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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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当时杨炎定制，乃依照其定制的前一年，也就是唐代宗之大历十四年的田租收入为标准而规定以后各地的征收额的。这么一来，在朝廷的征收手续上，是简单省事得多了，可以避免每年调查统计垦田数和户口册等种种的麻烦，然而其相应而起的弊病却是大了。也因为如此，这一制度就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随地摊派，而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了。
举一个具体的实例来讲。据当时陆贽的奏议说：臣出使行经，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阒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
这因为两税制之创始，本因以前的帐籍制度淆乱了，急切无从整理，才把朝廷实际所得的田租收入，以某一年为准而硬性规定下来，各地方朝廷即照此定额按年收租。若某一地以某种情况而户口减少了，垦地荒旷了，但朝廷则还是把硬性规定下来的征收额平均摊派到现有的垦地和家宅去征收。于是穷瘠地方，反而负担更重的租额，形成如陆贽所说，由五家来摊分十家的负担，这岂不凭空增加了他们一倍的租额吗？于是那地的穷者愈穷，只有继续逃亡，其势则非到一家两家来分摊这原来十家的负担不止，而此一家两家则终必因破产而绝灭了。
再换一方面推想，那些逃户迁到富乡，富乡的户口增添，垦地也多辟了。但那一乡的税额也已硬性规定下，于是分摊得比较更轻了。照此情形，势必形成全国各地的田租额轻重不等，大相悬殊，而随着使各地的经济情况，走上穷苦的更穷苦，富裕的愈富裕。这是唐代两税制度严重影响到此后中国各地经济升降到达一种极悬殊的情形之所在。虽说此后的两税制，曾不断有三年一定租额等诏令，但大体来说，自唐代两税制创始，中国全国各地，遂不再有田租额一律平等的现象，则是极显著的事实！
李曜知道，唐代两税制，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必得拿米粮卖出，换了钱来纳税。如此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再举一实例，据当时的陆贽说：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百文。往输其一，今过于二。又据四十年后的李翱说：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两百，税户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今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二匹。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耶？假今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比建中之初，为加三倍。这一项田租改征货币的手续，也从两税制起直延续到现在。
而最主要的是，则是朝廷为这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之方便起见，而牺牲了历史上传统相沿的一项经济理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自两税制推行，朝廷便一任民间农田之自由转移，失却为民制产的精神。结果自然会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
总之，这一制度之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变的一个至大项目。两税制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后也就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这虽不能说是历史上之必然趋势，然而也实在有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而始形成此一大变动。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都是在农村，而并不在都市，哪怕城市化非常高的宋朝，如果没有农村基础，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先秦时代的封建贵族，唐以前的大家门第，到中唐以后逐渐又在变。变到既没有封建，有没有门第，而城市工商资本，在中国历史传统上，又始终不使它成为主要的文化命脉。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其营养。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这一点，也足说明何以中唐以下之两税制度能一直推行到清末。
但这其中既然有这些弊端，要改革当然也就是从这些弊端开始，只是李克恭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决心？李曜感觉不像。
第029章 潞州惊变
李曜想到此处，心中无奈地自嘲：“别说你只问搞定一个区区潞州该怎么办，就算你问怎么把大唐起死回生，哥也可以给你大侃特侃说个三天三夜——当然，哥是不担责任的问题是你李克恭同志不像那么有气势的人，有些建议，哥说了你也不明白其中道理，指不定一听之下就决定把哥的人头砍下当夜壶，那须不是耍的！”
李曜于是便垂下眼帘，轻声道：“两税之法，有利有弊，其中缘由，天下贤者俱知，然则至今不能改之，何以？愚以为不过‘入不敷出’一词而已。”
李克恭“哦”了一声，小眼睛看着李曜，似乎等他继续说起。
李曜便道：“所谓入不敷出，便是说朝廷与郡县各级征收赋税，然则依旧供应不足，因此只能频繁地加税、加徭如此百姓不能负担，只好逃亡。由于税制固定，逃亡越多，余者便更不能负担，只好也跟着逃亡。有百姓，便有一切；无百姓，便无一切。倘使天下人皆逃亡他处，大唐焉能续存？”
李克恭摸了摸胡子，眨巴了一下小眼睛，问：“原是此意？然则如何才有百姓？才多百姓？”
李曜答道：“百姓所求，无非安居乐业是也。欲安居，则需休养生息，尽量消弭兵事；欲乐业，则其言甚广，非是三言两语可以理清。”
李克恭听说关键在于不打仗，顿时就知道这事办不了，当下哈哈一笑：“既然如此，今日便暂且不说也罢！五郎，此番你立下大功，为我潞州消弭一场祸患，在危急之下，仍将军械送抵，除军械供应所应得，某再赏钱万贯，以为酬谢。”
李曜心中一喜，不过嘴上还是要谦虚一下：“昨日之事，还是潞帅平时管教得法，纵然有些小人挑唆生事，却仍有如李壮武这般忠义之士为节帅死战。某不过恰逢其会，节帅此奖，实是不敢克当。”
唐朝之时，官民之间不比“煌煌大清”，官与官相见，各自自称为“某”；官与民相见，也同样各自自称为“某”。这时的官员，就连“本官”都极少说起，哪怕身居相位，非到极端情况下，也少有自称“本相”的。
李克恭笑着摆手：“五郎稍安勿躁，且听某说完。”他轻咳一声，道：“某闻令尊曾云，贵铁坊产量进些时日已然大增，而这其中，五郎你出力甚多。并帅河东之处，有军器监，不论人数，还是作坊大小，均十倍于贵铁坊，然则产量却反而犹有不及五郎既有大才，不知可有心去河东谋一出身？”
李曜心中有事，面色不免沉重，回到客栈之时，卢三还以为出了什么坏事，连忙上前探寻，哪知李曜告诉他的都是好消息：货款两清，万贯赏赐。卢三不禁有些奇怪，既然如此，为何郎君这般神色。
李曜没有将李克恭的邀请告诉卢三，是因为自己有些难以决断。
去太原，这倒是李曜之前就打定主意的事，但那是因为李曜觉得自己对天下大势毫无影响力，去太原那地方，至少可能保得住一世平安。但是眼下李克恭竟然提出这样一个邀请，李曜却是有些犹豫了。
按照历史大势，李克用的沙陀集团最终是击败了朱温的汴梁集团成为五代最终的胜利者，不过李克用自己没有取胜，李存勖暂时胜利，但没保住胜利果实，而后经过历代数十载变乱，最终是赵匡胤开创了宋朝，结束动乱只可惜，宋朝再富庶，却始终无力在军事和政治上达到唐朝对周边各国的威慑力，汉人天下始终被北地胡虏压制，雄风不再。
如果可以，李曜其实更愿意帮助大唐重振雄风，只是还是那句话，他现在根本不够这个格。
叹了口气，李曜转头对卢三道：“待会儿，节帅府会送来赏赐的钱帛，届时你拿五千贯，陪王燕然去一趟凶肆，买下棺木石椁等物回来安置，我们明早就走。”
卢三微微有些惊讶，但郎君自是郎君，郎君既然决定，他便照办就是，于是点了点头：“郎君但可放心，卢三省得。”
李曜回到房中，踱步片刻，走到书案边摊纸研墨，沙沙沙沙不知写些什么。李曜所住客栈，是潞州城中最好的几家之一，商队其余人等自然不会安置在此。他的纸笔是随商队带着的，以方便每日写下日记。
今天李曜因为李克恭的一番话，对唐末经济颇有思索，打算顺手记下。至于今后这些文字是否有用，是否无用，他此刻却也懒得去想。更不会预料到，这些稿件日后会被整理成后世赫赫有名的《圣宗百论》。
今日李曜所写，题目为《大唐财赋制度论》。题目较大，但李曜着笔之处，主要却是安史之乱以后。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分界点，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经济随之遭到很大破坏，因此朝廷开始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具体手段譬如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开始实行两税法，按照后世的专业术语来说，这标志着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在这一时期帝国南方的经济迅速发展，并最终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财政无疑十分窘迫。一方面是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物资，而另一方面，则是方镇割据局面的加剧，使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地区不断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等人整顿赋税制度，来挽救财政危机。
刘晏此人，可谓唐朝“经济学大家”，他的理财，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改进遭运，二是改革盐政，三是施行常平法。
刘晏的理财方案一步步实施，对李唐朝廷后期的经济起到一定的挽救作用，对寻常百姓也在客观上有不少好处，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与管仲、萧何等古之名相并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经济改革，也就是杨炎的两税法了。杨炎，字公南，凤翔（陕西凤朔）人，唐德宗时的宰相，也是唐代的著名理财家。在他主持下，改变了过去的租庸调制为两税法，这不仅是唐代，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赋税制度上的一件大事情。
从古至今，任何制度的出台都有其历史背景，两税法亦然，其实行的历史背景是：均田制的破坏、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安史之乱的后果影响、农民起义的推动。
唐朝建立后，由于对土地兼并限制不严，贵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到玄宗时期，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从事兼并的富商大贾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空前膨胀，如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文武官员仅有642人，至735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时“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土地向各个层次的地主手里集中，朝廷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后世出土的唐代敦煌户籍残卷证明，从武则天到玄宗时期，农民受田的数额已愈来愈少。这说明从武则天以后，均田制度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
而在安史之乱以后，贫富分化就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那个时候，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拥有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田庄。在各类田庄中，谷物生产都占主要地位。规模较大的田庄，还多有莱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造、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官僚大地主的田庄，还修筑楼台亭阁，点缀奇花异石，所以这种地方，既是一个生产所在，同时也是供田庄主玩赏的处所。而田庄内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庄客也叫做“庄户”、“客户”，或简称为“客”，他们是田庄里的主要劳动力，也就是所谓生产者。地主阶层的疯狂兼并，迫使大量均田户纷纷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农民，就是庄客的主要来源。田庄主对庄客的剥削，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额占收获量的五成以上。
此外，庄客还得听田庄主使唤，服多种杂役，被迫进行无偿劳动。像代州李家那样，找庄客长工来做事还加付薪水的东家，本身是比较少见的，这也是李曜在庄户们心目中很是“仁厚”的缘由之一。
另外雇佣关系在唐朝后期，也有较大发展。855年（大中九年），朝廷颁发的令文说：“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欲以男女庸雇与人，贵分口食，任于行止，当立年限为约。”因此，在当时社会的各类田庄中者都有一批雇农，做为一种补充性的劳动人手存在。当然，大多数雇农所得的报酬是极为低微的，这种封建的雇佣关系跟后世相对平等的雇佣关系不同，前者有极大的强制性，雇农的处境通常都比较悲惨。即便李曜家中田庄的雇农，李曜一声令下，他们也得去铁坊帮忙，只是代州李家可算相当公道的东家，不仅发钱，还发奖励，因此那些工匠学徒才会那么轻易地被李曜调动起来，干劲十足。
再有就是，唐代的田庄制与南北朝时期的田庄，是有明显区别的。南北朝时期田庄里的劳动者，主要是世袭性的农奴、部曲和佃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而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则都属契约性的，他们至少在身份上已非世袭，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较多的自由。但是唐朝的理财措施在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变成流民。据李唐朝廷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仅1699万多，其中纳税的仅237万多，与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数减少3593万多，纳税人数减少521万多，很显然，这就使国家的收入大幅减少，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