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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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商贾贿赂结交官吏之风更为盛行。玄宗时京师巨商王元宝，竟以金银为壁，用钱铺地，随意谒见皇帝。甚至连玄宗也不得不承认“至富查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说明占有经济财富的人几乎可与握有政治权力的人相匹敌。王元宝、杨崇义和郭万金等富商，“各以廷纳四方多士，竟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种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不难看出富豪贾经济力量的雄厚与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由于这些商贾的富裕程度甚至超过了君王，能出入百官公卿的府第，在社会上有其强大的势力。高适曾对富商结交，贿赂官吏所行的种种好处指出：“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职虎。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买旁人独悉苦。商贾致富后结交豪贵，就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这一时期藩镇势力突长，商贾们更贿赂藩镇，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力量，“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一些藩镇境内，只要商贾及其弟子贿钱献财，就能成为将官。
大商贿结大官，小贾贿结小吏，逃脱赋役，从两京到各地方上都盛行，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宜宗等朝，都曾下诏令，严禁富商大户在禁军、各级官府和藩镇获得一席之地。诏令的一再颁布，正说明整个官僚阶层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同时也表明中央集权的日趋衰弱，从而宣告了唐朝初期以来的抑商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商贾势力的膨胀，不仅迫使朝廷承认富商贾本身差役的优惠特权，而且实际上他们已经多是全家都免掉差役了，豪商富贾大都逃脱赋役，官府的徭役赋税全都转嫁到贫民身上，朝廷腐败和一般官僚的贪婪，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的混乱。正是“君与有司受奸商之豢，以毒民而激之乱朝廷欲之速仇，不得其术，而墨吏贪奸商之贿，为施网罟，以恣其射利之垄断，民穷国乱，皆所费恤也”。由此可见，官商的本质联系，贪官和商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利益均沾，共同剥削广大人民，使他们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这正是中唐以后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
其六，商贾们还利用资财来获得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中唐以后，朝廷为解决财政危机，卖…官之风日渐盛行。如杨国忠遣侍御使“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南逃以后商贾乘机大肆逃避赋役。而中晚唐时，自宰相乃至县令等官职均标价列肆出售。为此，商贾们用钱买…官，纳银求职之事层出不穷。“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至德年间，朝廷曾干脆公然告商贾：“如能据所有资产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于终身优复”。为获得商贾资财，不惜给予终身免除徭役的经济特权。僖宗时国库虚竭，贷商旅富人钱谷以应急，而给予御史等官职。
朝廷的很多无耻官吏也常常不惜高额利息，纷纷向富商大贾借钱。如“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商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数万。然后得之，末尝有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宪宗时，郑滑节度使卢群向京师贾人张陟借钱，僖宗时，太原节度使窦瀚也在当地“借商人钱五万缗以助军”。朝廷和文武官吏都向商贾借钱，自然大大提高了商贾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
中唐以后，朝廷和商贾的经济争夺着重表现在铸币和钱币的积贮上。为统一魏晋南北朝以来混乱的币制，唐高祖于武德四年废除了通行七、八百年的五铢钱，改行开元通宝，每千文重六斤四两，十文重一两，收效甚佳。但随着民间私铸日盛，朝廷多方设法杜绝，但没有效果。安史之乱后，私铸钱币之风更盛，物价猛涨。代宗时规定各种铜钱，平价流通后，商贾将乾元，重轮钱销熔，两税法实行后，只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国家没有增加货币的数量，商贾们往往自己积存钱币，钱币立刻缺少，造成物价的不断跌落。不仅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遭到商贾剥削，而且朝廷必要的财政开支也经常缺乏。而中唐以后的钱币大多集中在商贾手里。建中年间，韦都宾、陈京就说，如果富商每人留万贯，其余借给国家，则在京一、二十富商钱，能顶政府一年财政经费，而全国一、二千大商之钱，竟能使国家数年所用丰足。为改变钱重物轻给农民和小手工业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保证国家税收，朝廷往往禁止销熔钱币，禁止商贾积存货币，禁止货币流通以及币面交易可用钱帛，纳税可用谷帛等，都由于工商业和商品流通的进一步发展和商贾势力的膨胀而失败。建中时，政府曾强行“借商”和征收“僦柜质钱”，引起商贾们的强烈的反对而“罢…市”，甚至有的商贾“多亡命入南山为盗”，朝廷惧而不得不“诏皆罢之”。从上可知，商贾们在当时社会上已有了相当经济和政治势力，迫使朝廷的支配权力逐渐走向松驰而采取一定的让步政策。
总之，在唐中央与商贾之间的经济关系对抗中，保持着相互利用，相互妥协的关系。
中唐以后商贾势力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
首先，唐代商贾势力的发展，加速了土地兼并。所谓土地兼并，是指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即自耕农，半自耕农转化为佃农，土地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过程。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个重要经济收入来源，也是财富的一个保障，而土地占有的多少，是其社会地位和等级的重要标志和接近官场的手段。而且还由于唐朝商品生产虽说较前代有所发展，但还只局限于狭隘的范围之内。独立手工业者和手工业作坊所生产的丝、绢、织锦等等，主要是以官僚地主为贸易的对象，大多数的农民因受残酷的封建剥削，还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商品的销路，始终有限，商品生产不可能作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经济仍然占优势，而且从战国以来，中国的土地早就可以自由买卖，这样，商业资本向土地投资，当然是十分自然的事。唐开元二十五年均田令在法律上承认了商贾可以授田：“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不难看出，唐朝商贾势力的增长，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妥协政策。这使商贾可以合法地占有和扩大土地范围。商业资本与土地结合，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商人的一条出路，但由于商贾地主的不断兼并土地和农户，又使得长安朝廷的税收，大大减少。长安朝廷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便不得不加紧剥削，建立新的赋税，唐朝的社会经济，于是就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
其次，唐朝商贾势力的膨胀，给予封建身份等级和门阀观念猛烈的冲击。随着隋唐以来封建地主经济的长足发展，中央集权的巩固，以及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反复激烈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内部和社会阶级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突出的表现是门阀士族日趋衰弱，寒门庶族日益强大。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以特定门第作为享受政治和经济上特权的原则已经不存在了。相反，经济力量日益增长而出身寒门的庶族地主参政已很盛行，并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获得越来越高的地位。唐代的富商豪贾属于工商庶族地主集团。因此，一方面，商贾势力随着庶族地主力量的壮大而得以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善于营利，聚财也为整个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唐代商贾凭借其经济力量的不断提高，很多的或者用钱买…官，或者以地主的身分通过科举走入仕途，这是促成门阀士族制度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有一定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阶段，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定政治制度。
商贾为官在唐代初期已经出现。如唐太宗时，安州富商彭通献布五千段供应攻辽东军费，即赐文散官宣义郎名号。河东商人裴明礼，“贞观中，自古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部员外，中书舍人，为正五品上”，“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百司奏议，丈武考课，皆预裁焉”，是皇帝亲信，握有大权。唐“王朝得五品官皆升土流”，“五品家，终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可见就在太宗规定了商贾所授的官职不得超过的等级，商贾也可获得十分高贵的官品，打破了“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的局面。封建法令总是根据统治者的最大利益来加以制定，因此，一般的法律形式经常和特诏相矛盾。如高宗时，大商彭志筠献绢布二万段助军，即“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武周时，酷吏候恩止，原是醴泉卖饼食的商贩，也官至五品，岭南投机商陈怀卿“仕至于梧州刺史”，均成为握有朝廷和地方军政大权的显要官吏。这类现象，实质上是和唐最高统治者贯彻执行打击豪门士族和提拔寒门庶族的方针有关。
自中宗时起，以雄厚财力为后盾，富商豪贾挤入官僚集团，占据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商贾入仕的禁令已渐渐消失，肃、代宗时更是商贾贱类，数月之间，上可以达到卿监，下也可以做到州县。不难看出，商贾势力已渗透到国家政治机构的各个部门，使唐朝廷的官员组织成分大有改变。商贾中也有不少以科举为目标，勤奋学习的人，以其优厚的经济条件，通过科举参与政权。如酤酒经商的陈会郎，元和初年考上了进士。
再次，由于得到宦官、藩镇首领的支持，商贾仕进的门路更为宽广。穆宗长庆二年，朝廷以优待将士名义，非正式地取消工商杂类不得入仕的禁令，允许神策军和京外各镇保荐有功将士。如德宗时，太尉李晨权势显赫，曾保举不少京师大商子弟任“膏腴之地重如职”。更近一点，僖宗时，如今的义武节度使王外存，亦出于商贩之家——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仁兄因为黄巢入长安，使得他家蒙受巨大损失而“首倡勤王之师”，率先起兵南下与黄巢作战，居然最后成为戡乱首功之一。唐末“世为商侩”的吕用之，被淮南节度高骈所重，任其为诸里都巡察使，总掌淮南镇的军政大权。
商贾广泛被任用为吏，热衷于政治权力，以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力相适应，引起士族的极大不满，但商贾势力强大，又使他们无法抵…制，正是“名臣扼腕，无如之何”。
而与李曜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的这位寇思坚寇奉义郎，看来便是此中典型。
李曜闪过一个念头：“能不能‘招安’这个寇思坚？”但转念就被自己否决，站在寇思坚的地位立场来看，自己这个军械监的掌舵人必然是他下意识里最大的竞争对手，而且他在朱温治下混得这么好，岂能接受自己的“招安”？再说，自己拿什么来招安他？
一瞬间，李曜陷入深深地沉默。
杨姑娘见他不说话，一时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她也是矜持自负之人，当下不再开口。
车中一片寂静，却已经穿过几重院门，到了宣武军节帅王府深处。
第196章 顺水推舟
杨姑娘与李曜等人刚下马车，正好一名王府僚属模样打扮的男子走进院中看见，老远便招呼道：“杨姑娘来得正好，王妃刚刚问过盈香妙坊的姑娘们何时能到咦？这是何人？”
杨姑娘不慌不忙，微微一礼：“这位王郎君出身太原王氏，贵名曰照，表字当空，奉家中尊长之命游学天下，这几日莅临敝坊，于诗词曲赋、墨宝丹青等雅事为敝坊教益颇多王郎君久闻东平王妃贤名，今日听闻王妃生辰，有心前来，却苦于未获请帖，只好来与奴家说道奴家也知节帅王府自有节帅王府的规矩，只敢答应王郎君带他进来，至于能否面见王妃，只能由张虞侯您说了算了。”
这张虞侯面貌周正，颇见英气，闻言朝李曜看来，见李曜身长八尺，俊朗翩然，不禁点了点头，露出笑容，拱手一礼：“不意竟是太原王郎君当空兄当面，在下姓张，名汉杰，忝为节帅王府牙兵虞侯。”他见李曜淡然一笑，看似正欲回礼，又补了一句：“家父今为左亲随军指挥使。”
李曜果然被他后面这句话一惊，宣武军的所谓“亲随军”，不就是后梁的精锐龙骧军么？
龙骧军乃是后来后梁禁军——即侍卫亲军——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军，兵多将广，辖有四军之众，设都指挥使以总之。在侍卫亲军中，它是马军的精锐部队，其前身可追溯至宣武镇的左右亲随军，素为后梁帝王所重视，除镇戍紧要地方外，多担任野战任务。后梁军中，很多名将都从此军出身。譬如后来威震河朔的“铁枪将”王彦章，也统领过龙骧军。
但是，此人姓张，他又特意提到他的父亲，想必他父亲在朱温集团中定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张汉杰，张汉杰
李曜忽然心中一动，仔细打量了张汉杰一眼，心中忍不住摇头：“竟然是他，后梁之灭亡，这位老兄功劳不小啊那么，他那老爸，自然便是张归霸无疑。嗯，此时的张汉杰自己地位还不高，朱温估计对他也没啥特别的印象，他也只好挂出老爸的名头来在我这个‘王氏贵子’面前找点存在感了。不过他老爸张归霸，算起来倒也是个人物，又深得朱温信任，想必在汴梁还是颇有脸面的，我也不能装高门贵第装得过了分，万一惹了张汉杰这种膏粱子弟，在汴梁估摸就不好混了。”
当下，他便哈哈一笑，正儿八经地拱手一礼：“原来是张虞侯当面，久仰久仰。素闻汴帅麾下‘回马箭’之大名，今虽不得见其人，却已见其子，张将军之武威，照深感矣。”
张汉杰闻言大喜，眼都笑得眯了起来，偏偏嘴上还要谦虚：“哪里哪里，某不肖家父远矣，安敢得当空兄此赞？”
李曜马上正色，甚至微显不悦，道：“汉杰兄此言差矣！某之为人，历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当初李并帅麾下，那回鹘儿张污落——哦，也就是李存信——某便当并帅之面，直言其非成事之辈！汉杰兄，某此言实出诚挚，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