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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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称孙文为「国父」,见当时政府《公报》及各报章。高荫祖编《中华民国大事记》(台北,世界书局,一九五七)及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七三)第一册,均有记载。称中山为国父,早于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时之哀思录等均已倡之,见伍达光编《孙中山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初版序言为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然多为「私谥」。政府明令则始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
(4)笔者遍翻《国父全书》、《孙中山全集》、《选集》、《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一类书籍,孙氏除少数带有机密性,或是致日友人之函札署名「中山」之外,其它公私文件,悉用「孙文」。满清及袁世凯对孙公之通辑令,亦用「孙文」。参见《清德宗实录》第五册页三四二九。
(5)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一九八二年版)第一集。页一五。
(6)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台北,世界书局,一九六二)上册页一〇三、一四〇;并见前注吴书页二三七。
(7)《团结报》(北京政协发行)一九八五某期亦有短文纪此事。
(8)见注(4)。
(9)见《孙文学说》第五章;参阅《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印,一九六六)页一九。
(10)见魏源撰《海国图志》序。
(11)张之洞是魏源之后新派的发言人。他所主张的「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不限于西洋之科技矣。
(12) 梁启超认为他和其老师康有为虽同主张「变法维新」,然渠已比其老师托古改制的「今文家」,半坛醋的西式君宪论又迈进一步。参见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一九六四),第五、六两章。
(13) 孙文提出这口号是在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之时。从魏源到孙文,西化发展,阶段分明。
(14) 杨衢云(一八六一~一九〇一)、谢续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七)等,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成立之「辅仁文社」实早于「兴中会」二年。后两会会员以旨趣相同, 会员背景相同。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合并,会名沿用后者,以其名称更富政治革命性。而「伯理玺天德」(「总理」或「总经理」)一职。则由杨衢云担任,可能因为杨在香港居住较久,会中友好较多之故。亦有史家认为两会合并后之第一任「总理」为黄咏商,众说各异,文献难考。但是他们这批在海外定居的小华侨和留学生政见之一致,则是不争之议。斯时国内知识界尚无此构想也。
(15)亚当?史密斯完成此书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之年也,允为近代「自由贸易」之始祖,而「自由贸易」者,自由贸易于诸民族国家之间也。
(16)美国独立前为「英国殖民地」,今日五十州之北美合众国为说英语的多民族国家。
(17)十九世纪末时,诸欧洲民族国家之成长与争雄,实促成现代历史上「民族主义」的滥觞时代,尤其是德、意两国之统一,及其民族英雄腓特烈大帝、俾斯麦、马志尼、加富尔等之传奇故事,以及《柏林之围》、《最后一课》等民族主义小说均脍炙人口,俨然时代精神也。
(18)首受西欧民族主义影响而崛起的「有色人种」当为日本、孙中山时代之中国、凯末尔时代之土耳其,以及甘地、尼赫鲁时代之印度。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原是一脉相承的,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颇有相似之处。
(19)我国史书上以迷信煽动农民暴动的事件,累见不鲜。黄巾、白莲教皆其著者,但是西洋史上之宗教战争在中国史上则绝无仅有,有之,洪、杨所领导的「拜上帝会」,则为唯一的一宗。洪、杨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滥觞之时,搞反民族主义的暴动,不识时务,不谙国情,终被扑灭。今日卫道最力的钱穆教授便一再指出:曾、左、李、胡之对洪、杨,非忠于异族也,保卫华夏之「道统」也。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一九四八年版)页六三四。
(20)洪、杨极盛时,拥众数十万,占地七、八省,典章文物、文武百官齐备,俨然一朝廷也,而孙中山先生在辛亥前所领导的所谓十次起义,用当前的术语来说,只可说是一种「恐怖主义」,和今日一些阿拉伯团体所搞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小异。就以他和杨衢云共同领导的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为例,他的原计划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界」,「任务已完成的队伍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等等。(参见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二六)。孙公何以要搞这希望甚微而牺牲至大的恐怖主义呢?那就是因为他坚信,革命党只要有个立足点,则全国便会闻风响应(参见孙文于一九〇七年致南洋同志筹款信函,《国父全书》页四〇一及以后诸篇)。后来果然民军一占武昌,而各省响应矣,斯「天父天兄」所不能也。
(21)参考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册,或司马光原著卷一。
(22)忆三〇年代之初,笔者读中学时,曾闻一国文老师谈北伐故事。他说北伐军有政治部在街头贴标语,军阀孙传芳在南京仿行之。渠时为大学生,回忆说:「一看孙传芳的标语,就知道孙某非垮不可。」十余年后,笔者竟然也做了中学文史教员,想不到竟发生相同感触。甚矣,口号之力也。
(23)辛亥革命前之「驱除鞑虏」口号,虽甚有力,却极不公平,叶赫那拉氏,事实上为汉文化中之女主也,与鞑虏何干,载湉(光绪)、溥仪(宣统),汉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异族视之。所以这一口号,辛亥一过即烟消云散。汉民族毫无歧视满族之遗恨。然此一口号有革命功勋,亦列宁所谓「煽动」与「宣传」有别也。
(24)辛亥之前,原有「共和」与「君宪」之争。辛亥之后。纵原保皇党如康、梁亦不再言君宪。共和迨为国人公认之定制。「洪宪六君子」只是不识时务之书生。
(25)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四章。梁原为保皇党之主将,然戊戌之后,亦倡共和。其终与孙文仳离者,个人因素远甚于政治信仰也。
(26)孙日新、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即已采「美国模式」。二人相争之伯理玺天德一职位,即为美国名词,参见注(14)。一九〇四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时。美国三权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显明。孙任行政曰「总理」,即伯理玺天德或总经理也。邓家彦任司法曰「判事长」,汪兆铭任立法曰「议长」,即是仿美国模式。见《革命文献》(台北,党史会编,一九五八)第二辑页二~一〇。吴相湘教授也认为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所谓「创立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利坚合众国作典范。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一六。
(27)「国民运动」或译为「人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为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资本主义疯狂发展时期,备受损害之农工大众之自卫运动。其指导思想始于亨利?乔治。乔治出身于工农阶级,未受很多正式教育,凭一己之观察与经验,著《进步与贫困》一书(一八七九),提出土地法、单税法等近乎社会主义的构想,一时风靡。一八九二年乃有工农组织之「人民党」(People's Party)出现,俨然当时美国之第三大党。影响于后来美国之政治改革甚巨。至十九世纪末,由于另二大党亦并采工农政策。加以经济发展,贫困减少。人民党乃因党员渐次为两大党吸收而式微,终至消灭。论者因谓美国之社会主义盛于十九世纪之末季至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改良之后,社会主义已成过时货矣。
(28)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最先显然是受亨利?乔治之影响。目的是对付都市经济急速发展的「炒地皮」商人。中山目击在五口通商后,上海地价涨出万倍(见《国父全集》,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第一册页一四〇),而伦敦尤过之。笔者按:今日台北、香港、新加坡及北美洲大都市之华裔富商多半为地产商,据美国新闻界统计,今日华人富商拥资在美金一千万以上者,香港一地即达两千五百人之多,亦泰半为地产商。孙逸仙——青年华侨也,遍游海外,为救国筹款,往往贫无立锥,当身为同盟会总理之时,犹不得不在华侨餐馆打工,以图一饱,而接触之富商巨贾则洋钱乱滚,此触目惊心之现象,使孙氏深服亨利?乔治之言,而有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外国有种单税法,最为可采」等等之言论。(见民国元年六月在广东之讲演,《国父全集》页四九一~四九二);「民生主义」之精义亦见乎此。晚年搞「工农政策」、「土地政策」,遂专注于农民的「耕者有其田」,成为后来中共土改之张本。中山早年之说,与晚年所行,重点显有不同,他非经济学家,更非经济史家,其所倡导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动性,而非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
(29)见《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二辑页一四;何香凝著,载《回忆与怀念》(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页八。
(30)梁启超便认为,土地国有政策将使「游荡无赖子将利用军兴机会,尽夺富人财产」,而使天下大乱。见张朋园前书页二四四,引《新民业报》第七十五号。
(31)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事实上是「共进会」发动的。而共进会则是由松懈的原同盟会会员(多为华中各省人)分裂出来的。活动分子多为当时华中一带革命运动的成员和骨干。他们对「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都无异议。惟对「平均地权」这一条无认识,亦无信念。所以共进会于一九〇七年在东京成立时,把同盟会誓辞中「平均地权」的顺口溜改为「平均人权」。但是平均人权究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关于共进会中之争议,诸家报道甚伙,参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六六八~六八一。
(32)关于同盟会时期之美国倾向,见注(26)。至于民初之中国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选之外,几乎全部抄袭美国之三权分立制,参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上海,商务,一九三九)第一章。此地笔者是从学理方面立论的。
(33)胡适先生生前一再对我说,民国初年的政府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时的参、议两院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国失去这一机会,至为可惜云云。
(34)民初政党政治之糟乱,论者多矣,参见李剑农著《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务,一九四七)第十章。
(35)早期史家、报人、小说家之作,如上引李剑农和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一九一四)等甚多。知名作家之外,笔者亦尝对「国民党」内之反孙议员所形成的「政学系」一派加以分析。载上引《海外论坛》第二卷七、八、九三期,一九六一年八、九月。
(36)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和中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后,双方理论家都在摸索个新制度。二者之别是前者纯从制度本身出发,后者则参以以人改制,对人不对事。如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即其一例。钱端升氏论之弥详,见上引钱书第一章,及谷书三、四两篇。其症结则在于所谓议员,只是一群政客官僚,社会上并无所谓「选民」也。这种政客集团为中国传统之产品。与现代的「资产阶级」也拉不上关系。
(37)见注(34)。
(38)民初之《临时约法》是针对制袁而拟订者。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任内,袁尚无废约法之迹象。迨内阁迭经更换。宋教仁乃公开要求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以制袁,然而并未言明「政党」有何选民基础。如此,所谓「责任内阁」只是一群小寡头政客之联合,以挟制大寡头,其招致大寡头之反击,自属必然。如此类似事件,孙、袁以后之政治史上,屡见不鲜。关于宋教仁的制袁言行,参阅李剑农书第十章及当时报章新闻。
(39)袁世凯后来干脆背叛民国,搞其帝制,固无论矣;孙氏组织「中华革命党」。其党章载明「军政时期」要以一党,甚至一魁,独裁专政。这都是袁、孙二人对民初议会政治破产之反应。虽然孙公在军政之后,加上个训政和宪政,但是历史上,哪一种专政学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没有一个全民一致「自由平等」的远景呢?在任何专政理论家的笔下,「专政」都是不得已的短暂阶段。
(40)部分「中华革命党」资料散见《革命文献》第五辑。史实与掌故参见《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年增订本)及上引《国父全书》等著述。
(41)黄、汪、于、李、柏等人,以党见不同,均未随中山赴日而各奔东西。此一元老涣散情况,不但使国民党变质,且在当权派中枢,亦渐见江浙系领导阶层之崛起,国民党发展乃进入另一阶段,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著《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六八)页八五~九〇;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香港,三联。一九八〇)页一五〇~一五二。黄郛夫人藏有原档数百件,笔者据之,曾将其回忆增删译为英文稿八百余页,藏哥伦比亚大学。
(42)见注(40)。
(43)见卢梭《民约论》。孙文早期思想颇倾向于西方民主先哲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卢梭、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等人。一九一三年以后,思想转变。甚至对卢梭「天赋人权说」于《三民主义》讲演中大加诟病;论调无形中与列宁已渐趋一致矣。散见《民权主义》讲演及《孙文学说》 。
(44)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十七章。颇为孙公辩护,然于真相叙述甚详。足资参考。
(45)自「中华革命党」成立,至孙公逝世之十年中,党权执于孙氏一人之手,其款项帐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