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会战-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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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指挥军队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一方面接受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承认其合法地位；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这些举措，对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是一极大的促进和推动；全国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打了许多硬仗。但由于战争指导的失误和军队战斗力上的差距，对日作战基本上都以惨重的代价和失败的结果而告终。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失败的悲观情绪。
　　徐州会战，在李宗仁的直接指挥下，经全体官兵的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开了正面战场胜利之先河，使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在此次战斗中；广大爱国官兵激于民族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心；与日军顽强拼搏；涌现出众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下层官兵；而且有高级将领。这些众多为国牺牲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日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民族精神；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功地扭转了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不利态势，遏止了失败主义思潮的蔓延，使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会战，使国民政府及统帅部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虽然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这时，希特勒对中国施加压力，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间又下令召回驻中国军事代表团，而英、美等国仍无实际上的援助，国民政府及统帅部感到依赖国际外力战胜日本的希望暂时难以实现，认识到要靠自己下坚定持久抗战的决心。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等，并于同日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最后完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表示“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同时，徐战会战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以台儿庄大捷为代表的徐州会战的消息，苏、美、英、法、德、意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了充分报道和评论。据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这些社会舆论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誓死抵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胜利战绩，赢得世界正义舆论的高度评价，也使德、意法西斯不敢小视。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使各国人民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外援创造了条件。
　　二、持久消耗战略的完美诠释
　　徐州会战之前，中国军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之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屡战屡败。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阵地，吸引和消耗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人；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李宗仁作为徐州会战的最高指挥官，以自己成功的战役战术行动，给当时最高统帅部业已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作了完美的注解。早在抗战初期，李宗仁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有效的抵抗外族入侵问题，就从战略上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曾在其《焦土抗战论》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民众，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５战区司令长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南京失守后，面对日军三路大军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的夹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与敌军相火拼，他抓住敌军骄狂之弱点，运用自己数万之哀兵，与敌展开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退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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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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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27日，由日军策动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此图为伪政府成员合影。
　　徐州会战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徐州会战对中国及其军队具有划时代意义，它证明，中国的军队虽然武器劣、训练差、缺乏统一性，但在一次“典型的战役中”毕竟能够以优越的战略策划击败日本人。对这次胜利贡献最大的部队之一竟是一些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的“杂牌军”。这次大捷还得力于其他战线的军队和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他们阻挠敌人的运输线，在作战最关键的时刻拖住敌人的兵力。
　　三、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泡影
　　中国军队坚守徐州地区达5个月之久，充分实现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目的，从而为中国军队在武汉的集结、布防赢得了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军民打破日军“速战速决”战略企图，坚持持久抗战的一个有力砝码。
　　日本大本营因兵力不足及准备不够充分，在占领南京、太原后本来决定暂时停止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制订了所谓“战局不扩大”方针，并下达了计划，以争取时间建立总体战体制及扩大军事力量。但由于台儿庄的失败和侵华日军当局为挽回面子强烈要求扩大战局，并由于发现中国军队大量集结徐州等情况，被动地改变了既定战略方针，在兵力不足及准备并不充分的条件下决定提前进行徐州会战。当时日军尚未完成扩军计划，根本无法从国内增派军队，只好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侵华日军中调集部队。在华日军共约15个师团的兵力，调至徐州作战约10个师团，结果造成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不足以完成围歼徐州附近五六十万中国军队的任务，而留置后方的兵力更有捉襟见肘之忧，连守备同蒲、平汉、京沪、胶济、正太、津浦几条铁路干线上的要点都不够用。如第1军抽调了平汉路高邑、安阳地区的第16师团和新乡、焦作地区的第14师团去徐州作战，致使冀南、晋南守备空虚，不仅被迫放弃了长治地区，而且导致已经占领晋南黄河北岸的第20师团遭到中国第2战区部队昼夜攻击。这些中国部队大多是在日军进攻下已退至黄河以南、徐州会战开始后又乘虚渡河返回晋南的。日军第20师团被迫又放弃了蒲州（今永济西）、芮城、平陆等地，保持运城、河津、闻喜，并将主力退缩至曲沃、侯马、新绛地区固守。又由于第2战区部队破坏了铁路和以炮击控制了机场，日军第20师团的补给完全中断。当时日军无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不得不以空投进行补给，但飞机不足，无法满足1个师团的需要，因此，徐州会战时期日军第20师团不得不以抢掠民间粮食以及野菜、树叶、青草充饥。事实上不仅第20师团陷于困境，而且华北被日军占领的所有地区都呈现不稳。日军因兵力缺少，只能被动地进行防御，完全没有实施大规模出击的能力，更谈不上占领新区。
　　检讨日军的这场大败仗，以日军战斗的观点而言，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敌，最初日军的进逼徐州外围战，根本是日军大本营所不同意的作战行为。日军大本营特别下达华北方面军南下的禁止线，是在徐州以北百公里之外，所以，徐州会战是一个被中国军队掌握战机所诱发的一个意外军事作战，这个会战彻底的改变了日本对华作战的战略构想。
　　日军不是因为徐州战略地位重要，要打通华北与华中战区，因而准备进攻徐州，而是因为华北方面军的不服军令约束，以轻敌的心态，孤军深入，结果在台儿庄遭到惨败，迫使日军大本营别无选择地动员所有的军力，仓促地发动徐州会战，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捉到中国军队主力。
　　因此，从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在战略的主导能力上，开始完全的失控，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空想。日本逐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空间陷阱之中，日军只有继续发动武汉会战以及华南攻略作战，将日军绝大部分的部队，都投入了中国的战场，这时日本既不能击败中国，又不能退出中国，迫使日本最后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
　　原来日本企图围歼徐州的中国军队，是一个相当有企图心的战略攻击计划，但是日军仍然犯了低估中国军作战能力的错误，在徐州宽广的地区，投入了25万的日军部队，仍然出现兵力不足的现象，对于当时的日军而言，这已是其动员部队的极限。同时日军过于自信的判断，认为中国军队只能利用陇海铁路西退，因此，日本将拦截的主力，全都放在截断这条铁路的交通线上，而大部分的中国军队却从日军的背后，向西南方撤走，使得日军在徐州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再次落空。于是日军又在匆促之中，决定全面深入中国，进行汉口攻略的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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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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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日本宪兵唆使中国小孩向他们举枪敬礼。
　　一、注重调动参战官兵杀敌报国的积极性。
　　在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斗志高昂，士气旺盛，上至司令长官，下至普通士兵，皆抱定有敌无我的决心，浴血奋战，视死如归。这种英雄气概和抗战热情，首先来自于为正义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的责任感的充分激发。用张自忠的话说，我们是反侵略战争，我们被日本欺负得活不下去了，要想活就得和他们死拼！李宗仁在《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中指出：“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
　　其次，高级将领率先垂范，为基层官兵树立了楷模。59军军长张自忠因“七。七”事变后遭舆论误解，几乎无人相信他还能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岂料他临危受命，挂帅出征，与庞炳勋捐弃前嫌，合力破敌，打得板垣部队丢盔卸甲，溃退数十里。在台儿庄战斗的最后阶段，第2集团军已伤亡过半，孙连仲以大局为重，对李宗仁表示，死守台儿庄，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122师师长王铭章的表现同样出色，面对强敌的疯狂进攻，他力战不退，死守滕县，终至为国捐躯。高级将领的率先垂范使成千上万的下级官兵备受鼓舞。他们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据统计，第2集团军和第59军的伤亡均在万人以上，第22集团军伤亡也在8000人以上。其中全排、全连、全营乃至全团战死者，屡见不鲜；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第三，严明奖惩。1938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布了一条重要公告，一方面对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抗日烈士重申褒扬之意，同时将对40余名失职将领的惩处情况公之于众。判处死刑的除放弃雁北天镇的61军军长李服膺外，还有旅长高仰如等8人，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师长邓龙光2人记大过一次；第39军军长刘和鼎和师长李松山、周祖晃、徐启明、潘文华、杨国祯以下10人撤职留任，戴罪图功；师长罗霖、巫剑雄、宋希濂、陈万仞以下10人撤职查办。此外，旅长以下受撤职处分的8人、受撤职永不叙用处分者2人、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者1人。以上受惩处者共42人。如此大规模惩处以整肃军纪的做法，在国民党军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果说这对国民党军队的震动还不够强烈的话，3天之后，即1月24日，山东省政府主席、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韩复榘以不战而逃的罪名被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消息，无疑是一个更大的震撼和冲击。以韩氏军阶之高，职任之重，堪称显贵，只要违纪，依然就戮，这对全军将士尤其是高、中级将领自是一个强烈的震慑，从而使战时军纪得以树立，以致许多将领相互告诫：“宁死于战场，不死于国法。”在临沂战场，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