不同的意见。他向我表示革命阵营内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则，将无以对付北方军阀及帝国
主义的雄厚势力。对中共与工农运动，也是不利的。他说到在武汉的俄顾问中有些不同意鲍
罗庭的作法，并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蒋介石究竟不是陈炯明，鲍罗庭更不是孙中山。”
他提议让他去南昌一趟，与蒋寻求谅解，以避免革命内部的过早分化。
我向威金斯基表示，他的主意能否收到成效，大有疑问，但不妨一试。我着重指出反蒋
阵线包括一些不可靠的旧军人和动摇不定的左派政客，即使胜利了，局势也未可乐观的。如
果他的南昌之行，能够使目前武汉南昌间的对立状况，稍微缓和一下，让中共能够多一点准
备的机会，也是值得的。不过事态发展到了今天，要想挽救也不能存过高的希望。
几天之后，从南昌回来的威金斯基，果然向我简单的说：“事态已无法挽救了。”在鲍罗
庭的办公室中，他们两人又展开了争论。鲍罗庭似是以列宁自况，指斥威金斯基充当了反对
十月革命的卡米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