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3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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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章 王业之基（十六）
天下纷乱至此，引发这场风暴的“罪魁祸首”，大唐中书令、河中节度使李曜却安之若素，不仅从征讨凤翔的大军中悄然抽身回到长安，甚至还有“闲心”在府中处理了一大批近日堆积的公文。
前几日他出征在外，坐镇乾州，李嗣昭、李嗣源与李存审三人联袂到长安来见，恰巧未能遇上，三人于是又赶往乾州拜会。李曜与三人密议良久，才使这三位节帅各自回镇，领兵围剿凤翔，李曜自己则马不停蹄地从军中抽身，返回了长安。
李曜走时，只带走了数百亲信牙兵，而后几日他便隐匿在长安城里，外界根本不知道这位右相已然归来，更不知道出征凤翔的大军，在数日之内少了近四万之巨，几乎每日便少一万左右。这批人马去了何处，只有李曜与他们自己知晓。
毫无疑问，这些兵马自然是受了李曜的密令，化整为零、悄然调动到了别处，而李曜自己则在长安处理公务。
按说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公务也不如军务来得急切，但这件公务却十分重要，出不得一点麻烦，因为它极大地影响着军务。
粮食，是的，正是粮食问题。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时候并没有汽车、火车之类超大运量的工具，粮食特别是军粮在转运过程中的损耗极大，而关中本身的粮食产量又远远跟不上战争的消耗＇无风注：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地区粮食人口的关系和变化＇，特别是在此番李曜的运作下，几乎整个大唐较有实力的藩镇都动起来之后，李曜纵然早已谋算好，能使自己永远处于内线作战，但兵力的调动仍嫌过于频繁，所需要消耗的军粮也是骇人听闻的巨大数目，因此粮食问题他不得不考虑。
原本他在主导河东军械监时期存粮颇有盈余，但李克用作战实在过于频繁，且河东年年受灾，使得李曜不能不将好容易积攒的一点存粮都搭进去，因此如今他手头的存粮，也就能满足关中此战所需，其余还要另想办法。他如此忙里偷闲处理的公务，正是关中水利工程和一些佛寺田产相关的问题。＇无风注：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粮食供应问题，纯考证，无兴趣的读者请直接跳过。＇
待这些事情理清，各项命令纷纷从凤阁鸾台下达地方，李曜也已经不在长安。
朝廷方面每日接到河中战报，皆言朱温攻蒲州、东升二城甚急，听那言语，似乎二城随时可能失陷，蒲津渡随时可能易手。
李晔闻之，一日数惊，朝堂之上，前番李曜在朝时的井然有序也不见了，甚至有些人开始敢于指责一些投向李曜的官员，作为李曜在朝中文臣的代表，王抟对这些一反常态的情况竟也置之不理，只是一味沉默。从河北返回长安的崔胤见了，不禁心头暗喜，见朝中“李存曜党”的确什么手段也拿不出来，这才放心大胆地给朱温去信，将朝中情况说与他知晓。
河中看似攻得甚急，其实朱温却已然亲率大军赶到虢州，见过朱友谦之后，直接合兵奔赴潼关之下，此时探马回报，潼关守将竟已换成摧城左军都指挥使张训。朱温闻之大喜，语众将道：“张训乃王珂旧将，孤闻其麾下河中镇兵早已被李存曜打散重编，如今在河中军中甚不得志，可遣一人入潼关与其一谈，若能赚开潼关，大事定矣！”诸将也都欣然，朱温遂遣亲信司马邺入城商谈。
张训果然不出朱温所料，亲自将司马邺迎进府中，两厢坐定之后对他说道：“天子因汴州相逼，于京中一日数惊。朱全忠若不污其‘全忠’之名，当率军归镇，天子自然长安，如此万事可谈！”
司马邺笑道：“东平王全心忠于李唐，这是毫无疑问的。如今知天子在凤翔缺衣少食，堂堂朝廷竟然需要向河中一镇借钱来使，俨然失去了九五之尊，已成天下笑柄。故遣仆将熊白鹅掌、山珍海味并锦帛缯绢等献上，拳拳忠心可昭日月。”
张训无可无不可地道：“休要诳我。长安宫阙数毁，新修也不过略作修饰，不比往日多矣，而东平王却将东都洛阳宫修葺一新，此来关中，某不是想将天子挟持，前往洛阳？嘿，某料朱全忠必是欲劫天子幸东都无疑。其果忠心，不如先发工匠将长安宫修葺一新。”
司马邺又谈及赚开潼关之事，张训只是冷笑，根本不答腔，司马邺无对，只好回禀朱温。
朱温闻言沉吟道：“张训这是在行缓兵之计，他是李存曜麾下之将，既然如此，必是因为李存曜尚有手段未曾被我所知孤料其必已向天下藩镇搬求救兵。不出一月，必有兵至。”
司马邺应对：“纵观天下藩镇，河南、河北、荆襄已归王化，湖南、两浙倾心相附，岭南、福建鞭长莫及。武昌、江西为淮南觊觎，自救尤恐不及。河东为大王屡败，蛰伏不敢再出。能救关中的只有吴、蜀及河西。然王建假途灭虢，窃取兴元；杨行密半途折返，其心皆在于扩大地盘，无欲勤王。唯河西之地，保大、保塞、定难、朔方皆边庭若旅，纵使将兵至，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李存曜以武力威逼鄜坊，党项的定难军岂能为他效力？如此，大王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朱温笑道：“公有所不知，河南、河北、荆襄虽已羁服，然阳服阴抗之辈大有人在。尤其青州王师范，幽燕刘仁恭、襄阳赵匡凝，便是阳奉阴违之辈。待我平定关中，此三镇我必剿灭。”
司马邺道：“大王志在天下，此番用兵大半年，于天下英雄面前落下悖逆之名。王建、杨行密谁不愿作天子？然他二人观大王迎奉天子，即不相助，也不为敌。何故？正是纵容大王迎得天子归，而行不臣之举。他日则可召集天下群雄，已讨逆之名与大王为敌。若胜之则为天子，实至名归！此中利害，还请大王深思。”
朱温闻言稍惧，沉吟道：“公所言有理，我今所有，不过五分之一天下。吴、蜀未平，不可操之过急。今从公言，明日便遣使奉表入城，请修长安宫，以定天子之心，平天下之恨！如此，只是我汴州与河中私战，天下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司马邺欣然道：“如此，大王当遂所愿！”
谁料当夜洛阳方面却遣使来报：
青州王师范暗遣牙将张居厚等二百人化为商贾，欲携兵器入洛阳城，期以元宵夜暴乱，已被发觉。张居厚见事情暴露，率众徒杀防城将娄敬思，强攻洛阳，为仆击退。逃亡途中，被仆擒来。
朱温闻信，对司马邺等将佐道：“王师范果然叛了！”仍依前计，派出使者接洽张训，说愿意修葺长安宫室，谁知又接道敬翔自汴州的书信来报：
青州王师范遣使至开封上今岁贡赋。仆观其使眼行失色，乃问其东方之事。其使果做贼心虚，供出王师范此番分遣部众将兵诈为商贾欲潜入汴、徐、兖、郓、齐、沂、滑、陕、虢、河阳等州府，期以元宵夜百姓同欢、大闹花灯、州府无备时俱发，夺取河南。事态紧急，仆不及相告大王。已遣少将友宁将兵巡视上述州府，告以实情，令其严加盘查来往商贾，谨以书信报告。
话说朱温见敬翔书信，惊得一跤跌坐于座床上，惶惶然对众将说道：“我固知王师范将叛，未知他竟造成如此巨大的动静，必有高人为他谋画。幸得子振谨慎，及时识破其谋。否则，上述州府，若失去一半，孤王大势去矣！”众将佐也是惊出一身冷汗，纷纷问朱温当如何抉择。
朱温道：“潼关之事，不能再久拖不决。我当再上表一封，令天子及早做出选择，只消授我名义，如今李存曜远在乾州，这潼关只有区区张训，岂能抗衡孤王十万大军！”
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人口与粮食的关系：
秦汉时兴修的郑白渠，是关中泾水流域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自战国至明代，关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国”的美誉。刘敬说关中是“美膏腴之地”。司马迁认为关中财富居天下十之六。《汉书·沟洫志》有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歌谣，班固《两都赋》又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的说法。张衡《西京赋》盛赞关中“地沃野丰，百物殷阜”。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在历史上流传了二千多年。多种史书、地理书、农书、类书、诗歌总集、经书，都征引这句话。元明清时五六十位江南籍官员，提出发展华北西北水利以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的主张，其历史根据就是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依赖关中，无需海运漕运东南粮食。古往今来，人们深信“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白渠果真“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吗？如果不是，汉唐大一统皇朝首都长安的粮食来自何方？关中为什么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天地人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君臣曾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漕运仓储、官禄民食、生计生产、供需商贸等相关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三十年来，更有学者专门研究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对于长安粮食的来源，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东南漕运，另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关中，再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供应，因人口、时间等因素而异。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因此，围绕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问题，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本文将从关中天地人关系消长角度，来探讨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
汉唐时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是部分地依赖东南漕运。东南指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初期，“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主要是漕运经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冻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六个月。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修漕直渠，漕运里程减少600里，漕运较为便利。此后，“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成为汉家制度。再后来，“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山东粟、关东谷，指河南、山西之粮食。漕粮使“京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司马迁关于京师富庶的描述，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谁知道，汉朝京师的富庶，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漕运规模不大。贞观、永徽之际，长安主要依赖关中，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开元初，每年约运一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运七百万石。天宝中，每年约运二百五十万石。肃、代、德时代（756—804年），京师依赖江淮漕运。只要藩镇隔绝，“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德宗贞元初（785年），“太仓供天子六宫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于是增江淮之运，从浙江东西道、江西、湖广、鄂岳、福建、岭南，共运米300万石，江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岁终宰相计课最。贞元二年（786）四月，关中仓廪皆竭，禁军激愤，险些酿成兵变，当韩滉运米三百万石至陕时，德宗得知后，“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漕运粮解决了皇室和禁军卫士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可能发生的禁军事变。可见东南漕运对汉隋唐京师长安的重要。
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东南漕粮对长安的重要。萧颖士说：“兵食所资在东南”。白居易说，都畿者，利称近蜀之饶，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费。“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德宗时，刘晏说，江淮、潇湘、洞庭、衡阳、桂阳漕船，“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不仅使“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而且“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可追贞观、永徽之盛”。宪宗敕书：“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权德舆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宣宗制书：“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通彼漕运，京师赖之”。这说明唐代君臣都认识到，江淮漕运对京师粮价稳定，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怀古》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则害，在唐则利。”隋开运河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张洎、明丘浚的评论，大要不出其范围。
为什么汉唐需要漕运东南粮食接济长安？这完全取决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传统观点，认为户口多则国家强盛。但是，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即长安皇室、京官、禁军、士人等多种消费人口的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他们是东南漕粮的直接受益者消耗者。京师纯消费性人口的增加，而关中生产投入的不足——国有土地数量减少（水利灌溉面积减少）和劳动力数量不足，是造成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依赖东南漕运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说，地小人众、人胜于地、生之者少食之众，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反映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忧患意识。
京师皇室及服务人口众多。汉武帝时，司马迁就感受到了长安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称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是当时三个地小人众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人口就达到68万多，人口密度为95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