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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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的教民，「吃教饭」（洋人叫 Rice Christians）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这念头一转，新花样就出现了。他决定对义和拳的政策，改杀为抚。索性把一「团」一「团」的拳民，编成「民团」。因而他乃通令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发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会，通统编成由政府认可的「义和团」。——毓巡抚这一决定虽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报也认为他是个「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这一来，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后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当作『耳边风』！」「团民」得令，自然更是摇旗吶喊，在毓大人领导之下，正式叫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呼百应，全省鼎沸。
【附注】这在我们搞「行为科学」的范畴之内，便叫做「意念决定行为」。毓贤巡抚这一意念，就决定了他治理山东省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了。
但是洋人又岂是好惹的呢，想当年道光爷、咸丰爷，最初不也是「耳边风」他一下，等到圆明园着了火，骄傲的小皇帝带着小老婆懿贵妃（慈禧），抱头鼠窜而去之时，才叫小六子（恭亲王奕訢）不惜一切代价听从洋人。笔者曾撰有专书论之，此处便不能详谈了。
总之，毓贤这个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国此时已在瓜分边缘（洋人叫做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列强对华正作分赃竞赛（battle of concessions），中国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能把所有洋人一锅煮，小不忍而乱大谋呢？果然洋人在山东无奈他何，一纸抗议到北京，毓大人就丢官了。——毓贤被调往山西，他的山东遗缺就由袁世凯递补了。
袁世凯于一八九九年冬率领了他那支已超过万人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接事。——这时山东遍地都是义和团，袁世凯来此怎么办？朝廷给他的训令，为着应付洋人，显然是「阳剿阴抚」。但是根据大陆近年在山东各县所搜集的地方档案文献，袁的政策却是个相反的「阳抚阴剿」。他显然指使他的胞兄营官袁世敦和部将张勋（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个张勋，此时对袁自称「标下勋」），把山东各地的「假义和团」，杀得血腥遍地，人头乱滚。——真义和团敌他不过，乃纷纷北窜直隶（今河北省），最后被领入北京，闹起红卫兵来，就不可收拾了。笔者曾草有数万言长文详叙之。读者高明，尚恳不另麈教也。
袁世凯为什么要和义和团过不去呢？
第一，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
第二，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杀了事。连国故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他们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社会问题」这一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饥寒贫民挺而走险的，毓大人把他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把十九世纪错当成二十世纪了。
有的历史家硬把袁之驱逐义和团，说成取媚于帝国主义，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
总之，袁在山东可说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省，反而一片清净，匕鬯不惊，山东老乡对袁巡抚倒颇为感戴呢！等到义和团小将挖了铁路，拆了电线，围了使馆，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洋公使生死莫卜，伦敦《泰晤士报》已刊出英国驻华公使的「讣文」（obituary）时，袁世凯的济南府忽然变成世界瞩目的交通枢纽了。——原来那时身在军机处的荣禄，表面上虽在指挥「武卫」各军，尤其后卫「甘军」攻打使馆，实际他早已里通外国——他一面不断以军火、食粮、蔬菜、瓜果接济在使馆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传统驿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与济南府的袁世凯信息不断。
通过这个交通枢纽，不但使世界列强确知他们驻北京的公使们（除掉德国公使）和夫人们，平安无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体遍传，中国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国皇帝对世界十一国列强的是「矫诏」，是「伪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为真。
它不但传达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它也提供了情报与设施，让李全权有足够资本去搞其对十一列强「挑拨离间」之诡计，终使老美一国能与其驻北京公使「密码通讯」，以美制欧、制日；把大清从「交战国」变为「受害国」，赔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国（包括中国）以国际条约（非「和约」）互制，在中国有「均势」（balance of power）而免「瓜分」（partition of China）。
囚公使，作人质
笔者在前撰有关庚子联军诸篇曾点明，西太后并不那么胡涂。她分明知道中国与列强之一的英、法、日对垒，尚且一败涂地。庚子之役，她如何胡涂到对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呢？
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从心理学出发，说她歇斯底里什么的。——这个老太婆，的确是个泼妇，但是她也头脑细密，拿得起，放得下。她「放泼」的对象只是满汉臣工。因为她当国四十年，对儿皇帝和满汉臣工的掌握，她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你碰了她的脾气，她就泼你一下，看你怎样？任凭你是怎样的齐天大圣，谅你也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的。
可是这老太婆不通夷务。洋人在圆明园一把火把她吓惨了。她对操纵洋人毫无把握；对洋人的喜怒哀乐、外交方针、政治行为也毫无所知，因此她最怕洋人，绝不敢对洋人「放泼」。但是她这次为什么忽然对十一国宣战呢？那也不是在死到临头，舍命和洋人一拼；更不是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可以「扶清灭洋」——她根本不相信那一套。在她对十一国宣战前夕，她还要勒令解散义和团呢！
但是老太婆为何突然对十一国宣战呢？
答曰：那是受一椿「假情报」刺激的结果。在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六日，西后在一项讨论和战大计的六部、九卿、军机、总署、诸王、贝勒同时出席的「御前会议」里，还力主召回李鸿章和袁世凯，主持对列强和谈；并令刚毅和董福祥，共同开导义和团，「勒令解散」。谁知当天夜里荣禄收到一宗假情报，说十一国公使已共同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一记莫须有的情报把老太婆吓得魂飞天外。
这是西后最怕的一着，如今竟变成事实。因此在翌晨（六月十七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里，西后方寸大乱，直至语无伦次。那效忠西后最激烈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
这一哭一闹，乃把二十四小时之前的决议，全部推翻。——接着便是德国公使被枪杀（六月二十日），主和五大臣被砍头，六月二十一日她就以儿皇帝之名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荷、奥匈十一国同时宣战了。
那位后来也在中国「当差」的费正清的英籍老师摩尔斯，面对西后此一转变，也觉不可解，他说：
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一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
其实摩老师有所不知。老太后这次误信了一记假情报，自觉死到临头，已无「退路」可走了。她倒不是「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而是这个女政治家想学学中国古代男纵横家——经过数天的考虑之后，显然的她是把这十一国的驻华公使和代办们扣起来作「人质」（hostage），然后以义和团小将为替罪羔羊和籍口（这和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小将如出一辙），「绑票勒赎」，迫令各该国政府改变对她老人家（勒令归政）的既定政策。
义和团之乱闹成八国联军，其「画龙点睛」之笔，便是这记不知谁人伪造的假情报！——这也是一个独裁者（其后包括孙、袁、蒋、毛、邓）在「一念之间」所决定的「政治行为」，完全发诸「偶然」的政治行为，影响国脉民命，「一言丧邦」最明显的例证之一。这也证明，个人或一党专政的政体，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的意蒂牢结的实验报告。
【附注】蒋介石决定牺牲外蒙时，连他最亲近的机要主任陈布雷，和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不知道，所以宋拒绝签字，而以一个专心想做外长的王世杰去作替罪羔羊。蒋之决定对日放弃赔款，也完全出于一个人的决定，可能连他老婆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杜聿明骂他为「独夫」。以一个人的简单幻想去敌一党（中共）两国（美、苏），他怎能不失败呢？他（她）一失败，四万万人跟着遭殃。毛就更糟了。他恨彭德怀于一念之间，破坏了连赫鲁晓夫都十分忌妒的「二五计划」，终于饿死农民数千万。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恨刘少奇于一念之间。他原想搞个六个月的红卫兵运动把刘搞下去就结束，谁知又一搞十年，死人亿万。——毛曾一再说过，文化大革命只搞六个月。谁知纵是毛泽东耍久了，狐狸尾巴也有暴露之时，六个月就变成十年了。同胞们，我们如今也受够了吧！言之可叹。
老太后出了岔，那是她千不该、万不该，把李鸿章下放广州。李如仍在北京，也参加了御前会议，派个人去问问赫德，或直接去问问各公使，哪会上「蒋干偷书」这个大当呢？无奈李被排挤而去，剩下了一些无知而好权的土高干，碰到这一情况，就只好「相拥哭成一团」了。他们那时没有「飞弹」。如有飞弹，他们不乱放一通才怪呢！——就这方面来说，那位读破《通鉴》的毛老大，就比叶赫老太婆高明。毛把他的「李鸿章」（周恩来）侮辱得不成个人形，但是就不下放他去广州当代理书记（李鸿章是「署理」）。再委屈，你得待在北京。义和团攻打使馆时，你得替我分析情报！周恩来也乖，比李鸿章更乖。李老头还倚老卖老，私下大逆不道，有时还把老太后和小皇帝说成什么「妇人孺子」。这老妇人（武则天！）倒颇有度量。谗言、特务虽然报告了，她也不生气。她的原则是，只要你对老娘忠心耿耿，不搞行动反对我（雷震坐牢就是要搞「行动」的结果），你老混帐 ，狗嘴不长象牙，讲点脏话，老娘不在乎。——周恩来就不同了。他做了一辈子小媳妇，绝不敢说半句「脏话」。他把个尼克松、基辛格，玩弄于股掌之上，倒头来还「遵循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笔者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尾随尼大总统之后，回大陆探母 ，颇受礼遇。从上海、安徽到北京，真把这十四个字，听了好几百遍。老实说，作为一个倒霉的历史家，听了心头直是嘀咕，还是我们合肥那个倚老卖老的「汉奸李二先生」，比周恩来那个小媳妇更有「宰相之风」！当然毛的器度，也比不上那两个远甚须眉的臭老太婆。——毛好装腔作势，反而不如两位老太太，有「英雄（雌）本色」。
闲话扯多了，再回头聊聊老太后。当原本电报抵达西安时，据说老太后欣喜不尽，因为洋人这次，一不要她「归政」（这是她最怕的）；二不要她「割地」（她虽不在乎，究竟窝囊）。赔点小钱，在这位一掷百万的老姨太，那才不在乎呢！钱反正不是她的。哪儿筹来，反正是李鸿章的事。在老太后看来，鸿章和戎之才，真是古今无双。鸿章之功，保国卫主，也真是遮天盖地。老李虽然为她累死了，死了也要封侯——把「肃毅伯」晋封「肃毅侯」。
鸿章遗札保荐袁世凯自代。老太后追念老臣，爱屋及乌，袁世凯便以四十二岁的壮年，继世界驰名的「李鸿章」之后，就做了大清帝国的「宰相」了。
袁世凯的变法改制
慈禧老太后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次惊险的逃亡，她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唯宰相是赖。她信得过李鸿章，也就信得过李所保荐的接班人袁世凯。
袁世凯根据他晚年的所作所为，公正而深入的历史家，也无法否定他是「乱世之奸雄」。但是通观他一生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才能，读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把清末民初所有的高层风云人物，若论将相之「才」来排排队，我个人就觉得，诸公几乎无出其右者。李鸿章、周恩来二人或可相拟，甚或过之。但李、周二人失之太君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失之软弱。辅助阿斗，周可为诸葛亮；屈居毛下，有时就助纣为虐了。试看他连个孤雏义女孙维世，被奸被杀，都不敢置一辞，这个宰相也就很难比诸「古大臣」了。暴君之作恶，亦宰相愔弱之过也。李鸿章这个翰林，也不够「跋扈」，不够「流氓气」。吃他们那行饭的，要推动工作，驾驭同官上下的大小流氓，就不能像胡适那样地畏首畏尾、脸皮薄、心肠软的白面书生了。——袁世凯在这方面比李、周二人强多了，因此他也就失之在太跋扈；失之在手硬心狠，没有高知气息，为士林所鄙。如今数十年了，恩怨早断，袁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仍难平反，其原因亦在此。有其长，必有其短。令人叹息。
但是袁某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得君甚专。所以他从一九〇一年冬，至一九〇七年秋，干了六整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清帝国的实际的「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只因为那是「袁世凯」做的，在历史上就略嫌灰黯了。——在这六年中，袁是尽量自我贬抑，捧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