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未解之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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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接着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此病亡，埋于庵后小山坡上。
至于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无法提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来。
第一部分：帝王崇祯帝究竟如何死去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危，召信王入宫受遗命。不久熹宗撒手归天，年仅17岁的信王朱由检即位，大赦天下，次年改为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年轻气盛的崇祯皇帝面临的是一种风雨飘摇的局面。这位明朝最后的一位皇帝很想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力挽狂潮，重建太平天下。他即位后铲除阉党魏忠贤、一心想要中兴，但是最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冲破了京城，明朝覆灭了，他自己也落了个自缢的下场。崇祯帝朱由检生性懦弱、无主见，而且他继位时的明朝已是政治腐败。崇祯皇帝也回天乏术，大臣们个个明哲保身，少有为社稷着想者。而且崇祯为人极易猜疑，大臣们更是小心翼翼、很少发言。就是到了起义军进逼京城的时候，也没有主动站出来为崇祯分忧的大臣。
当李自成的起义军猛烈进逼，崇祯帝惊慌得完全失了主见，处处寄希望于大臣们，希望他们能提供妙计良策，甚至替他决断，但是危急之中，大臣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每天崇祯帝都要召见大臣，有时候竟达到一日三次。起初大家都认认真真地替崇祯帝谋划，提出“南迁”、“撤关”等，可崇祯帝总是拿不定主意，大臣们也渐渐没招了。召见中，大臣总是惶恐地说：“为臣有罪，为臣有罪！”然后就不再说话，实在被问急了，只是用些“练兵”、“加饷”等话来应付崇祯帝。每次召见，崇祯帝都非常不满，常常是中途拂袖离去，回宫后痛哭并且大骂：“朝中无人！朝中无人！”
大明灭亡的前三天上午，崇祯帝来到东左掖门，召见了新考选官32人，问他们以急策。崇祯帝本想能从新臣中寻找到良策，可一见答卷，也全是些套话。召见未及一半，忽然有一太监送进一个密封，崇祯帝拆视后脸色突然大变，原来这是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失守的总报。李自成军已经攻到昌平。但是惊慌的崇祯帝仍无法从众大臣那里得到一计良策。
次日早晨，崇祯帝再次召见文武诸臣，半晌大家都沉默不语。崇祯帝流着泪恳请大臣们想办法，大臣们也是泪流满面地回应。忽然有位大臣大梦初醒一般，凑向前欲奏对，崇祯帝一见，马上将泪水收住，准备细听，只听这位大臣说：“当务之急为考选科道。”原以为是什么良策，不想又是老套话。可这位大臣一开头，许多大臣也跟着说这人当起，那人该用。崇祯帝早就不耐烦了，俯首在御案上写了七个大字：“文武官个个可杀。”起身示意退朝。 （该书籍由红糖粽子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尽在 未知部落 wzbl）
关于崇祯的死，历来众说纷纭，计六奇《明孝北略》卷二十记载道：“丁未五鼓，上御前殿，与二人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散遣内员，手携王承恩，入内苑，人皆莫知，上登万岁山之寿皇亭，即煤山之红阁也。亭新成，先帝为阅内操特建者……遂自尽于亭下海棠树下，太监王承恩对面缢死。”又有《明史》卷三百九《流贼传》说：“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而《明之述略》中却说：“丁未，内城陷，帝崩于西山。”可见，对崇祯究竟怎么死，死于何地至今还是个谜。一个力图中兴的君主竟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令人深思。大臣们还是一副唯唯诺诺、支支吾吾的样子，出的计策无非是什么巡街闭门、不许出入等。这时候守城者来报，守城军队不敌。见城陷就在眼前的崇祯帝，不禁大哭，边哭边道：“诸臣误朕至此！”自己拿不定主意，却要埋怨大臣。大臣们见形势“不可为”，便俯首同崇祯帝一起恸哭，哭声响彻大殿，甚为悲惨。到了中午，崇祯又召见大臣，此时大臣们已彻底看透了这位年轻且毫无主见的皇帝，干脆以沉默来回答崇祯帝，崇祯帝不禁大吼道：“既然这样！不如大家一起在奉先殿统统自尽吧！”此话倒是说中了，19日晨，崇祯帝在走投无路中自尽身亡。
第一部分：帝王顺治帝出家之谜
在清朝第二位皇帝顺治短短的一生中，他一共娶了19个妻妾，差不多是每年一个，但是最讨他欢心的，只有董鄂妃一人。
在顺治眼里，董鄂妃就是他的心。虽然两人不曾有过任何誓言，但是，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的确能感天地、泣鬼神。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皇贵妃董鄂氏因病去世，顺治痛不欲生。为哀悼董鄂妃，他5天不理朝政。没过多久，他又亲自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特意采用追封的方法，给董鄂妃加封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至于追加皇后应举行怎样的大礼，他命礼部要认真、详细、迅速商讨并递交他审议。
董鄂妃死后，顺治的心也随之而去，正如元稹所写的那样：“维将竟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他不仅辍朝5日，而且将她晋封为皇后。在蔡东藩的《清史演义》里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此外，还有《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均有关于顺治帝因董鄂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
顺治帝的离家出走，令清宫上下惊慌失措。他们为了不引起世人的非议，只得向外宣布：顺治皇帝驾崩。但是，这种谎言也瞒不了多久。很快，堂堂的大清皇帝为了一个女人而削发为僧的事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了。
顺治一向好佛，宫中奉有木降、玉琳二禅师，印章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称号。他对木降曾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旋庵相待。”他早有削发为僧的念头。临宣布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叫最宠信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削发为僧，因此一些人认为顺治出家之因是与孝惠皇后不合，所以宠爱的董鄂妃一死，他就以此为借口皈依了净土。据说清圣祖康熙亲政后，曾经以进香为借口，多次到五台山看望顺治，希望顺治能回到宫中，但是顺治不为所动。康熙帝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岩卷复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语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语气十分悲恸。又传说在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供御器具，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这似乎又是一个顺治出家的证据。但民国时，明清史专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考实》举出《东华录》等史书的记载，认为清世祖死于痘疹，没有出家；又认为吴梅村诗中“房”为天驷，“房里竟未动”是指顺治将幸五台山而忽然去世，后几句诗孟森认为是自责之词。所以顺治出家与否，仍然是一个谜。
第一部分：帝王秘密立储始于康熙吗
康熙是清代有名的圣君，有子35人，女20人，嫡出最长者为胤，康熙十四年曾被立为皇太子，后玄烨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十月，第二次废黜胤 ；第二年二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请求再次册立皇太子，这是二废太子后，朝臣第一次为此事上奏请求。玄烨看罢奏疏后，特别召集群臣说明此事。他说：“立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今欲立皇太子，必然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谕旨表明，接受了两次废立太子的沉痛教训，又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储位之争的局面，玄烨正在深入思考皇储关系、储君标准、建储方式等重大问题，力图寻找一个较好的办法，避免以往的失误；在没有找到可行方法之前，决不草率册立。他向群臣公开陈述他的观点，表明他在晚年已开始拟订新的建储计划了。
玄烨在经过4年多的总结、思考以及对储君的精心选择后，开始实施他的建储计划了。
第一次建储之议出现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据《清世宗实录》载：“康熙五十六年冬，圣祖仁皇帝召诸王子，面询建储之事。”朝鲜使臣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四月从中国返回朝鲜后，禀告朝鲜国王：“臣来时问太后葬后，当有建储之议。”建储之事虽然到处流传，反响很大，但人们对其具体内容却毫不知晓。这表明玄烨只是就建储一事征询皇子与重臣的意见，他本人并未表露态度，更未作出任何决定。可见他对储君人选、册立日期等重大问题，已开始有意识地采取保密措施了。
“长篇谕旨”出现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玄烨在皇太后病危，自己也重病缠身的情形下，召集全体朝臣，商讨建储的有关问题。“长篇谕旨”的说法便由此而来。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及五十六年十一月两个谕旨构成了新的建储计划。与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相比较，它的具体的方略，如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有德者即登大位”、“择贤而立”的择储标准，对储君人选以及建储的有关问题的保密原则等等，都比较新颖，而且秘密色彩浓厚，因而可称之为秘密建储计划。如果这个计划能贯彻执行，并且形成制度，将会减少传统建储制度的某些弊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玄烨对实施两千多年的建储制度进行了改革，尽管他本人并未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
这一秘密建储计划的核心是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完全排除统治阶层中任何集团或个人对建储的干扰。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其他三部分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得不到保证，其他三部分也无法实施。
虽然玄烨通过“择贤而立”的方式选择储君，但其主观上并无废除嫡长子继承制的意图。玄烨的宗法观念浓厚，认为诸子之中，“允（胤）居贵”。在胤被废后，他已无嫡子，皇长子胤也获罪幽禁，所以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庶子。
再者，对储君暗中进行培养、考察，储君如果表现不佳予以撤换时，由于没有让其知道这件事，不会引起任何不良后果，这样皇帝在对储君的选择上，就完全抓住了主动权。
秘密建储在康熙朝晚期出现，是形势的需要，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为了解决复杂、尖锐的储位之争，玄烨只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博采众长，另辟蹊径。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种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开拓一条新的建储道路，更无将此立为定制、世代遵行之意。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不断摸索、逐步改进并完善的过程，秘密建储制度也不例外。虽然玄烨是秘密建储的开创者，但直到雍正、乾隆二帝才把它的不足加以改进，把它的疏漏加以补足，并作为一种制度最终确立下来。
第一部分：帝王雍正帝嗣位之谜
清康熙帝驾崩以后，第四皇子胤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雍正帝。但雍正帝究竟如何嗣位至今仍是一个谜，是按遗诏之言登位还是篡位，众说纷纭。
官书中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冬至（初九）前，胤奉命代祀南郊。当时，康熙患病住在畅春园疗养，“静摄”政权。胤请求侍奉左右，但康熙因祭天是件大事，命他应在斋所虔诚斋戒，不得离开。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的病情突然恶化，这时才不得不破例把胤召到畅春园来。而未到之前，康熙命胤祉、胤（七阿哥）、胤、胤、胤（十阿哥）、胤（十二阿哥）、胤祥和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向他们宣布：“皇四子胤人品极好，令人敬重，与朕很相似，因此他肯定能够继承大统，继承皇位。”此时，恒亲王胤祺因冬至奉命在东陵行祭典、胤禄（十六阿哥）、胤礼（十七阿哥）、胤（十五阿哥）、胤（二十阿哥）等小皇子都在寝宫外候旨。当胤来到康熙面前时，康熙还能够说话，告诉胤他的病情日益恶化的原因，但是到了夜里戊时，康熙就归天了。隆科多即向雍正宣布“遗诏”。胤听后昏扑于地，痛不欲生，而胤祉等其他兄弟则向胤叩头，并劝他节哀顺变，因此雍正就履行新皇帝的职权，主持康熙的丧葬之事。雍正曾特别强调：当日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雍正的即位是由父皇康熙的寿终正寝后才开始的，是属于正常并且合乎法理的。对此，清代官书众口一词，都是同一个口径。后世有人根据雍正在品格、才干、年龄和气质上的众多特点以及雍正本人在皇宫中深藏不露、暗自修炼多年的特征，康熙对雍正的认识和父子感情基础，当时诸子争储互斗的背景，还有康熙在死之前留下遗诏的在场人物、地点、时间以及情节等来综合分析，认为雍正根据皇父“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是合法即位的，可信的。
但是民间传说中，雍正即位却是非法的，是篡位夺权。
早在雍正帝在世时，社会上就盛传：康熙帝要将皇位传给胤，在他患病的最后几日，曾经下旨要召胤回到京城，但是胤的死党隆科多却隐瞒了谕旨。致使康熙去世当日，胤不能赶到。隆科多于是假传圣旨，拥立胤为皇帝。此所谓“矫诏篡立说”的由来。另外有一种说法讲，康熙原来就有了手书，要把皇位传给十四阿哥胤，是胤把“十”改成了“于”字，于是遗旨明明传位于胤，却变成了传位于胤，此所谓“盗改遗诏说”的来源。那么，是谁来盗改了这个遗诏呢？有传说是雍正本人改的；有的说康熙把遗诏写在隆科多的掌心，而隆科多将“十”字抹去了；也有的说是由一些雍正府中所收养的武林高手所改写的；又有的说是雍正的亲生父亲卫某参与改的……
还有人认为，康熙原本要在胤和胤两人中选立皇储，而最终胤被选中，胤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