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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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去普林斯顿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费莱克斯纳仿佛从天上掉下一个金元宝，连连问爱因斯坦有什么要求。爱因斯坦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普林斯顿研究院要接受他的助手迈耶尔，给他正式职位；二是他的年薪只要３０００美元。并问弗莱克斯纳：“倘若在普林斯顿维持一年生活不需３０００美元，还可以再低一些。”
对第一个要求，几经磋商后终于圆满解决。可第二个要求却让费莱克斯纳为难了。一个堂堂最高研究院里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年薪只要３０００美元，这怎么说得过去呢？让不知内情的人知道，难道不会说普林斯顿在虐待爱因斯坦吗？弗莱克斯纳觉得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罪名。他一次又一次向爱因斯坦提议，能否把年薪提高，到最后，他几乎是恳求爱因斯坦了。几经“讨价还价”，总算说服爱因斯坦接受１６０００美元的年薪。
从伯尔尼专利局开始，爱因斯坦就养成一个习惯，工作之外的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研究时间。他把研究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仅凭研究去拿薪水他总觉得不安。从苏黎世、布拉格到柏林，他讲课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总还是有的。如今到普林斯顿，所有的时间都由他支配，他下意识地觉得有愧。
爱因斯坦对凭纯科学研究领取薪金感到难为情，这种感情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对于他而言，又有着内在的深刻理由。他总想干些与基本的研究活动无关的事情作为生活费用的来源。在这点上，斯宾诺莎——以金刚古琢磨匠身份为职业的哲学家——对爱因斯坦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普林斯顿研究院多次声明该院的科学家有完全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但爱因斯坦总不想成为纯粹被社会供养的人，他忘不了一个人应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哪怕自己的研究仍然是属于社会的。
普林斯顿是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城，人口只有几千人。小城里古风纯朴，阳光灿烂。林荫道上的行人稀稀疏疏，道路两旁星星点点散布着一些一两层楼的小房子。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丛中。每一座房子都像绿色海洋中的一个孤岛。这里似乎闻不到金圆帝国的铜臭，听不见工业巨人的叫嚣。这里就像莱顿小城和苏黎世湖畔、柏林郊外那样娴雅幽静，具有古老欧洲的情趣。
爱因斯坦来到普林斯顿，这个僻静的小城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圣地。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留下了数不清的轶闻趣事。人们说他在比利时王后“御笔”题赠的诗的背后做计算；说他在鞋店的发票背面写上致答词，跑到庄严的授奖仪式上去掏出来宣读；说他在朋友家吃饭，灵感来了，没纸就在主人家的新桌布上写下一行行公式；说他出外找不到回家的路，打电话去问研究院怎么回家；说他把一张１５００美元的支票当书签用，丢了也不知道；说人家请他讲１分钟话，给１０００美元，他说他不需要钱
爱因斯坦给普林斯顿带来光荣，普林斯顿人以爱因斯坦为自己的骄傲。大学生们编了一支歌，在马路上边走边唱：
谁数学最棒？
谁爱上微积分？
谁不喝酒，只喝水？
——我们的爱因斯坦老师！
我们的老师饭后不散步，
我们的老师时间最珍贵。
我们要请天上的造物主，
把爱因斯坦老师的头发剪短些！
随意、温和的爱因斯坦爱上了普林斯顿，这儿没有繁文缛节，没有欧洲大陆上的呆板和清规戒律，他在这儿享受到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欢乐，也留下了不少故事。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普林斯顿有个１２岁的女孩子。放学回家后总是跑到爱因斯坦家里去玩。妈妈发现后，把孩子狠狠训了一顿，说：你怎么能浪费爱因斯坦的宝贵时间呢？并带着孩子向爱因斯坦道歉。爱因斯坦笑着说：
“噢，不用道歉。她带甜饼给我吃，我帮她做算术题。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恐怕比她从我这儿学到的东西还多呢！”
还有这样的故事：有一次，美国一家医院要聘请一位X光专家。一个犹太难民来求爱因斯坦帮忙，爱因斯坦立即写了一封推荐信。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从希特勒铁蹄下逃出来的犹太人，请求帮忙。爱因斯坦又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他给４个犹太人写了４封推荐信，让他们去争夺同一个职位，让大家哭笑不得。后来，这样的推荐信写得实在是太多了，以致拿推荐信去求职的人还没开口，人家就说，行了，行了，收起介绍信吧。这儿求职的人每人都有这样的一封介绍信。
还有一个故事说：一群大学生说说笑笑，跑来问爱因斯坦，什么叫相对论。他回答说：
“你坐在一个漂亮姑娘旁边，坐了２小时，觉得只过了１分钟；如果你挨着１个火炉，只坐了１分钟，却觉得过了２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英费尔德在普林斯顿是爱因斯坦的助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爱因斯坦的诚恳与理智的关系。他认为这两者在爱因斯坦身上是和谐共处的。“很难找到一个学者，其思想能在这样的程度上充满情感，能具有这样明朗的表达激情的声调，能在这样的程度上以‘为超个人的东西服务’的激情中，从对大自然的美的陶醉中汲取养料。同样，也很难找到一个人，他对人们的诚恳态度、对人们的爱、对人们的责任心，能在这样的程度上出自他的思想。”
英费尔德对爱因斯坦的这一特点作了非常准确的说明。
“在物理学方面，我向爱因斯坦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最珍贵的，却是在物理学以外学到的东西。爱因斯坦是——我知道，这样说多么平庸乏味——世界上最好的人。其实，看来这个定义也不那么简单，而且需要作些必要的解释。
“同情——一般说来这是人的善良的源泉。对别人的同情，对贫困、对人的不幸的同情——这就是善意的源泉，它通过同情的共鸣器起作用。当我们看到别人在斗争和痛苦的时候，对生活和对人们的眷恋便通过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联系在我们的感情中激起反应。
“但是，善意还有完全不同的根源。这就是建立在独立清醒思考基础上的天职感。善意的、清醒的思想把人引向善，引向忠实，因为这些品质使生活变得更单纯，更充实，更完美，因为我用这种方法在消除我们的灾难，减少同我们生活环境之间的摩擦，并在增加人类幸福的同时，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在社会事务中应有的立场、援助、友谊、善意，可以来自上述两个源泉，如果我们采用解剖学的话说，可以来自心灵或头脑。我一年一年地学得愈来愈珍视第二类善意——它来自清醒的思维。我曾多次看到不是由清醒的理智支持的感情是多么地有害。”
许多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们问自己，在这个人身上什么东西更伟大：是洞察宇宙构造的智慧，还是对人类的每一次灾难和对社会的不公正的每一次表现的共鸣之心？这个印象在与爱因斯坦一起在普林斯顿生活过的人的回忆录中表现得很清楚。替爱因斯坦治过病的古斯塔夫·布基医生写道，无论爱因斯坦思想的深刻性和突然性所留下的印象是多么的强烈，然而“他的人性毕竟是一个最大和最感人的奇迹”。布基解释道，爱因斯坦从不愿画家给他画像，但有一个理由准能对他起作用。画家只须说这一点就够了：爱因斯坦的画像或许会——即便是暂时的——帮助他摆脱贫困，于是爱因斯坦就毫无怨言地陪上许多个小时，让这个可怜的人给自己画像。布基说，大街上的过路人在看见爱因斯坦的时候总是露出善意的笑容。面对他们的笑容，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在普林斯顿，人人都认识他。
“甚至在普林斯顿这个小小的大学城里，所有的人都是用贪婪的好奇眼光看着爱因斯坦。在我们一起散步时，我们总是避开那几条繁华的大街，专捡野外和行人寥落的小街。比如，有一次，一辆小汽车里的人请我们稍等片刻，从汽车里钻出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带着照相机的妇女，由于激动脸都红了，她请求：
‘教授先生，请允许我给您拍一张照片。’
‘请吧。’
他安详地站立了几秒钟，然后继续自己的谈话。
我相信，过了几分钟他就忘了这件事。
有一次，我们走进普林斯顿一家影院看电影，我们买了电影票，走进挤满人的前厅才知道，还要等１５分钟才开映。
爱因斯坦提议走一走。出来时，我向检票员说：
‘我们过几分钟就回来。’
可是，爱因斯坦感到不安。
‘我们已经没有票了，您会认出我们吗？’
检票员笑了，他认为这是教授开的一个很成功的玩笑，就对爱因斯坦说：
‘是的，教授，我大概会认出您的。’”
到美国之后，爱因斯坦的生活相对安静下来，很少出门。１９３５年５月，他到百慕大作短期旅行，这是爱因斯坦最后一次离开美国外出旅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移民签证。除此之外，爱因斯坦与外界接触也比较少，但这并没减少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魅力。
１９３４年１月，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接见爱因斯坦夫妇。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纽约东北郊预计于１９３９年春季开幕的世界展览会工地上，美国人把一些纪念品装在一只坚固的金属封包里，其中包括请爱因斯坦为５千年后子孙写的一封信，准备等５千年（即公元６９３９年）后让后代子孙把它掘出来打开。
爱因斯坦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角落互通讯息。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的低下。
“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日，爱因斯坦、玛戈特和海伦·杜卡斯在特伦敦大法官菲利普·福尔曼的主持下，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但爱因斯坦仍保留瑞士国籍。
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爱因斯坦与美国海军军械局烈性炸药与燃料组签订顾问合同（后来合同延长到１９４６年６月３０日）。顾问费每天２５美元。
１９４４年，在堪萨斯州，爱因斯坦１９０５年狭义相对论论文的手稿，以６００万美元拍卖，作为对支持战争的捐献。
★神圣的孤独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爱因斯坦就写信给比利时王后，发出了内心的苦闷：
“我把自己锁闭在毫无希望的科学问题中，我老了，自从我到此地与社会隔绝以后，更是如此。”
１９３４年，爱因斯坦的好友埃伦费斯特自杀，爱因斯坦认为导致埃伦费斯特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科学家的埃伦费斯特对解决科学在他面前提出的任务感到力不从心。
这是对朋友之死的分析，同样也是自己处境的深切感受。
统一场论问题仍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关于统一场论的工作是在和任何有影响的和广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团体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理论没掌握任何可以用解释某种实验的难解结果使广大物理学界感兴趣的材料。理论的“内在的完备”同“外部的证实”没有找到一个交叉点。这一次，“内在的完备”成了唯一广泛的东西——只要可以设想出来。涉及到了初始的假设，它们无须任何附加的假说便可解释物理过程的全部总和，而不管这些过程是由什么样的场所引起的。但是，这些初始假设同能赋予假设以可靠性的实验却联系不起来。
在孤独中研究统一场论的爱因斯坦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独之中。
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似乎愿用全部时间来保障对统一场论问题的“孤独”思考，但他的思考又常被人们打断。许许多多人期待爱因斯坦的忠告、帮助、演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既得到忠告，又得到帮助，还听到演说，这就造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一个向往孤独的人在同大量的人打交道，这在全世界科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局面不仅同科学家的外部环境有关，而且是同他世界观的内在基础联系在一起的。
有一次，爱因斯坦在伦敦演讲，当时那里正在讨论德国移民科学家的命运。必须替他们找到工作。爱因斯坦建议说，看守灯塔的职务对科学家来说是最合适的职位。要是旁人提出这种出乎预料的建议大概是极不妥当的。但大家明白，他在说自己。他认为，孤单一人在灯塔上有助于研究思考，这表达了他自己早年的梦想。爱因斯坦常向人抱怨日常生活的操劳，它使人离开科学。这其中还包含一层意思，看来是更重要的情况，即爱因斯坦所理解的，在科学活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独立性。这就是他所景仰的斯宾诺莎式的研究方式。
英费尔德回忆说：“他多次对我说，他倒是乐意干体力劳动，从事某种有益的手艺，比如制鞋手艺，而不想靠在大学教物理学挣钱。这些话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它们表现一种类似‘宗教感情’的东西，他就是怀着这种感情对待科学工作的。物理学是如此伟大和重要的事业，决不可以拿它去换钱。最好是通过劳动，比如看守灯塔或鞋匠的劳动来谋生，而使物理学远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