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笑的警察 作者:[瑞典]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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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马丁·贝克机械地对着关上的卧房门回答。
他皱着眉头，慢慢放下用订书机订起来的文件。把它们称之为一堆废纸是不对的，因为这是验尸报告，昨天晚上他正要回家时才拿到的。然而几个月前，他晚上的确常常躺着研究一件十二年前发生的出租车司机谋杀案。
他静静躺了一会儿，瞪着天花板。听到妻子轻微的鼾声从卧房传出来，他很快起身蹑手蹑脚地溜到走廊上。他把手放在电话上，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拿起话筒拨了科尔贝里家的号码。
“科尔贝里家。”葛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嗨，伦纳特在吗？ ”
“在。比你想象得还要近呢。”
“什么事？ ”科尔贝里喃喃道。
“我打搅你们了吗？ ”
“可以这么说。有何贵干？ ”
“你记得去年夏天那件公园谋杀案之后的情形吗？ ”
“记得，怎样？ ”
“那时我们没啥事情好做，哈马尔就说要我们去翻以前没破的旧案子。记得吗？ ”
“当然，我记得可清楚了。那又怎样？ ”
“我选了玻尧斯的出租车谋杀案，你则去找七年以前在厄斯特马失踪的家伙。”
“对。你打电话来就是要说这个吗？ ”
“不是。斯滕斯特伦挑了哪个案子？ 那时候他刚刚休假回来。”
“我完全不知道。我以为他告诉过你。”
“没有，他从来没跟我提过。”
“那他一定是告诉了哈马尔。”
“对，对，当然，你说得没错。那就这样了，抱歉吵醒你们。”
“去死吧。”
马丁·贝克听见话筒“砰”地摔下的声音。他仍将听筒举在耳边，呆了几秒，才挂了电话溜回沙发床上。
他重新躺下，关了灯。在黑暗中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第十八章
星期五上午出乎大家意料，案情竟然露出一线曙光。
马丁·贝克从电话里接到这个消息。其他人听见他说：
“什么！ 是这样吗？ 真的？ ”
屋内每个人都停下手边的事，只是瞪着他瞧。他放下话筒说道：
“弹道检查结果出来了。”
“怎样呢？ ”
“他们认为凶器查出来了。”
“哦。”科尔贝里焦躁地说。
“冲锋枪，”贡瓦尔·拉尔森说，“军方有好几千把，放在没人看管的军火库里。不如直接分送给小偷算了，省得每星期都要换新锁，麻烦死了。等我抽出半小时的空当儿，就到城里去买个半打。”
“跟你们想的不太一样，”马丁·贝克说，举起刚才潦草记下内容的纸。“苏米M 三七式……”
“真的？ ”梅兰德问。
“那种木制枪托的老玩意儿。”贡瓦尔·拉尔森说，“我从四十年代之后就没见过了。”
“芬兰制还是授权在这里制造的？ ”科尔贝里问。
“芬兰制。”马丁·贝克说，“打电话来的人说他们几乎可以确定。连子弹都是旧的。蒂卡柯斯基兵工厂制造。”
“M 三七，”科尔贝里说，“七十发子弹的弹匣。现在还有谁有这种东西？ ”
“没人。”贡瓦尔·拉尔森回答，“今天这玩意儿已经躺在港口水深一百英尺以下的地方。”
“或许吧，”马丁·贝克说，“但是四天以前谁有一把？ ”
“某个芬兰疯子。”贡瓦尔·拉尔森怒道，“派拘捕车出去，把城里所有的芬兰疯子通通抓起来。这可真是他妈的好差事。”
“我们要跟媒体说吗？ ”科尔贝里问。
“不要。”马丁·贝克说，“一点儿也不能说。”
他们陷入沉默。这是第一个线索。要花多久才能找到下一个？
房门猛然打开，一个年轻人走进来，好奇地东张西望。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色信封。
“你找谁？ ”科尔贝里问。
“梅兰德。”年轻人说。
“要叫梅兰德侦查员，”科尔贝里责备道，“他坐在那边。”
年轻人走过去把信封放在梅兰德桌上。他正要出去时科尔贝里加上一句：
“我没听见你敲门。”
年轻人停下脚步，手放在门把上，但没有应声。室内一片沉寂。然后科尔贝里像是跟小孩解释一样清楚而慢慢地说：
“在进入房间之前，你要先敲门，然后等人家告诉你进来，接着你才能打开门进来。明白了吗？ ”
“明白了。”年轻人咕哝道，眼睛盯着科尔贝里的脚。
“很好。”科尔贝里说，转身背对他。
年轻人溜出房间，将门轻轻地关上。
“谁啊？ ”贡瓦尔·拉尔森问。
科尔贝里耸耸肩。
“让我想起了斯滕斯特伦。”贡瓦尔… 拉尔森说。
梅兰德放下烟斗，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绿色封皮的打印报告。
这份文件约有半英寸厚。
“那是什么？ ”马丁·贝克问。
梅兰德翻阅了一下。
“心理学家的意见。”他回答，“我叫人装订起来。”
“啊哈，”贡瓦尔·拉尔森说，“他们想出了什么高明的理论？ 我们可怜的集体谋杀犯在青春期时曾因为没车钱被赶下公车，这个经验深深伤害了他脆弱的情感——”
马丁·贝克打断他。
“这并不好笑，贡瓦尔。”他厉声道。
科尔贝里惊讶地望了他一眼，转向梅兰德。
“弗雷德里克，这本小书里面说了什么？ ”
梅兰德清理了烟斗，把里面的灰烬倒在纸上，然后把纸包起来丢进字纸篓。
“瑞典没有先例，”他说，“除非我们回溯到卡尔亲王号蒸汽船上的诺伦德屠杀案。所以他们只能根据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的调查来做研究。”
他朝烟斗吹吹气，确定烟管畅通，然后开始填装烟丝。
“美国心理学家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并不缺乏研究资料。这份报告里提到波士顿的勒人狂斯派克，他在波士顿谋杀了八名护士；奥斯汀的怀特曼登上钟楼，狙杀了十六个人，还有许多人受伤；新泽西的昂罗冲到街上，在十二分钟之内打死了十三人；其他还有一两个个案你们可能听过。”
他翻阅报告。
“集体谋杀似乎是美国的专长。”贡瓦尔·拉尔森说。
“是的，”梅兰德同意，“报告分析出几个可能的理由。”
“美化暴力；”科尔贝里说，“社会以专业为重；邮购枪支行为；无情的越战。”
梅兰德吸着烟斗，让烟丝烧起来，一面点点头。
“以及其他的原因。”
“我从某处读到，每一千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二个是潜在的集体谋杀犯。”科尔贝里说，“但别问我他们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市场调查，”贡瓦尔·拉尔森说道，“那是另一项美国人的专长。他们挨家挨户问人家能不能想象自己去杀很多人，一千人里头就有两个说：‘可以呀，那应该不赖。”
马丁·贝克擤着鼻涕，用红红的眼睛恼怒地望着贡瓦尔·拉尔森。
梅兰德靠向椅背，将双腿伸直。
“你的心理学家们觉得凶手是怎样的人？ ”科尔贝里问。
梅兰德翻到报告的某一页，直接朗诵：
“‘他可能不到三十岁，通常很害羞内敛，但周围的人都觉得他规矩勤奋。他可能喝酒，但更可能是禁酒主义者。他的身材应该不太高大，可能有某种面部缺陷，或是其他的身体畸形，让他和常人不太一样。他在团体中的角色无足轻重，成长的环境可能很拮据。通常情况下若不是父母离异，就是本身是个孤儿，童年缺乏关爱。在此之前，他很可能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罪行。”
他抬眼说道：
“这是针对美国的集体谋杀犯所做的审讯和心理分析的综合结论。”
“这种集体谋杀犯一定是重度的精神病，”贡瓦尔·拉尔森说，“在他冲出去干掉一群人之前，大家都看不出来吗？ ”
“‘精神病患者通常在某件事触发其异常特质之前，看起来都跟正常人没有两样。精神病意味着此人有某种或某些特质异常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挺正常的——比方说才能、工作能力等等。事实上，这些一时冲动且毫无动机就犯下集体谋杀案的人之中，大部分都是邻居和朋友眼中体贴和蔼、彬彬有礼的好人，绝不像是会干出这种事情的人。这些美国案例中，有几个犯人说他们知道自己有病，也一直试图压抑自己的毁灭倾向，但最后还是屈服了。集体谋杀犯可能有被迫害妄想症、夸大狂或是病态的罪恶情结。凶手常会说，之所以这么做是要出名，要看见自己的名字上报纸头条。而这种罪行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报复或自我肯定的欲望。凶手觉得遭人轻视、误解、虐待。几乎每一个案例中凶手都有严重的性问题。”’
梅兰德念完后大家一片沉默。马丁·贝克瞪着窗外。他面色苍白，眼窝凹陷，比平常驼背得更厉害了。
科尔贝里坐在贡瓦尔… 拉尔森的桌上，把他的回形针串成一长条。贡瓦尔·拉尔森恼怒地把回形针盒拉到自己面前。科尔贝里打破沉默。
“那个怀特曼从奥斯汀的大学钟楼上开枪打死了好多人。”
他说，“昨天我看了一本讲他的书，一个奥斯汀的心理学教授认为，怀特曼的性障碍在于他想跟自己的母亲发生关系，所以他就用刀子代替阴茎，捅进母亲身体里。我的记忆没有弗雷德里克好，但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像是这样的：‘然后他爬上高耸的钟楼——这是明显的阳具象征——将死亡的精子像爱情的箭矢一样，洒在大地之母身上。”
蒙松走进房间，嘴角仍叼着时刻不离的牙签。
“你在胡扯什么啊？ ”
“或许公车是某种性象征，”贡瓦尔·拉尔森沉思道，“只不过是横着的。”
蒙松目瞪口呆。
马丁·贝克起身走向梅兰德，拿起绿皮报告。
“这借我找个安静地方看看，”他说，“在一个没有人发表俏皮意见的地方。”
他朝门口走去，却被蒙松拦下。后者取出口中的牙签说：
“现在我要干什么？ ”
“我不知道。问科尔贝里吧。”马丁·贝克简洁地说，走出了房间。
“你可以去找那个阿拉伯人的女房东问话。”科尔贝里说。
他在纸上写下姓名地址，递给蒙松。
“马丁是怎么了？ ”贡瓦尔·拉尔森问，“他干吗这么敏感啊？ ”
科尔贝里耸耸肩。
“我想他有他的理由吧。”科尔贝里说。
蒙松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开了半小时车，才到达北站街。他把车停在四十七路公车的终点站对面，这时候才刚过四点，但天已经黑了。
公寓里有两个叫做卡尔松的房客，但蒙松毫无困难地找出了正确的对象。
一扇门上有八张用大头钉钉住的人名卡。两张是印制的，剩下的则是不同笔迹的手写字体，全部都是外国名字。其中并没有穆罕默德·布西。
蒙松按了门铃，一个穿着起皱的长裤和白色汗衫的黝黑男子打开了门。
“我能跟卡尔松太太说话吗？ ”蒙松说。
那人咧嘴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他双臂一摊。
“卡尔松太太没在。”他以很蹩脚的瑞典话回答，“就快回来了。”
“那我在这里等。”蒙松说着走进门廊。
他解开大衣扣子，望着微笑的男人。
“你认识住在这里的穆罕默德·布西吗？ ”
男人脸上的微笑不见了。
“是，”他说，“该死，太可怕了，真恐怖。他，我朋友，穆罕默德。”
“你也是阿拉伯人吗？ ”蒙松问。
“不，土耳其。你也外国人？ ”
“不是，”蒙松回答，“瑞典人。”
“哦，我觉得你有一点口音。”土耳其人说。
蒙松的确有明显的斯科讷省口音，怪不得土耳其人以为他是外国人。
“我是警察，”蒙松说，严肃地望着这男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四处看看。有其他人在吗？ ”
“没有。只有我。生病了。”
蒙松查看四周。门廊窄而黑，摆着餐椅、小桌子和金属伞架。桌上有几份报纸和数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件。除了前门之外，走道上总共有五扇门。两扇比较小的门八成是厕所和衣橱。
有一个是双扇门，蒙松走过去打开一半。
“卡尔松太太的私人房间，”穿着汗衫的人紧张地说，“进去，不行。”
蒙松瞥了房内一眼，里面摆满了家具，显然既是卧房也是客厅。
旁边的门通往厨房，厨房很大而且现代化。
“厨房进去不行。”土耳其人在他身后说。
“这里有几个房间？ ”蒙松问。
“卡尔松太太的房间、厨房和我们房间，”男子说，“厕所和衣橱。”
蒙松皱眉。
“也就是两室一厨。”他对自己说。
“你看我们的房间。”土耳其人说，替他把门打开。
房间大约有二十三英尺长，十六英尺宽，两扇面街的窗挂着褪色的薄窗帘；不同款式的床沿墙摆放，两扇窗之间放着一张小沙发，背靠着墙。
蒙松数了数，有六张床。其中三张一团凌乱。房间里到处乱丢着鞋子、衣服、书本和报纸。中央有一张白漆圆桌，周围放着五张不相配的椅子。剩下的家具就是一个高大肮脏的五斗柜，靠着窗旁的墙壁摆放。
房间还有另外两扇门。其中一扇前面摆了一张床，这显然是通往卡尔松太太的房间，而且一定是锁着的。另一扇门里面则是小衣橱，塞满了衣服和行李箱。
“你们六个人都睡在这里吗？ ”蒙松问。
“不是，八个。”土耳其人回道。
他走向门前的那张床，半拉出一张有脚轮的矮床，然后指向另一张床。
“两个这样的，”他说，“穆罕默德睡那边。”
“其他七个是什么人？ ”蒙松问，“跟你一样是土耳其人吗？ ”
“不是，我们三个土耳其人，两个——一个阿拉伯人，两个西班牙人，一个芬兰人，还有一个新的，他希腊人。”
“你们也在这里吃饭吗？ ”
土耳其人快速走到房间另一端，移动一张床上的枕头。蒙松在色情杂志被枕头遮住前瞥到一眼。
“对不起，”土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