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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宿命-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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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前,比起治疗患者,他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从事研究。”
   “哪方面的研究?”
   “脑神经。”老人爽快地说道,指着自己的头,“他想从大脑的信号系统分析人类的情感或生理现象,那几乎是他毕生的志向,但不幸的是他出生得太早了。如果他生在这个时代就好了。现在的社会不但认同那种研究,对于大脑也有了相当的认识。你知道人类有左脑和右脑吗?”
   “这点常识我还知道。”
    老人点点头。“脑分离患者呢?也就是左脑和右脑分离的患者。”
    “不知道,有那种人吗?”勇作惊讶地问。
    “有一种治疗重度癫痫患者的方法,即利用手术切断联结左右脑的胼胝体,我们称那种人为脑分离患者。这种人平常过着和一般人毫无二致的生活。那么,经手术切除的胼胝体究竟是为何而存在呢?以这样的人为对象进行各种实验之后,目前医学界认为右脑和左脑可能存在不同的意识。”
    “真的吗?这我倒是不知道。”勇作用手抵着头。
    “一般人就算知道这种事情也没用。不管怎样,这种学说是近二十年才出现的,相当震撼人心。其实上原在学生时代就提出这种假说了。很遗憾,他没有实验场所。”
    “上原先生有哪些研究成果?”勇作这么问是因为想到了一些事。
    山上老人发出低吟。“就像我刚才所说,那是一个资源匮乏的时代,我不记得他有什么令人眼前一亮的研究成果。当然,他工作成绩卓著。他曾经将电极植入小白鼠的脑中,调查大脑受到电流刺激的反应……”山上拍了一下膝盖,又道,“他曾说过,待在疗养院时反而做了许多有趣的事,因为那里有各式各样的患者。”
    “疗养院?”
    “国立诹访疗养院。一家成立于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只以头部受伤的伤兵为收容对象的疗养院,让他们在那里接受专业医疗,培养就业能力。在那家疗养院设立的同时,上原接获勤务命令,在那里工作了几年。”
    “可是,那里的目的是治疗患者吧?实在无法和研究联想在一起……”
    山上笑着摇头。“不是那么回事,战争会产生超乎想象的患者。虽说都是头部受伤,但人人的情况都不同,即使是长年从事脑外科医疗工作的人,都经常会遇到陌生的病例。上原写给我的信中提到,那里是集中了研究对象的宝库。”
    勇作点头,原来如此。“有什么重大的成果吗?”
    “不论成果是大是小,总之他获益良多。他曾经告诉我,他重新认知了人类生命的伟大。毕竟,他每天看到的都是头部受到枪伤,大难不死奋力求生的患者。他们表现出的特异反应和症状对解释大脑机能有很大帮助。”
    说到这里,他仿佛想到什么似的,从矮桌上的文件中拈起一个信封,从中抽出信纸,在勇作面前摊开,只见上面以黑色钢笔写着漂亮的字。
    “这里写了,对吧? ‘对了,我从此前提到的患者身上发现了一件更有趣的事,电流刺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关于这点,还必须进一步调查,说不定是个划时代的发现。’这是上原从疗养院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此后二战结束,我们彼此都无暇写信了。”
    “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后来怎么了?”勇作将目光从信纸移到老人身上,问道。
    “好像还是发表了,但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当年这种情形很多。他也让我看了那篇论文,因为资料不足,给人一种欠缺说服力的印象。内容我几乎不记得了,现在看来,说不定那是项了不起的研究。”山上老人有些腼腆地回答。
    勇作又问起上原雅成和瓜生工业创办人瓜生和晃的关系。老人瞪大了眼睛,说:“我不知道,毕竟我们的专业领域相差十万八千里。”
    “也是。”
    勇作又听老人说了一些陈年往事,然后告辞离开。走下急坡时,他回头望了一眼那栋古老的宅院。
    专业领域相差十万八千里……是吗?
    勇作想起老人说过的话。确实该如此,但……就是有人不这么想,不是吗?
    一种假设逐渐在勇作脑中成形。

    6
    纵然从山上老人家火速赶回岛津警局,也已过中午。不过,勇作已事先打过电话,说他好像感冒了,今天早上要去看病。
    他毫不内疚地打这通电话,也是因为最近的调查停滞不前。逮捕弘昌已经过了四天,却还不能确定他的口供是真是假。
    许多刑警的不满都明显地写在脸上。他们认为,既然逮捕了最可能作案的嫌疑人,为什么不能进行彻底的审讯,逼他招供?也就是要逼弘昌自己招了。实际上,警方遇到这种局面时,还是经常使用这种手段。
    然而,警方这次不能那么做。毕竟,对方是瓜生家的后人。警方担心万一事实真如弘昌的口供一般,将无法收场。因为UR电产在当地具有莫大的影响力。因此,专案组最近一直笼罩着一股低气压。
    然而,今天却不同。
    勇作从警局的玄关进门走上楼梯时,感觉局内的气氛和平常迥异。虽然耳边喧嚣依旧,却能从中察觉到一种紧张感,沉寂的空气仿佛突然动了起来。
    勇作一走到会议室前,忽然从中冲出两名刑警,其中一人撞上了他的肩。那人匆匆说声“抱歉”,疾步而去。
    刑警们照旧聚集在会议桌旁。西方一看到勇作,马上问:“感冒严重吗?”
    勇作歉然道:“还好。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
    这时织田走了过来,挖苦地说:“大人物来上班啦?”他伸臂穿上西装。“我们要到真仙寺调查线索。如果你不舒服,不去也没关系。”
    “真仙寺?发现什么了?”
    “今天一大早,局里收到了一封密函。”
    “密函?怎样的密函?”
    “如果你要一起来,倒可以边走边告诉你。”
    “我当然去。”
    勇作和织田并肩走出会议室。
    织田说,密函是以限时专递的方式指名由岛津警局局长亲启。市售的牛皮信封里装着白色信纸,上头是黑色钢笔写的字迹。织田手上有一份副本,字迹相当端正。
    “工整也是理所当然。仔细调查后发现,那些字有用尺书写的痕迹——隐藏笔迹的标准手法。”等前往真仙寺的公交车时,织田说。

密函的内容如下:

    每天马不停蹄地调查,你们辛苦了。关于UR电产社长遇害一事,我有事情非告诉你们不可,所以提笔写下了这封信。
    那天(命案发生当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我去了真仙寺的墓园。
    我在那里看见了一幕奇怪的景象。当我走到墓园的围墙外时,看见一棵杉树后放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我记得那是一棵树干很粗、枝干在及腰处一分为二的杉树。一开始还以为是谁丢弃的垃圾,但看起来不像,往袋内一瞧才发现装了一把像是弓的东西,大小约五十厘米,像西洋绘本中猎人使用的弓。
    我心里嘀咕着:这是什么?谁把这种东西放在这里?但还是将塑料袋放回原处,离开了。
    当天晚上看了电视,我才知道发生了那起命案。听到受害者是被人用弓箭杀害,我害怕得膝盖发颤。原来,我当时看到的那把弓就是凶器。
    我想,是不是该尽早告诉警方自己看到的事呢?那说不定有助于调查的进展。可是,我却有不能那么做的苦衷。我那天到那个地方是有原因的,而且非保密不可。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我与此案有关。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不想让丈夫知道我那天的行踪。因为从前一晚到当天早上,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当时正要回家。
    正因如此,我才会沉默至今。再说,我想我的证言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
    听到瓜生弘昌先生被逮捕之后,我再次犹豫要不要说出这件事。警方似乎认为犯人并没有使用弓犯案。我想,如果没有说出真相,将有无辜的人因此受苦。
    反复思量后,我想到了这个方法。请务必相信我说的话。另外,请不要找我。千万拜托。

    这封信的起承转合很严谨。一遍读下来,令人觉得出自有点年纪的女性之手,但又不能完全相信这种第一印象。
    “寄件人想必没有署名?”勇作将纸翻过来问。
    “信上写的是山田花子,肯定是假名,地址也是胡诌的。”
    织田正说着,公交车来了。两人上了车,并肩坐在最后一排。
    “按照信中的说法,寄件人应该是个女人。”
    “而且是个搞外遇的女人,自称去会情人,早上回家的路上经过真仙寺。就创作而言,的确是可圈可点。但这不禁令人怀疑,为什么要使用密函这种手法?”
    “创作?”
    “我是那么认为。如果真是那种女人,应该会隐瞒这件事,而且我认为她会模仿男人的口气写信。”
    勇作有同感。他总觉得从这封看似出自女性手笔的信中,能看见男人的诡计。
    “不过,”织田说,“内容应该不全是假的。”
    “咦?”勇作看着织田的脸。
    织田干咳一声,然后说:“总之,上头命令我们先到真仙寺附近适合男女幽会的宾馆或酒店调查。如果寄信人所言属实,她很可能是那种地方的客人。”
    然而,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期待的收获。虽然的确有几家那类宾馆,但一般而言,住宿者名单根本不足以采信。两人见了店里的员工,也没有打听到有用的线索。两人四处奔走,到傍晚才回岛津警局。
    “我们大体记下了去宾馆的客人的名字和住址,但我认为那些大概都是假名。”
     西方听着织田的报告,一脸不出所料的表情。“没有看到山田花子这个假名?”
    “很遗憾,没有。”
    “哦。不过就算真如信中说的那样,她大概也会尽力掩人耳目。”西方又补上一句,“你们辛苦了。”
    其他刑警也回来了。他们好像去了出租车公司调查。寄信人当天早上不见得是走路去真仙寺的,可能从哪里搭车而去。然而,他们似乎也没什么收获。
    “假如这个密告者不是信上所写的那种女人,又会是谁呢?与命案有关的人?”渡边警部补征求西方的意见。
    “当然也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对方是为了救瓜生弘昌,才使出这种手段。因为只要在作案前将十字弓藏好,就能制造出弘昌的不在场证明。”
   “瓜生家的人?”
   “不止,只要是和瓜生家有深厚交情的人,都可能想救弘昌。”
   “如果,”织田插嘴说,“这封密函出自关系人之手,只是单纯想救弘昌,那么信上写的不就全是捏造的吗?连在现场看到十字弓的证言也是假的。”
    “问题就在这里。”西方像要强调这封密函的重要性般,靠向椅背重新坐好,“现阶段我们无从断定这人究竟是谁。不过,这封密函当中,有某些部分确实提到了真相,即关于十字弓藏匿情形的叙述。首先是树木,信中极为详细地说明,那是一棵树干很粗、枝干在及腰处一分为二的杉树。由于弘昌以嫌疑人的身份浮出水面,因而这点不太受重视,但现场附近发现了脚印。其次是十字弓装在黑色塑料袋里这一点。案发次日发现十字弓时,的确是装在那种袋子里。可是,报纸等新闻媒体并没有公布此事。”
    众人沉默了很久。密告者写得如此详细,肯定曾亲眼目睹了十字弓。
    “如果真的目击到现场有十字弓,寄信人就应该是和命案无关的人。”渡边说,“命案关系人不太可能碰巧在现场。”
    勇作也认为这个意见合情合理。
    西方说:“警部补说得没错,命案关系人的确不太可能碰巧在现场。所以寄信人不只是一个想救弘昌的人,还以某种形式涉案或知道真相。”
    此言一出,四周顿时一阵骚动,甚至有人条件反射般从椅子上起身。
    “你是说,有人明知真凶是谁,却故意隐瞒?”渡边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
    “用不着那么惊讶吧。”西方的神情和属下的正好相反,他沉稳地说,“这起命案其实发生在很小的人际圈子中。嫌疑人都是被害者的亲戚或身边的人,就算有人知道真相也不足为奇。我反倒认为,有人蓄意包庇凶手,所以这个案子才会如此棘手。”
    几个刑警闻言叹息,他们肯定是从西方的话中隐隐察觉到了什么。
    渡边说:“不管寄信的是个怎样的人,说的内容倒是真的?”
   “可能性很大。”
    警部这么一说,四周又响起出于另一种原因的叹息。原本好不容易看见了终点,此刻却又回到了原点。
    “假如这封密函的内容是真的,”织田站起身来,拿起放在会议桌正中央的密函复印件,“凶手为何要那么做?”
    “我觉得这不难理解。凶手从瓜生家拿走十字弓后,离下手还有一段时间,在此期间,若被人看到自己手边的十字弓就糟了。再说,凶手也不可能为了杀人拿着那么大的东西四处走动。所以我认为,事先将十字弓藏在命案现场才是正确答案。”
    没人提出反对意见。
    “对了,能不能从这封密函的内容推算出凶手拿走十字弓的时间?”
    “根据园子的口供,”渡边说,“她从学校早退后偷偷溜进了书房,那时大概是十一点半。她说,当时十字弓就不见了。”
    “嗯……但未必这时就已经被带出瓜生家。”
    “没错。密函上说是在十二点半发现十字弓,假设移动十字弓需要十五到二十分钟,那么凶手是在十二点多离开瓜生家的。”
    “十二点多!”西方夸张地露出一脸不耐,“几乎所有访客都符合这个条件。”
    “不,这说不定就是寄信人的目的——要我们释放弘昌,而不是抓住凶手。所以或许寄信人发现十字弓确为事实,但发现的时间尚待求证。”勇作道。
    “正是。”西方大声赞同,“寄信人可能是为了不让我们锁定嫌疑人,才将时间写成十二点半。可能是更早发现的。”
    “我们要设法弄清正确的时间。”渡边也说。
    “试着找找那天到过真仙寺和墓地的人,说不定有人见过那个黑色的塑料袋。”目前弘昌犯案的可能性降低,或许是觉得破案的线索太少,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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