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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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孙先生预约来的，经过孙先生的介绍，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孙先生的谈锋因而转到另一
个问题，他问我：“听说你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吗？”在我给予肯定的答覆之后，他又
说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欧洲的
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他也都研究过。他参酌了社会主义
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他指着一个摆满
了英文书籍的书架说：“我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他似乎已知道一些我
的过去和我在学生运动中的工作情形，所以向我说：“听说你在学生运动中很注意民众运动
和工人运动，是吗？”我告诉他，五四运动时只是以“救国十人团”的办法来组织民众，到
了上海之后，才注意调查研究工会的情况。他又阐述他注重工运的道理和事实，并且指着朱
卓文说：“朱卓文同志就是一位工运专家，我们大家可以谈谈。”
于是朱先生说了一些他多年从事工运的经验，并着重指出要工人信仰三民主义，尤其是
民生主义，这样工人运动才有方向。我当时也针对国民党注意不及之处指出两点：一是应按
产业、职业、和工厂的类别，将工人组织到工会里来；二是要注重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生活
等问题。孙先生表示：这些都是要同时进行的要点。之后不久，我们的谈话就告结束了。我
和孙先生这两次的晤谈，似乎使他对我颇有印象，在以后几年中，我和他又有过好几次的会
晤，他不只一次提起这两次晤谈的往事。
当时我和上海各工会团体都有过一些接触，其中有一个叫作“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
这会里的职员我大都认识，其驻会理事黄介民也爱谈社会主义，与我来往比较密切。该会的
理事长曹亚伯是老同盟会会员，忙于政治活动，不太过问会务。他们在我和孙先生谈话之后
几天，就邀我参加他们的工作。黄介民提出要我担任这个组织的总干事，全权整理会务，并
发展组织，以期能够名符其实成为全国的总工会。他并说明这是孙先生很注重的一件工作。
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就应允去试试。于是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正式通过任命我为总干事。
一九二○年三月初，这工会在法租界法国教堂的广场上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到会的有三百多
人，我就在那次的会上发表了就职的演说。
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号称有万多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是仅仅见
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
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们因同帮关系介绍参加
进来的。至于它的主要业务又不过是用上海工界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政治
主张而已。我很热心去了解这个组织，但愈了解得多，愈觉得整理工作无从下手，会中其他
职员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初期的热心也逐渐减低下来了。我的职务名义虽仍保留在那里，
但事实上不常去办公了。
当年四月间，北京的同学们写来几封信，告诉我北京的情形已渐松弛，如果我愿意北返，
大致已没有被捕的危险。其实，当时全国各地民众团体和反日运动仍在继续遭受北京政府的
压迫。四月十四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一次短时间的总罢课，反抗北京政府的压迫行动。
五月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封闭。民众运动和北京政府的
对立日趋尖锐化。但另一方面，当年三月中旬，吴佩孚从衡阳提兵北上，直皖两系军阀的冲
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也许是因为直皖冲突吸引住北京政府的全部注意力，这才无暇去
对付闹事的学生。
我检讨我这次南行的经过，北京学生联合会给我的使命和我自己认为要做的事大致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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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我和罗家伦虽然觉得我们的工作成绩不如理想，但我们已竭全力尽了责任。
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共事的同学们，多半已离开了学校。在上海的几位北大学生代表都已
毕业，准备出国留学。罗家伦已结束了他的代表任务，在那里和各方要人及文化界的人士接
触，准备不久到美国去。五四运动中的另一个要角，风流诗人康白情虽无代表的任务，也同
我们一道活动。他曾在上海徐家汇一个花园里举办名震一时的踏青会，参加的青年男女二百
多少。他为这种交际弄得有点神魂颠倒，几乎连到美国去深造的事都置之脑后。许德珩是北
京学生联合会最老的一位代表，他虽早已解除代表职务，但仍和我们形影相随，一块热心工
作。那时他忙着到各地参观考察，作赴法留学的准备。不久，我们送他搭了开往马赛的法国
邮船。此外，五四运动中的健将段锡朋、周炳琳等同学也先后赴美求学，路经上海，都曾和
我朝夕相聚。只有我，在北大还有两年学程，照理自然应该即时北返。
这些同学们都对我说，我如回到北京，仍会受到黑名单的干扰无法安心念书；不如和他
们一道出国留学。但我仍决定重回北大。我认为北京环境对我虽有困难，但求完成北大的学
业总还可能，而且多年相交的师友多数仍在北京，我和师友们所共建的学生运动和民众工作
的基础，也使我有不忍放弃之感。五月初，我向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辞职，重返母校。
① 关于“天津学生联合会”及“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一九一九年十月间被地方当局摧残的情形，邓颖
超所写《关于五四运动的回忆》（载《五四运动三十周年专辑》第一六二—一七三页）有较详的叙述，可以
参阅。不过她说那年双十节天津所举行的市民大会仍以要求罢免曹、陆、章等为目的之一，则恐系记忆失
实。因曹、陆、章已于是年六月十日经北京政府明令罢免。
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福州惨案是因日本浪人反对爱国学生抵制日货发生冲突，杀死学生多人
日政府因此派军舰到福州，登陆巡行示威。
③ 军政府的七总裁是：孙中山、唐绍仪、伍庭芳、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和林葆怿。
④ 梁启超曾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对于加富尔推崇备至，并说：“吾不必为砂躬怯，舜何人？予何
人？有为者，亦若是也。”俨然以加富尔自许。
第十章 在北大图书馆中
五四运动后，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开始剧变，这是由于他们身受种种压迫，目睹政府的
腐败颟顸，再加上俄国革命的影响所致。他们开始向往各派社会主义的学说。李大钊先生是
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我和李大
钊先生的接触，似乎也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初我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当时一班有志青年一样，一心企望中国的富强。我的思
想向来比较急进，支持新文化运动，反对旧势力，主张革命救国。但从那时候起，我便向着
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快步前进。我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设法去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面包
含有救国救民的良方。当时许多急进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着这样的道路。
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
相处却似朋友。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我们已是意气相投，“五四”时在“内除
国贼，外抗强权”的号召下，我们更一直并肩作战。
欧战刚结束时，欢欣的气氛弥漫北京。李大钊先生显得很乐观，觉得凡尔赛和会可能给
中国带来好运。我们曾经热忱地寄望于威尔逊总统，认为他的主张可以改善世界形势，也能
使中国否极泰来。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尽相同，因为他年长识广，但所怀的愿望却完
全一样。我们的接触频繁起来，遇事总是有商有量，共策进行。
可是在巴黎和会中，威尔逊失败了，一个理想幻灭了。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因而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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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五四运动。恰当此时，新兴的苏俄却在高唱“无割地、无赔偿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
这些呼声与威尔逊的主张如出一辙。俄国革命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反共宣传又遍及各个
角落但俄国这种论调，仍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
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
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重实际
的资料和比较研究。以往我们的接触多半的为了商谈具体问题，到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开
始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
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
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
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一九二○年五月初，我回到北京，正是同学们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完了五一劳动节纪
念大会之后的一两天。这是北京首次举行的劳动节纪念仪式。据参加的同学告诉我，到会人
数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师与学生，由李大钊先生担任主席。他发表演说，鼓吹八小时工作
制，并盛赞俄国革命的成就。当时《新青年》杂志发刊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无政府主义者是
最早注重五一纪念的，他们的《民声周刊》也发刊了“五一专号”。至于纪念劳动节而没有
工人参加这一点，似乎没有人特别加以重视。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跃跃
欲试，打算从理论进入实际行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一切是由知识分子起带头
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后，翌日就去看李大钊先生，向他叙述我在上海的种种经历，并且慨叹地说：
“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他静静听完我这一段不平凡的经
历。他很重视我和孙中山先生的接触，觉得担任工会总干事之举也做得对，并和我讨论能够
和孙先生携手合作到甚么程度。我们彼此同意，国民党已积累了不少旧作风，人事也很复杂，
一时似不会受新时代的影响而急剧改变。
李先生特别关心陈独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我曾向他叙
述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他寄住亚东图书馆，正在物色住所，准备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
海长居之意，并准备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与国民党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会主义
者过从颇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
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说曾接到陈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似乎比北京还要发达些，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常在星
期评论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马克思主义；还有，朝鲜政治难民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朝鲜临时政
府，任内阁总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总长的吕运亨，曾向我表示他们能与莫斯科打通关系，准
备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络起来，推翻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黄介民
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
系。自然这一切都还在酝酿中，谈不到真正的具体行动。
李先生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
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认为黄介民
和朝鲜临时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要少，只因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
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于信仰和研究。
在这段期间里，我和李大钊先生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们所交谈的主要问题，已
不是反日爱国运动和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活动问题。北大那些具有社会
主义思想的师生中，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
派别。一般说来，他们都着重于学术的研究和介绍，殊少行动的决心，但对于俄国革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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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心理则是在普遍高涨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
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天
津法政学校读书，以及后来留学日本的时候，常是学生闹风潮的领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时的
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
究社会主义较早①，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
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