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值钱的经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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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那存在的存在，随着了解的加深，也具有了越来越开放的性质，我试图把我看到的与感到的放入语言之内，这同样是我为自己找到的工作，只是这工作的困难程度远非我当初所料想的——每当这时，我便会回到我的起点——为艺术为爱情，曾引起那个苦闷青年的怒火，而当“为艺术为爱情”的怒火熄灭之后，另一种怒火又会从那灰烬中升起，我懂得，只要尝试，就会出错，也许那尝试本身多半就是错的，但总有新的怒火，那怒火驱使我做新的尝试——自我启示，接下来是自我否定——总是自我启示与否定，如同我挥拍击球，一瞬间便感到自己的动作有一部分错了，但只要生命不息，我便还要挥出下一拍——
　　
作家赵赵
北京作家赵赵连出三本书，最有名的一本叫做《动什么别动感情》，此书脱胎于一个同名电视剧，无论书与戏，都是近年来少有的京派风格，当然，赵赵本人也是与作品一路货色，谈人说事儿听起来好笑且善意、却又一针见血。
　　认识赵赵大约在99年，当时她还是一个采访我的记者，在幸福花园酒吧，只记得她穿牛仔裤，宽肩，短发，状如小男孩，说话直不楞登的，一双小老鼠眼翻来翻去，问我的问题都是一些大路货，一付公事公办的样子。
　　3年后，再次见到赵赵，也在幸福花园酒吧，（后来得知，赵赵因与酒吧老板之一有染，总爱盘踞在那里），那时我的朋友正在追求她，我们在那里打台球，打扑克，聊天，消磨时间，赵赵戴棒球帽儿，熟读各种报纸的娱乐版，满嘴八卦新闻，对于男女明星的私事儿了如指掌，并且在男女关系以及市俗生活方面，善于发表私人感悟，这些感悟被一一写进了她的随笔，发表于各种报纸杂志，如果你想看一看，只要上网在搜索引挚中输入赵赵二字，便可看到她的大量千字文，无论吃喝拉撒，还是饮食男女，全在她的笔下活灵活现，以至于我的朋友相中她后，特别兴奋，口口声声直说，“我就喜欢赵赵，我就喜欢特俗的！而且是大红大绿的那一种！”赵赵呢，嘴里不说，心里却喜欢雅的，所以和我的朋友恋爱了，恋爱成功后，两人果然成为雅俗混合型眷属，成家立业，各得其所。
　　赵赵在恋爱的同时，成为我们的朋友，但仍去幸福花园，有一天，她的前前男友去酒吧看她，俩人就在桌子边上密谈，我正要过去说什么，赵赵一指我，让我离开，并且说：“我们可是正经人，不像你，生活那么糜烂！”那时候我还是单身，无女友，被说成生活糜烂完全无法叫我信服，我抬眼一看，只见酒吧里竟有三个赵赵的男友，一个现在的，两个以前的，赵赵在其中穿针引线，如鱼得水，难道这不是生活糜烂的生动写照吗？
　　有一次，在闲聊中，赵赵说：“其实谁一追我，我就有点受宠若惊，觉得人家看得上我真不容易，我哪儿好啊？”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听后叫我悄悄感动过，这便是赵赵朴素的情感方式，我想有很多口口声声强调对于生活要敬畏要感恩的知识分子，在行动上却未必做得到，而赵赵的确能做到，而且是尽量有趣地做到，这一点，就是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的了，事实上，赵赵是我见过的女性中，可用真诚一词形容的一个，这种真诚，有时会从她的笔端刹那间流出，不信你去看看，有谁会像她那样，笑嘻嘻地以善意的笔调，描绘着芸芸众生的多姿多彩的缺点，并使笔下的人物因其缺点而多彩多姿呢？
　　
王朔复出
没什么可说的，支持王朔。
　　也许王朔是国内最后一个令大群读者热爱的作家了，他的作品为八十年代人提供娱乐的同时，还替那些离开体制、在社会上混的人说了话，正是那些率真而有趣的话语，使那些迷茫无助的心灵感到力量。说“王朔不行”的人很难懂得的一点是，人们对王朔的话语有感情，这感情的力量是无法用势利衡量的，曾经爱听王朔说话的人，出于习惯势力，也会愿意再去听一听，特别是，王朔之后，并没有出现一个比王朔的声音更为吸引人的声音。
　　有句老话儿叫做“了解越多，就越难发表意见”，这正是说话者面临的最大困难。很多青年作家对世界的了解非常少，但凭着一股子天真勇气，下笔便能洋洋洒洒，以为自己说的话很重要，长大后知道更多，才羞愧地发现，自己以前说的不过是些陈词滥调，价值微小。从听者的角度讲，说话者之间是存在竞争的，那些不吸引人或不能提供更多有用信息的讲话者会被淘汰，仅仅往回看十年，我就能发现，有多少曾经昙花一现的说话者被人们完全地遗忘了，或者，人们对他们的话语不感兴趣了——呵呵，作家生活艰难啊。
　　王朔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知道的很多，却仍能找到一个说话角度谈论事情，这不仅是一种机智，还是一种天真与顽强。现代社会的听众已不是十年前的听众，现代的主流听众有一种自我意识，他们会把任何讲话者送到娱乐舞台上，使自己得到娱乐，从而不失去自我，这是一些比较有城府且善于自我保护的听众，他们的自信与安全感是建立在自己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不再像十年前听众那样彻底的无助与迷茫了，他们会牢牢抓住自己能抓住的，而以比较轻松的态度地看待自身周围以外的世界，不当真也不在意，而聚光灯下，则成了一个多多少少有点好笑的地方，说话者现在成了大众娱乐提供者，他的话语除非能向听众提供某种积极的意识领域内的服务，否则便极易失去价值，这给说话者提出了新的难度。
　　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到娱乐偶像，因为他或她直接刺激了我的欲望，人们支持他们、喜欢他们其实是变相地支持或喜欢自己的欲望，而思想上的偶像却不复存在了，鲁迅曾替他们那一代有个性的人说过“一个也不放过”，现在演化成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个性：“一个也不相信”。
　　这叫我想起瓦格纳的乐曲《诸神的黄昏》，还想起同一时代的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瓦格纳通过乐曲传递出的信息，被尼采发展出一种明确的结局，在我眼里，尼采在暗示人们终将杀死上帝，自己取而代之，更加暗示出一种物质的力量将使延绵千年的古老的价值体系崩溃，尼采猜对了吗？谁知道！有人管他叫先知，还有人管他叫疯子。在中国较晚时期，也有一种思想获得了较多认同，叫做“人民当家作主”，很多人为此流血牺牲，然而人民所形成的社会仍旧需要一种社会结构，这结构无论如何地变形，仍趋向一种旧酒新瓶式的权力结构。唉，就像王朔说余秋雨，“前两句说对了，说到后面又错了”，呵呵，现实总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这不仅因为众生平等，还因为众生迷茫，更有时候，众生也想懒惰与腐败一阵儿呐！
　　在我们所见的宇宙里，黑暗无处不在，光明星星点点，众生怎样看待自己呢，多半还是把自己归在光明那一边儿吧，至少也是追寻光明那一种存在吧？
　　唉，能不追寻吗？没有光明，众生可怎么办啊！
　　
作家像赌徒
原来计划在厦门住一年，现在因为各种原因，不太可能了，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变数，个人意愿一般都难以成真，我年轻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当一名作家，后来竟实现了，不过，现在想想，当时的愿望是多么宽泛啊，以至于我现在觉得当作家这件事几乎就算不得是什么愿望，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作家可当，就像有各种各样的经理可当一样。
　　现在越来越觉得作家十分像一名赌徒，赌注就是自己手里的一本书，赌的就是受不受公众欢迎，赢了的时候，有很多好处，输了以后少人问津，我个人就经历一个完整的小周期，我是说，从莫名其妙的走红到莫名其妙的过气儿，别说，在在这一个曲线里，叫我看到很多人与事，这对我是很有价值的，我懂得外界力量的强大与盲目，也懂得个人在受到摆布时的心境起伏的盲目，我敢说，我人还是那个人，这种一贯性我想我还是有的，但人们对我的看法却在改变，想想真是很有趣，犹如一片飘在水上的树叶，穿江越河，见到两岸不同的风景——然而什么是作家呢？作家对别人有什么可说呢？别人想从作家这里听到些什么呢？这些真是一个迷。
　　总在厦门这地方，看到的都是些平凡而朴素的人，叫我对人的面孔所发出的信息都发生了改变，以前时不时地会遇到一些娱乐圈的人，以为那些表情都是正常的，丰富的，现在看看电视里逗人开心的主持人，或是广告片里的演员，分明可看出一种压力，一种急于想引人注意，并生怕无法取得效果的迫切，夸张的惊叹、快速的说、最有效率的取悦于人的笑，那是多么忧伤与焦虑啊！
　　
一场表演
关于韩寒，我也有几句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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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现在是个小闹闹，小淘气儿，他在抖机灵瞎炫耀，这很好嘛，很可爱嘛，他对于生活的枯燥与井井有条很不耐烦，试图以自己的表演为生活添油儿加醋，请大家注意，他一点恶意也没有，我们的态度是，应该让他闹下去，好使我们得到乐趣，如果我们有责任感，我们甚至应该为他创造条件，我们要不动声色地煽风点火，使他的表演更加生动有趣，场面更加火爆，要弄成集体狂欢，我们才算成功，不要老想着自己，那样又自私又不明智，我们是过来人，连自己都舍不出去，哪儿谈得到对新人的爱护与尽责呢？
　　当有一天，韩寒厌烦了胡闹，我们应该使他可以安全的离场，为了他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应保护他，使他高枕无忧，并且，在他之后，我们要找到同样有意思的表演者，使这个社会多一点活力，这才是我们的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好演员是很难找的，如果我们自己行，我们也应毅然登台，豁出去大干一场，为社会做些奉献，当然，我们也必须有点自知知明，当我们不行时，我们就当观众好了，但我们必须合格，不要嫉妒台上的演员，那样子很傻，就如同长得不行的人嫉妒偶像明星一样，那是不恰当。
　　一句话，所有的人都需要热闹，需要娱乐，不然，我们外在的市俗生活也太沉闷啦，那种单调破日子没法儿过呀！毕竟，我们来到人间，与别人欢聚一场，是为了追欢逐乐的，我们不是来生气的，更不是来气别人的当然，这是都是市俗生活的内容，若是我们真的有本领，可提高自己或别人意识，用来认识宇宙更深沉的意义，那么，就令当别论了，我要说，那是极少圣人才可办到的事，他们也许对快乐与痛苦有别的解释，但我们不要搞东施效颦，记住，市俗生活这一头儿头要容易得多，所以，最好不要板起面孔，假装了不起，那是虚伪，还不如装傻装蠢装无知装坏蛋，那才更像我们自己。
　　
想念一些精英
阴天，闷得慌，呵呵，北京的阴天有点苦。
　　想开车去新疆。
　　只是一味地开车，如同飞跑。
　　有时，坐在书桌前，头脑中便会出现漫无边际的景象，大多是在公路两旁，南方的小镇，凌乱而热闹是，而北方村镇，多是展开在萧瑟的风中，一团儿一团儿蜷缩在田野上，像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我就爱这样走神儿。
　　读昆汀·贝尔所著《伍尔夫传》，里面的人物不是失去信仰，就是获得信仰，信仰在一段时间内，对于欧洲人是十分重要的东西，有点像是政治身分，然而，现在，对于他们，信仰已不再重要的了——生活变得越来越轻松，历史上，轻松一般伴随着无聊的痛苦，现在，这痛苦也少了，生产能力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人们制造出大量物质商品，结果人们自己也变得越来像商品，人们对超验的事物好奇心锐减，生活越来越现实，神秘的事物被通俗化以后，人们对神秘也厌倦了——社会以一种使信息快速流通的方式改变有性格的人，使性格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疾病，如今，人们可同时生活在1500、1600、1700、1900年以及目前的时尚里，按照某种健康模式，社会“向中间看齐”，谁会反对这样的社会？生存的焦虑感已转化成一些细碎的与成功有关的焦虑感，像是宣布了一个无聊而浅薄的青春宣言：小人必须得志。
　　其实那挺没劲的，无精英便无创造，历史上，从生活方式到科学艺术宗教，哪一样不是精英试验完了，再从上至下的传播呢？现在好了，精英在我们眼里，就如同佣人眼里的主子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可知精英们曾把生命凝聚成到一点，而长期地专注于某一件我们全无兴趣的事，从而才能侥幸取得成功吗？（看看《牛顿传》与《孟德尔传》吧），佣人们是不可能那么干的，佣人们只会说，“　杨振宁教授娶年轻老婆，真是好风流啊——至于杨教授的理论嘛，我们可不懂，也没兴趣知道”，唉，人们只是谈论他们知道的那一丁点儿东西，也不觉得枯燥——又是令我厌烦的浅薄与狭隘，每一想到此，我便觉得那些努力的精英真是了不起，很少人对他们的努力感恩，尽管他们变相地摹仿与使用，却从未想到要了解一下那摹仿的原型是谁，在中国古代，人们还会把鲁班什么的定为祖师爷，立块牌子供着，自己有了点成绩，挣了点钱便烧上一柱香，放上几个水果在牌位前，现在成功的飞机设计师会感激莱特兄弟吗？会谢谢牛顿吗？哎，有点没良心啊。
　　
路上的人
今天早晨下了雨，六点半在胃疼中醒来，来到外面去吃大同鸭肉粥，只有在厦门，我在才会盼着吃点什么，并且忍不住一有空就去吃，鸭肉粥就是其中之一。走了店，我在细雨中散步，渐渐地，雨大了，只好回家，胃不疼了。
　　除了写，就是写，中间走走神，然后就是散步。
　　昨天在休息时，看到两个比较特别的人。
　　下午两点左右，我在酒吧里走动，酒吧里座位全满，三分之一是在厦大工作或上学的外国人，三分之一看起来像是游客，三分之一是常来这里的人，人们欢声笑语，音乐也轻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