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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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遣皇牵俊�
“是的。”我说。
“别光讲‘是的’。”她恳求地说，“你说，这只是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太糟，你仍然爱着我，请你说吧！”
“我还一直爱着你，只是我的身体状况太糟。”我说。脚里的痉挛果然越来越厉害了，一种针扎似的、令人害怕的疼痛，感到好像这脚不再属我所有。它麻痹了、死了，像铅一样沉重。偏偏是在今天，在我必须去见我们公司的顾问大夫的日子。我越过卡琳的脸望向桌子，发觉我的香烟从烟灰缸里掉落了，在台布上烧出了一个洞。
“你再说一遍你爱我，罗伯特，说我是个蠢女人！”
“你是个蠢女人，我爱你。”我说。她拥抱我，让她的身体压着我的身体，她的头现在偎在我的脸颊上，下巴放在我的肩上。我从她的身旁望向窗户。窗外雨潇潇，风猎猎。
这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是个星期五，八点左右，在杜塞尔多夫公园街213号楼的三楼，在我们的房子里的早餐桌旁。这一天天色不会亮堂起来，杜塞尔多夫还很凉，对这个季节来说太凉了。我胸口和脚上的疼痛突然消逝了。在大夫那儿一切都会正常，我想。啊，是这样的，说到卡琳跟我演的这出戏——您知道，我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根本不是在认真听。我熟悉开始的这种盛怒，熟悉这些痛骂和诅咒，熟悉这最后的请求，以及那虚假的和好，我的假许诺，一切。这对于我已变得那么无所谓。杜塞尔多夫已经连下三天雨了。
5
所有这些我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当然都只字未提。当他问“卡琳怎么了”时，我只是耸耸肩，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总是老一套。”
“见鬼。”古斯塔夫说，他现在又在试另一套路了，那慈父般的套路，“这女人会搞死你的，罗伯特。”
“啊哈。”我说。
“别打哈哈！我一直就对你讲过！咱们相识多久了？十九年。十九年，伙计！我是你结婚的证人，你还记得吗？那是在十年前，在十一月的那个鬼日子。我在结婚登记处站在你身后，那里的那家伙问您愿意吗，等等。我说，那么大声，大家都能听到，但是我不在乎，我说：‘说不愿意，罗伯特，见他妈的鬼，说不愿意！’我说过这话没有？”
“你说过。”
“是不是因此闹出了一场大丑闻？”
“你住口吧。是的，是闹出了那场丑闻，你讲的一点没错。”
“可你没讲‘不’，你说了‘是’。那时我就看透了你妻子。她漂亮。善做家务。不大谦虚。不理解你，从来不理解你。恨你的职业，一直就恨。罗曼蒂克的想象。小市民。伙计，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糟蹋他的生命？你当时贪图美色，这是唯一的解释。”
“倒也是。”我说，心想，我附和他，不让他扫兴，任务当然得接受。我毕竟又要离开卡琳了，这总算是回事。您看，在我这种状态，对什么都感激。“我实在是快为她发疯了。”
“可你有一次醉酒后对我讲过，她总是可怕地装腔作势，当你在床上想跟她来某种比较精致的方式时。”
“这令我更加淫荡！最后，她每一次都是狂野不羁，热情似火。这你不理解吗？”
“那就干、干、干！”古斯塔夫说，“你比她年长十岁。你应该知道，你不能永远满足她。跟谁都不会。我为什么从没结婚，嘿？当我需要时，我就去找，然后就了结，一笔了结！”
“对，这是你。”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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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我？你听着，罗伯特，你还不算老。还不算晚。你得改变你的生活。你得离开卡琳，多年来我就对你这么讲。她今天早晨当然又大吵大闹了。你别摇头，她吵了，我知道。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我比你更了解你！”
是吗，你是这样吗？我想。
“好吧，”我说，“我们又吵了。大吵了一场。”我站起来，笑了笑，“只是最初的震惊，你理解吗，古斯塔夫？你如果派我去南方的戛纳，你就是帮了我一个忙，一个天大的忙！我又离开这里了。每次离开，我总是开心。”
他似信非信地望着我。
“可这总不是办法。”他说，喷出爆玉米花，“好，你接受这个案子，这让我很高兴。我真的高兴。但你终有一天得回来。到时候又会怎么样？到时候一切又会重演。”
“不。”我说。本来也同样可以讲“是”。
“你终于要采取行动了？你要跟卡琳分手？”
“是的，”我说，“我要跟卡琳分手。”我绝不这么做，我想。人生都各有突变，有人早，有人晚，有人死于它，有人继续活下去。如果完成了这一突变，就能继续活下去。几百万人都这样生活着，肯定，几百万人。很有可能是大多数人。放弃一切希望，再也不知道希望是什么。根本不想知道。就这样心满意足。只要我现在前往戛纳，大夫不敲响警钟，我就十分满足。离开一个早就不成其为家的家，离开早就不成其为妻子的妻子。换个样子当然成，可这样也行。会这样继续下去的，我了解我。我得干我的工作，这才重要。我得保住我的位置。我得挣钱。
当古斯塔夫匆匆把案卷、纸张、机票和电报密码推给我时，当他不停地劝说我，向我提建议时，我这么想着。我根本不在听。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十九年来我就是这么做的。
6
环球保险公司的顾问医生名叫威廉·贝茨大夫，他的诊所开在格拉芬贝格大街上的一幢新楼里。贝茨大夫是个最多四十岁的潇洒君子。他的雪白、浓密的硬发真显得迷人。他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刚休假回来，状况好得很，是三家大公司和许多有钱的私人患者的顾问大夫。
检查结束了。在一间布置得非常有个性的诊疗室里，我坐在粗重的黑色乌檀木办公桌旁，坐在贝茨对面。这间房里有大量非洲的雕像和面具。面具挂在雪白的墙上，雕像是用黑色的乌檀木雕成的，在黑色家具上摆得到处都是。一根荫茎被第二根比下去了，它可以说就是荫茎本身，只带有睾丸，放在办公桌上。威廉·贝茨大夫搓着那根乌檀木荫茎。这似乎是注意力高度集中时的一种习惯。他那里有两张心电图：一张是今天新拍的，另一张是一年前的。他久久地注视着它们。我不安起来。第十五次屈膝时我已透不过气来，但我做成了，事实上我感到相当舒适。时近十二点，雨水正在抽打大玻璃。天气越来越讨厌。我从我的办公室里给卡琳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得去戛纳，让她替我收拾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装好换洗衣服和西服。不要热带西服，不要热带内衣，也不要非常轻便的西服，因为据说戛纳几乎跟我们这里差不多凉爽。这是古斯塔夫的女秘书查出来的。卡琳气急不语，干脆扔掉了听筒。我向她起过誓，要休假……
“什么？”我从我的思绪中惊醒。贝茨大夫在跟我讲话。他严肃地望着我，一只手推推他那镜架时髦的黑框眼镜，另一只手摩挲着那根硕大的荫茎模型。
他问：“您疼得很厉害吗？”
“疼？很厉害？我？”我扬起眉毛。这么说是有问题。这么说我得演戏，而且要演彻底。
“根本没有。为什么？有什么不正常吗？”
“血液、糖、胆固醇和别的一切，我还讲不出什么来。我还需要化验结果。但您的心电图我不喜欢。不，我一点也不喜欢。”
他用力搓着那根荫茎模型。
“为什么呢？我上一次的心电图……”
“您上一次的心电图完全正常。”
“那好！”
“它是一年前的了。”贝茨站起身，开始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生育神对面立着一尊生殖女神，球形的肚子和垂吊的Ru房。贝茨大夫走在他的宝贝之间，像是在进行障碍划艇。“您听我说，卢卡斯先生，您四十八岁，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
你以为是在对谁讲呢？我想。
“您吸烟很凶，是吧？”
“相当凶。”
“多少？每天四十支香烟？五十支？”
“或许已经六十支了。”
“戒掉它吧。”他在我面前停下来，直视着我说，身上散发出薄荷和某种昂贵香水的气味。“立马戒掉。您别再吸烟了。香烟或者别的什么都别再抽了。这样做不容易，但我要求您这样。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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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显地犹疑着。
“否则怎么样，大夫先生？”
“否则一年之后您就得申请提早退休。如果您运气好，还能活过这一年的话。”
我跳起来，跟他撞到了一起。
“怎么回事？心电图真的这么糟糕，让您……”
“您请坐下。您的心电图是糟糕，不是灾难性的糟，但是跟一九七一年的相比非常糟。”他开始向我提问，我不得不全以“是”来回答。他是位好大夫。环球保险公司不找笨蛋。
“您常发作吗？”
“发作？”
“我指的是心脏病发作。那真正的疼痛的发作，伴有盗汗、气短和恐惧感，非常强烈的恐惧感。”现在又轮到办公桌上的那根荫茎了。
“那么这就是……不，大夫，就像我坐在这里一样真实！从来没有过！”
“真没有？”
“我为什么要骗您？”
“这个问题问得好。”他说。
“您听我说，我有一份非常好的合同。如果我退休，我将得到我的薪水的五分之四，我有一份非常高的薪水。我为什么要撒谎呢？”但愿他不去打听，我想。我刚刚是在撒谎。如果我退休，我只能得到我的工资的三分之一。我得不让他警告环球保险公司。
“那好吧，那么，您也没有发作过心绞痛？”
“叫什么？”
“心绞痛。供血严重不足引起的发作。如果您继续抽下去，您就会有这种发作，这我保证。我可以告诉您，那很不好受。”
“我不吸烟了。我将竭尽全力，大夫。”
“您到底还能不能好好地走路？”
“这话我不明白。”
“脚怎么样？它们疼吗？”
“不。”
“走快也不疼吗？”
“从不，不！”
“特别是左脚？”一根手指不停地敲着荫茎模型。
“一点也不，大夫。”我笑。我永远不会笑不出来。
“左腿抽痛。”他坚持说。现在，手指在真正地敲打了。
“没有啊！”
“好像左脚沉重的感觉，甚至像铅一样沉重。”
“要是有，我早就对您讲了，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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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您会讲吗？”他盯视我良久，然后走近窗户，望着窗外的雨。“左胸侧抽痛？”他问。
“没有。”
“在左胸侧，放射到左臂和左手？”
“此生从未有过！”
噢，“香港希尔顿”，噢，瀚园，噢，“慷慨的花园”！
“您说说，卢卡斯先生，那种突然间老了的感觉，您也从来没有过？”
我傻笑。
“老？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健壮！今天下午我飞往戛纳。十四天前我还在香港。老？可笑！”
“这不可笑。”他低声说。我突然发觉，我映在窗玻璃里，室外阴沉沉的。办公桌上点着一盏台灯，它的光线落在我身上。原来贝茨能一清二楚地看见我，虽然他背对着我。“您有过虚脱发作。”这是一个结论。
“从来没有！”
“眩晕发作？”
“从来没有！”
噢，上帝，他祈祷我有全部的症状。
“头痛？”
“此生从未有过。”
“疲劳，精力不济？”
“您去问我的上司！我还从没像去年干得这么多过。”
“是的，正是。”贝茨说，然后他叹息一声，“您对炎热敏感吗？”
“从没敏感过。”
我心里越来越难受。我继续愉快地傻笑，因为他正从窗玻璃里看着我。
“您很难集中精力吗？”
“一点也不。”
他转过身来，像一位滑雪选手那样从雕像旁滑过，穿过宽敞的房间，把墙上的一只面具挪正，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去。
“那好，卢卡斯先生。也许您对我讲的是实情……”
“您怎么可以这么说！”
“别。请您别故意激动。”他非常严肃地望着我，“也许您是在撒谎。这我不知道。我无法看进您的大脑。我只能看这张心电图。您飞往戛纳？”
“我必须去戛纳。”
“没有人必须。”
“事情非常急。”
“如果您死了，就什么也不急了。”
“大夫，真的，请您别这么讲！我感觉自己十分健康！我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精力旺盛，前所未有的年轻，前所未有的休息充分。”全是谎话。我究竟为什么撒谎？我为什么不放弃，说出事实？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取消我的工作，很可能让我退休。到时候我就得靠少得多的钱维持生活。在卡琳身旁，一直呆在卡琳身旁。
“那好吧，”贝茨大夫这时说，“咱们没有进展。您飞往戛纳。请您真正戒掉吸烟，要不然您有生命危险。所有这些据您称还从来没有过的症状，您都会有，我向您保证。您若有过它们，反倒会更好。”
“为什么？”
“那么您就会生活得更理智些，肯定会戒掉烟。不过随您便吧。在南方的戛纳那里，毕竟气候有变化，工作辛劳，如果在南方的戛纳出现了这些症状或者发作了，请您立即回来。”
“这我向您保证。”我说，心想，我会坏事的。
“您没必要向我保证。我有义务将我的检查结果向公司汇报。他们到时候是不是还继续让您去戛纳，这我不知道。”这很严重。“不管怎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事关高级管理人员和很难有人取代的高层雇员时公司才听从我的建议。”这听起来已经好些了，“您不是高级管理人员。必要时有人可以代替您，是不是？”这听起来很好。
“是的，”我说，“必要时肯定会。必要时每个人都会有人顶替。”
现在我得问点事：“心电图显示的到底是什么啊，大夫？您以为我的脚和心脏会有什么毛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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