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两极-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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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海洋性气候，西双版纳是旱湿两季的山地气候；上海众多的人口和拥挤的住房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幢宽敞的庭院围抱的干栏式竹楼；上海有那么多的高楼和狭窄的弄堂，而西双版纳满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绿的水；上海号称东方的大都市，而西双版纳系沙漠带上的绿洲，是一块没有冬天的乐土，既被称为“山国”里的平原，又被形容为孔雀之乡、大象之国，它有那么多的神秘莫测的自然保护区和独特珍贵的热带雨林；上海开埠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孕育了海纳百川的上海人，而西双版纳由偏远蛮荒、瘴疴之区演变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的百年史，更富传奇色彩；上海人被人议论成精明而不高明、聪明而不豁达，而西双版纳的傣族兄弟姐妹，谦和、热情、纤柔、美丽，无论是在电影里和生活中，他们的形象都给人遐思无尽对比太强烈了，反差太大了。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结婚、离婚手续比较简单，恰巧当年的知青和傣族女子由于差别的巨大而更为相互吸引，在插队岁月中有过恋情、爱情和婚姻的双方，到了大返城时知青的离异也就更多一些。
神奇的西双版纳（2）
在昆明的那个夜晚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很多，这些年里听说的知青情变故事，一一浮上心头。最初的构思逐渐在我心头萌动着，一些人物开始浮出水面，一些矛盾慢慢成型，这全都是西双版纳这块神奇的土地带给我的。直到今天我还和西双版纳保持着联系，2000年的夏秋之交，版纳州人民政府授予我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荣誉州民”，说我的创作对西双版纳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殊不知，《孽债》的创作本身，也从西双版纳这块土地上汲取了很多的养料。说着说着似乎离题了，至于《孽债》具体的艺术构思，我想在下一篇文字中接着谈。
（2001年2月）
《孽债》最初的“单线条”（1）
这是一个取单线发展的故事。
从一开始，我只想将这一题材写成线型结构的长篇小说，并且可以写得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
可能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贵州，接触过包括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彝族在内的众
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在民族节日期间，少数民族的姑娘们穿上精心缝制的服装，戴上头饰，去街子、花场上跳芦笙、赶街的时候，我常常会突发奇想，要是这么一个纯情朴素的姑娘，走进上海市民拥塞的弄堂，走进一个平静的三口之家，会是怎么一个情景？
也许是多次这么想过，到构思《孽债》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像美霞这样俏丽的一个小姑娘，到上海来寻找她的生身父亲的情节。
这是长篇小说的“核”。
所有的亮点都随着这一个“核”在闪烁，在跃动。
以后所有的故事和情节的展开，都随着这一个“核”在转动。
有了这一点想像，其余的人物和故事都像插上了翅膀，能够腾跃起来，能够飞起来。
小姑娘到上海，寻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
是沈若尘这样的父亲。他曾经在版纳呆过，和美霞的妈妈有过恋情，有过婚姻，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去。也正因为此，才有了美霞。他现在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位杂志社能干的编辑。为什么恰恰是编辑职业而不是其他职业呢？原因只有一个，我对这个职业的工作很熟悉。当作家之前，当了作家之后，我一直在与各个年龄层次的编辑打交道。整个80年代的后半期，我也一直在《山花》文学杂志社出任主编，和各式各样的编辑们共事。只是我安排沈若尘当的是一本社会型杂志的编辑，这样便于“他”更多地和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和打交道，为的是在行文时更加自如一些。长篇小说的写作总是这样，不可能构思得面面俱到，写着、写着，会有很多原先想像不到的东西冒出来，把自己笔下的人物框得太死，限制得太紧，反而会束缚了手脚。《孽债》已经是我的第21本长篇小说了，不敢说有多少经验，失败的教训我是有一些的。有了美霞，有了父亲沈若尘，必须还得给沈若尘像所有的正常中年男子一样，安排一个家。也就是说，他回上海以后，又结了婚，有了一个儿子，宝贝儿子。于是就有了梅云清和儿子焰焰（电视剧中为叫起来爽口改成了“扬扬”）。
在产生最初构思的同时，我就想过，我要把故事各方的人物，都写成是社会上的好人，或者说是正常人。决不把一些不好的习性和脾气按在某个我不喜欢的人物身上。“好人”和“坏人”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电影时就养成的欣赏习惯。社会上确实是有好人和坏人，那些罪犯甚至是很坏的坏人。但在文学作品中，读者更希望读到的是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人。简单地说，即使是写好人和坏人，也得写出他为何好，或是为何坏。
设想梅云清的时候，我就想像她是上海滩上聪明能干的、勤俭持家的、美丽善良的但又是有着自己喜怒哀乐的现代女性。她不是十全十美的，小说的第五章我写到她失身于始终痴痴地爱着她的李爽，这是我产生构思的时候就预见到会发生的事（电视剧中为了人物的完美和观众的认同没让她和李爽走到这一步）。即使这样，她还是一个好妻子。焰焰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独生子女。
来自远方的、自小在西双版纳长大的美霞，要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三口之家。她要和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吃饭，一起入睡，一起打发长长的一段日子。她的出现是一个引子，也是故事的全部。她是一个导火索，更是一颗炸弹。
就是炸弹。在想像美霞走进生身父亲的家时，我脑子里最清晰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让美霞的出现，像在家中扔了一颗炸弹。这颗炸弹在冒烟，在丝丝发响，随时都要爆炸。可它就是不炸。
人在这样的尴尬面前，自己的本性就会展露无遗。焰焰的反应当然是最直接、最不会掩饰的。他也不需要掩饰，但他本能地意识到，美霞是他厌恶的对象，他恨美霞，美霞的出现会夺去他的父爱。这就是人，尽管他还是孩子。梅云清是位中年妇女，她的反应自然要比自己的儿子复杂得多，但她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问题是接受不了她也得接受，除非她不要这个家。这样的矛盾放在一个人物面前，这个人物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像很多自视甚高一帆风顺的女性一样，梅云清同样追求她的那一份完美。很多日子以来，她认为自己是追求到了，结果不是这样！她怎能不伤心，怎能不失望！她只有更进一步地认识世界，认识“人”本身，她才能越过人生的这一沟坎。而沈若尘面对一个叫他“阿爸”的美丽女孩，面对一个他过去爱情的结晶，能做些什么呢？他只能无奈地、疲于奔命地、顾此失彼地尽可能地维持他不能放弃的亲情，他爱妻子，爱儿子，他也爱女儿，但要把这几种爱融合在一起是有冲突的小说和电视剧问世之后，有人说，只有上海男人会这样处理。我倒要反问一声，豪气十足的男人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你请指教。
有人问，怎么让你想出美霞这么个小女孩来的？你怎么把握这么个孩子的心理？原因又得讲到我插队那段生活。在山寨，我教过很多山乡里的男孩、女孩，天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许多孩子，汉族的或是少数民族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使得他们非常渴望了解大山外面的世界。高兴的时候，他们会睁大一对喜悦的眼睛；痛苦的时候，他们会睁大一对噙着热泪的眼睛；震惊的时候，疑讶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他们最常有的表现，就是睁大着一对眼睛望着你。美霞是我想像出来的傣族姑娘，美霞又是我心目中许许多多山乡孩子的综合。另一个原因是，当我写作《孽债》的时候，我本人正调动回上海。我的孩子那年才十岁，我时常观察自小随我在山乡里长大的叶田，对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反应。那些日子我常常和他交谈，希望他能较快地融入上海这座城市的节奏。我发现他对上海有着很多误解，他对山乡有着自己的一份怀念，他要在身心上进入上海得有一个过程。我和他妈妈都是上海人，我们自小在上海长大，孩子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都需要时间慢慢融进上海，别说像美霞这样的少数民族孩子了。
《孽债》最初的“单线条”（2）
对了，小说就得从美霞进入上海写起，她为什么要来上海，她到了上海之后各式人等的反应，她自己如何面对着种种压力生存下来的，我要她的到来搅得所有的人为之心动，我要她生病，要她失踪，要她在上海出一点事故想像使得我时时处于亢奋状态，恨不得拿起笔来直接进入写作。但是，再进一步想像下去，我发现了取单线条发展的不足，有许多我想表现的东西无法表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人物关系也会稍嫌单调。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反映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社会面过于狭窄，也会给人以“杯水风波”之感。我该怎么
办呢？
《孽债》的构思进入了停顿阶段。
（2001年3月）
《孽债》出炉前（1）
但是《孽债》的构思并没停顿很久。
天天想着这部作品，我很快找到了构思上的突破点。
在《孽债》之前，我写下了五部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每一部书里，我都有一组对应性的人物。由这一组对应性的人物，把其他所有的人物带动起来。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程旭和慕蓉支是这样的人物。
《风凛冽》中的叶铭和高艳茹，同样起着作品骨架的作用。
《蹉跎岁月》中的柯碧舟和杜见春，也是贯穿全书的男女主人翁。
隔开几年后写下的《爱的变奏》中，我干脆以矫楠和宗玉苏一对男女主角的不同视野，来展开叙述。
《在醒来的土地上》里的严欣和郑璇，也是这么一组相互对应的人物。
《孽债》如果仅仅只把沈若尘和美霞父女对应着来写，显然过于单薄了。
知识青年们已经回归到都市，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已不像在乡间和农场一样，共同在集体户、知青点和农场宿舍里居住。回到大中城市之后，他们已经融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返城后，他们重新在都市社会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人生和追求。
可能正是因为我写下了前面所说的五部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我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们的来信。这些信多得我不可能一一作答，他们在书信中对我的作品或是作品中的人物评头论足，他们给我讲述天南海北的插队知青们的故事，特别是悲剧；他们时常在书信中宣称要将自己经历过的真实的人生故事和体验告诉后代，他们认为这是20世纪即将进入21世纪最好的馈赠；他们说我们命中注定要遭遇这样的时代，我们有责任把这一时代的真实记录下来；他们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寻找人性，寻找良知，就是寻找我们这一代人自己。不论他们在书信中说什么，最后他们都会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写一写知识青年们回归都市之后的生活。说回城之后的生活同样精彩，同样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篇章，同样有着这个时代的生活原生相。
读着这些来信，我时常为之感动，为之陷入沉思。当了作家之后，走南到北，出差开会时，也会时常遇见当过知识青年的新朋友。甚至在某个外事场合，某个专业性甚强的学术会议上，也会有人悄悄告诉我，他曾经下过乡，他也是在内蒙古大草原放过羊的。会后余暇，往往就会有人找到客房来，讲一讲对于那段生活的感悟及与今天生活的关系。
不断地感受来自这些同时代人的信息，我心底深处时时涌动着表现他们今天生活的愿望。构思《孽债》的时候，我逐渐明白，仅仅写好沈若尘与美霞的关系，不能充分展示知识青年们回归上海后的生活，也不能充分地展示今天的上海。
要想充分地表达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受，要想写一写不同个性、不同命运的知识青年回到上海以后的遭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人物，增加我要描绘的家庭。
想明白了这一点，我起先只想增加两个和沈若尘有关系、有联系的知青家庭。但是构想下来，仍觉得意犹未尽，觉得不过瘾。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生活，比起十年二十年之前的生活，已经大不相同。而且城市的生活形态，正在并且即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观、伦理观和人生观。社会生活的氛围变了，粮票、肉票、蛋票、油票从我们的生活中正在消失，而新的东西包括感情领域，正在产生更多的令人惊讶也令人困惑的东西。
沧海桑田，文思更应神远。于是我下了决心，来写作五个上海八九十年代不同层次的家庭。这些家庭的主人，都曾经当过知青，都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而今天，他们却又在上海，代表着不同的生活层次和阶层。无情的岁月和时间已把当年还是以为平等的知识青年们拉开了距离。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对于找上门来的孩子，自己亲生的骨肉，他们的态度也必然是不同的。这么一想，创作的视野顿时豁然开朗，很多人物和故事涌上心头。他们联系着西双版纳的昨天和今天，他们也联系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昨天和今天。而在昨天与今天之间，展示的是一代知青的感情经历。对于我这个作家而言，格外有利的也许正是这一点，我曾在西南山乡生活了二十一年，除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我还因写作的关系潜心入神地研究过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差别和他们独特的风俗。同时我毕竟出生在上海，在这个城市整整生活了十九年，以后又因出差、开会、改稿不时地回归故里，兴味浓郁地以一个游子的目光和作家的目光，见到了上海那些年里的变化。于是乎新的构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