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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部分

我的回忆-第2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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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共中央的机构在开始逐渐使自己适应于战争的状况;也是它后来能够发动多次暴动和 
从事游击战争的起点。 

   ①关于共产国际不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指示,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 

书中曾加说明。他说:“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 

党外联盟;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 

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最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工委员会, 

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中国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 

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②段在国民军将失势时,曾暗中勾结京畿驻军唐之道部,作奉军的内应,以图取得奉张的支持,不料为 

国民党所窥破,乃有四月九日冯部鹿钟麟收缴执政政府卫队枪械之变。段逃匿东交民巷,通电报告政变;而 

执政政府也就此消灭了。   

   ③见张其驹著《党史概要》第二册第五一九页—台北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年初版。   

   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八条的全文是:“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 

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   

   ⑤见《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六十三页。   

   ⑥这次扩大会议决议案全文见《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六○页至第一二一页。     

                         第十二篇 武汉政府时期  

    第一章 军事占领下的武汉初期 

    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军事上节节胜利,先后击败吴佩孚、孙传芳 
等军阀势力,次第占领了长江流域各省,而形成了以左倾赤化见称于世的武汉政府时期。但 
由于革命阵营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倾轧冲突,结果,由迁都问题的分歧而演进到宁汉的对立, 
由宁粤的清共而演进到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内外交逼的武汉政府,卒亦随之瓦解,而造成 
向右转的蒋介石将军的胜利。中共在此一幕历史剧中,由于留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走到 
了绝路,也由于本身实力和经验的不足,更由于莫斯科历年来指示的错误,以致那时陷于既 
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困境,而遭到惨重的失败。这些失败的事实,也许为中共后来之能够卷 
土重来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我今日追述往事,缅怀无数同志同胞牺牲的头颅热血,是不无余 
痛的。 

    汉阳汉口相继为北伐军攻克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我曾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议中 
共中央应即准备,以便从速迁往武汉。我的理由是中共中央不能老在上海“亭子间”里,对 
各地的革命与战争,遥遥作书面的指导;应该移到中心地点的武汉去,抓紧时机,实地指挥。 
我指出这与中共中央和鲍罗庭的北伐应以武汉为据点,沿京汉线向北发展的战略是相吻合的; 
而且武汉一经成为政治中心,则湖北区委的职责必随之加重;中央如仍留在上海,则前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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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广州间意见分歧的流弊,难免不重演于沪、鄂之间。但陈独秀先生等大多数同志,仍以上 
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武汉局势尚未稳定为理由,搁置了我的提议。仅议决派我为中共中央 
全权代表赶往武汉,独当前线指挥的重任。 

    我于九月十一日到达汉口。我的使命是: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 
派、争取北伐胜利等。当时武汉还是处于军事占领的阶段,直到该年十二月间,鲍罗庭偕一 
些国府委员来到武汉,筹备建都,武汉政府时期才算真正开始。在此以前,中共在武汉的工 
作可以说都是由我直接负责的。 

    初被攻克的汉口,一片战时景象。吴佩孚所统率的刘玉春部困守武昌城,与围城的北伐 
军第四军相对峙,战斗时作时歇,枪声炮声在汉口清晰可闻;武汉间的水上交通,自然也断 
绝了。其他较远的地区,战事也正在进行中。北伐军虽有胜利的信心,但一般市民多意存观 
望。 

    汉口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从一九二三年春“二?七”罢工失败我潜行离开这里,到这次 
重来已是相隔三年零七个月了;不用说,有些地方已有人事沧桑,面目全非的更易。中共湖 
北区委会尚被困武昌城内,与外间隔绝;它设在汉口的办事处,座落在原来的后湖区靠近唐 
生智总指挥部的一个里弄里。那一带在一九二二年的时候,是一片绿波的后湖,我曾和“二?七” 
被杀的施洋律师,在湖上泛舟游览,听那位“汉口通”的施律师滔滔不绝的叙述有关该湖的 
掌故。曾几何时,不仅施律师墓木已拱,后湖的大半亦已填成陆地,并新建了一些稀稀疏疏 
的西式房屋,湖北区委汉口办事处的房子,就是其中的一幢。 

    汉口,这个古老的城市,除静悄悄的租界外,正在披上革命的新装。吴佩孚衙门换了主 
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各处飘扬,各军事单位和各级政治部所张贴的五颜六色的标语, 
随处可见;其中也夹杂着高级机关的正式布告。所有动人的主张,悦耳的词句,琳琅满目; 
革命的支票似乎可以任意签发,不必顾及能否兑现。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从地 
下钻出来;大街小巷常发现这类机关新挂起的招牌。中共湖北区委会多数负责人被困在武昌 
城内,汉口办事处的人手极感不足,一切工作是茫无头绪的;我这个初来者正忙于建立一个 
秩序出来。当时我所最注意的是争取军事胜利的工作,现在我就从这一点说起。 

    蒋介石的北伐比前此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北伐,力量既较雄厚,时机也较成熟。虽然北 
伐军在数量上仍居劣势,准备不算十分充分;但它的敌对方面—北洋军阀,已有土崩瓦解之 
势。北伐之初,北洋军阀系统中的杂牌部队,即多转向投靠革命。原驻湘西的贺龙部、贵州 
的袁祖铭部、湖北的刘佐龙部、江西的赖世横部等,就继唐生智之后,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 
番号。他们的转向不仅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势,在事实上也为北伐军开了路。后来在北方,继 
之投靠革命的更是不胜枚举,如阎锡山的晋军,就是个例子。 

    北伐的进展,最初确如陈独秀先生的估计,是防御吴佩孚、叶开鑫的进攻的;但等到北 
伐军集中湘南,向长沙进攻之时起,就转到了大踏步的进攻战。进攻的策略以及后来的发展, 
并不如鲍罗庭最初在广州所策划的一样,即在击败吴佩孚之后,不仅循京汉线北上,而且分 
兵入赣,再溯江而下,去解决盘据宁沪一带的孙传芳。这在当时军事情势上和北伐军内部的 
纷争上,似也是必要之举。 

    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蒋氏于八月十二日由广州赶到,与前方将领 
商决第二步军事计划。当时唐生智主张分两路进兵,一攻武汉,一攻江西①,唐氏这种主张, 
用意似乎是着重在分别占领地盘。即是他自己要占领两湖,作为发展的根据地,而希望蒋氏 
攻占江西,为进取东南各省的桥梁。蒋氏虽对攻取赣、闽,早已胸有成竹,但那时却主张集 
中兵力,先攻取武汉,将吴佩孚的势力驱逐到武胜关以北之后,再行东进。也许这是蒋氏不 
愿唐生智自成一个局面之故。讨论结果,蒋氏的意见虽然贯彻了,但此一军事见解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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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蒋、唐间后来纷争的起点。 

    北伐军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乘胜向湖北进展,次第击败敌军在汀泗桥、贺胜桥的 
负隅顽抗之后,于八月三十一日进抵武昌城下。由于北伐军缺乏炮兵,担任攻城的第四军屡 
攻武昌城不克。渡过了长江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却于九月六日占领了汉阳,七日占领了汉口, 
乘胜沿京汉路追击败敌—吴佩孚残部;从此武昌成为被四面包围的孤城。 

    在我到达汉口之前,蒋介石将军鉴于武昌城之不易迅即攻下,亟欲乘胜向江西发展,乃 
折回长沙,取道萍乡入赣。湖北境内的军事,交由唐生智指挥;政务则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 
达负责处理。 

    武昌的能否迅速攻下,成为当时各方注意的焦点。我到达汉口的第二天,即绕道武昌的 
上游地区,步行了整个上午,到前线去视察。叶挺的独立团担任围攻武昌城的任务,他的团 
部驻在武昌城南不数里的东湖,是武昌城内炮火射程所能达到的地点。我在火线上留连了一 
个下半天,并在叶挺的团部里住了一夜。叶团只有一门七五口径的山炮,据叶挺告诉我,如 
果他用这门炮向城内射击,敌军将会有更多的炮弹落在团部附近。北伐军那架唯一的侦察机 
常飞临武昌城上空,城内却有几门高射炮向这架飞机射击,在飞机的四周,出现着一朵朵的 
黑烟圈。 

    我曾和叶挺团部的一些中共同志们举行会议和分别谈话。据他们告诉我,独立团从五月 
间进到湘南以后,先后曾经过八次重要战役,虽有相当重大的伤亡,但每次都获得辉煌的战 
果②。该团与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一直在右翼作战,担任着主攻的任务。他们以击败吴佩 
孚而自傲,觉得第四军较之其他各军出力最多,战斗成绩亦最好。在攻城战中所受损失,正 
在力谋补充之中。 

    他们一致称赞中共所领导的湖南工农运动。指出他们在进军途中,沿途都有农民欢迎他 
们,农民组织曾供给他们必要的运愉队,协同他们作战,为他们带路和供给情报等等。所遭 
受的伤亡,很快就得到补充;安源矿工入团参军的就有约四百人,水口山的矿工和各县农民 
也成批的加入;因此,战斗兵的数量有增无减;最难补充的倒是中下级的干部。他们还说到 
第四军的其他各团在湖南也得到工农群众的类似协助。 

    几天后,该独立团在一次武昌城下的肉搏战中,续有重大的伤亡;使叶挺团长大为激动。 
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同志赶来汉口,惊惶失色的告诉我,叶团长并未报告师部私自到上 
海去了。他行前曾叹息着说:“独立团伤亡如此重大,似乎无人爱惜;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了。” 
我当即指出在战争紧张时期,私自离开部队是违犯军纪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有这种行动, 
也是违犯党纪的。不问这种行动基于甚么理由,都是不许可的。 

    中共党员能否避免承袭一般军队不守纪律的恶习,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验。我一面嘱咐 
周士第暂行代理团长职务,一面用种种方法去把叶团长追回来。约一个星期后,叶挺终于回 
来了。我要求他在独立团的中共党员会议上,公开承认违反纪律的错误。叶挺照这样做了。 
接着我在独立团约五十名中共党员的会议上讲话,着重指出军纪党纪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在 
这方面做一切军队的模范;愈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愈应以身作则。叶挺同志现在赶回来 
了,也承认错误了,一般同志仍应照常信任他,服从他的指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于当 
时具有中共党籍的军人同志的修养,自是重要的一课,而且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也因而加强 
了。 

    我们对于当时北伐军兵源的补充尽了一切力量。独立团的损失固然迅即得到补充,对其 
他各军,两湖的中共组织,亦不断的动员工农群众予以接济。这些表现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 
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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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国庆那一天,武昌城终于克服了。守将刘玉春被俘,他的部队全部 
被缴械。这个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粮食日尽,外援已绝,而革命党人在城内外的种种活动, 
又使敌人失去坚守的信心。当日清晨,敌军一部开城投降,因而没有发生严重的战斗,这个 
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复了。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局面由是形成。 

    我在当天跟着部队进到武昌城内,会见了陈潭秋等中共湖北区委同志以及我在上海时所 
派来做暴动工作的余洒度等那一组人。战后聚首,欢欣逾恒。据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困在城 
内约四十日,做了许多秘密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布告、传布北伐军胜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动 
军警投降。余洒度等还投过几次炸弹,扰乱人心。守军为内外交逼的革命声势所慑,遑遑无 
主;即对于城内的国共两党人士的破坏行动,也不敢过分镇压。因此,只有少数人被捕且均 
在收复的当天就安然出狱了。同志们多以能在武昌城内为北伐尽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区委会于武昌克复后,仍集中到武昌城内办公。当时,武昌是由第四军卫戍的; 
汉口则由唐生智部驻守。中共与第四军比较接近,觉得他们是老牌的革命军,湖北区委能设 
在他们所卫戍的区城之内,心理上总觉得较为放心。湖北区委办公处设在一条被没收了的遗 
产的弄堂内,街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弄堂中有几所房屋,都是由独立团支配的;区委 
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 
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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