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传-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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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奇逊听完利连撒尔的解释后评论说，一个多么让人沮丧的世界呵！他 不明白利连撒尔是怎么样和“这令人恐怖的东西”搅在一起的。
在 1949 年 11 月第一天的这晚上，总统独自坐在布莱尔大厦中进晚餐。 贝丝？杜鲁门正如她那个夏天大部分时间一样，仍在独立城看望她的母亲；
玛格丽特则在纽约继续她的歌唱生涯；像往常一样，她们的缺席使他情绪低 落，如果没有工作或他身边的人来充实的话。在这个漫长而难过的夏季里，
他曾数次在家信里陷入了比以往更多的沉思中，描述着各种把他带回到曾生 活过的地方的事情。他曾写信给贝丝说：“我们永远无法说出在我们身上将
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告诉内利和埃塞尔？诺兰说：“在我最疯狂的梦想中， 我也从未想到或希望处于这样一种境况里。”他已“成功地使自己进入了一
种比在这个世界上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还要麻烦的境地”。
如果他比往常更多地感到了贝丝的缺席，那是因为如今他们在布莱尔大 厦中的共同生活比起在街对面的白宫中的生活来，似乎有了一些改进。这座
楼房本身，即使去年进行了应急的装修，不仅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地方，而 且还显得有点邋遢。它总是嘎吱嘎吱地作响，每当街上的汽车在外面经过时，
它就明显地颤动。它那黑暗的老地窖里充满了老鼠，秘密保安人员全都知道， 他们特别不愿走下地窖，但有时也不得不去。由于华盛顿急救医院正坐落在 F
街的拐角处，救护车的警笛经常一夜数次在总统卧室窗下的街上尖啸而 过。一些秘密保安人员后来说，在所有他们了解的总统中，只有杜鲁门一直 愿意住在这个地方。
不过，由于玛格丽特不再回家，并且没有了白宫宴会的负担，总统和第 一夫人就有了更多的时间独自在一起，坐在房后的小花园中读书、吃午饭或
休息。的确，在他们的结婚生活中，这是第一次他们有了一所属于他们自己
的房子。J？B？韦斯特回忆说：“他们非常谨慎、非常斯文地在布莱尔大厦 中那紧闭的门内消磨了许多时光。”女仆们取笑楼上的那对“情鸟”，韦斯
特后来在描述杜鲁门年代的回忆录中，提供了一个人们都知道的暗示：这两 个非常保密、基本上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之间的性吸引。
那年初秋的某个时候，当贝丝在独立城和她母亲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返 回华盛顿时，她和总统都“喜气洋洋”，对两人又在一起显然都非常高兴，
以致整个家庭服务班子都感到精神振奋。韦斯特回忆说，每一个人都带着笑 容。
第二天早晨，当韦斯特像往常一样在 9 点钟走进第一夫人的书房去报告 和讨论当天的日程安排时，她用“一种很低、很不自在的声音”告诉他，总
统的古式的床出了点儿问题。夜里，两条床板断了，她红着脸说。
韦斯特已经得出了结论，正如他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立即就注意到，杜 鲁门夫妇绝对不是“古式的”。
如今，11 月 1 日的晚上，由于贝丝再次去了独立城，在经历了“另一个 困苦的一天”之后，社鲁门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所有自我素描中最高兴的一
篇——有优郁、有娱乐、但都表现了他的人性和性格：
今晚我自己进晚餐。在李宅的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晚餐时分。一 位男管家非常郑重地走进来说：“总统先生，晚餐已准备完毕。”
我走进布莱尔大厦的餐厅，穿戴着燕尾服和白领结的巴尼特拉出我 的椅子，入座后他把我推到餐桌前。穿燕尾服、打白领结的约翰递
给我一个水果杯，巴尼特把空杯拿走。约翰递给我一个盘子，巴尼 特送上来嫩腰肉，约翰拿来了芦笋，约翰给我上了胡萝卜和甜菜。
我不得不独自在点着一支蜡烛的餐厅中静静地用餐。我摇了铃—— 巴尼特拿来了盘子和黄油碟。约翰走进来，拿着餐巾和一个装碎饭
屑的银托盘——桌上没有碎饭屑，但约翰仍不得不擦一下桌子。巴 尼特递给我一个盘子，上面有洗手指的小盆和垫布——我拿开了小
盆和垫布，约翰将一个玻璃碟和小碗放在这个盘子里。巴尼特拿来 了一些巧克力奶糊。约翰送上来一小杯清咖啡（在家里喝的很小的
一杯咖啡——大约只够两大口），这样我的晚餐便结束了。我在洗 手指的小盆中洗了个手，然后就回去工作。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呵！
3
在内阁的 9 名成员中，没有一人像举止优雅、精明干练的国务卿迪安？艾 奇逊那样惹人注目，也没有一个比他对杜鲁门的影响力更大。他的地位是无
人能比的。不像伍德罗？威尔逊（其肖像挂在内阁会议室的壁炉上方，至今 仍俯视着每星期五上午 10 点的内阁集会）。杜鲁门没有像爱德华？豪斯上校
这样的私人顾问，也没有任何人充当像哈里？霍普金斯为罗斯福担当的那种 解决国内麻烦的能手。杜鲁门与艾奇逊之间的关系正如杜鲁门所希望的那
样，是非常清楚和一望便知的。艾奇逊管理着国务院的大量工作及其 2．2 万雇员，但他也是总统与世界之间持续不断的联系纽带，是总统的世界事务
的报道者和解释者，以及总统的主要协商者和对外政策的发言人。除了内阁
会议上艾奇逊坐在杜鲁门右手边之外，他们每周定期会见两次——星期一和 星期四的 12 点半——并且几乎每天都通过电话交谈。
杜鲁门认为国务卿办公室的重要性仅次于他自己的办公室，因此，现在 已把它的人员扩充了 3 倍，用已被证明有能力并具有强烈个性的人充实了
它。关于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这个罗斯福时代留任并很快被取代了的国务 卿，杜鲁门写道，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相貌堂堂、和蔼可亲、易于合作，
但却从没有思想，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挂名的国务卿或白宫政策的纯粹 的执行者是不符合要求的。但他却在艾奇逊的身上看到最不寻常的国务卿的
形象，艾奇逊不像他的前两任贝尔纳斯和马歇尔，他是在国务院多年任职之 后，是在杜鲁门第一任期中两项里程碑式的成就、即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
划中曾起过决定性作用之后，承担起国务卿的职责的。
在行政当局中、在内阁中、在白宫班子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其总体观 点，其均衡感、时间感、历史感，其个人准则及有关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
说服力，能像艾奇逊这样对总统具有如此的影响力；最终，也没有任何一个 人，其与总统之间的信任和友谊能与艾奇逊相比。
艾奇逊回忆说：“杜鲁门和我之间的关系是超乎寻常的。”
我们两人都理解自己的角色和对方的角色。在这上面我们从未 发生过争执。我从不认为我是总统，而他也从不认为他是国务卿？？
总统和他的国务卿之间的关系要十分真诚，有时甚至要很率直，这 是很重要的。但你必须恭敬。他是美国的总统，而你不能对他说粗
鲁的话——你可以对他说直率的话。有时他不喜欢这种话，那很自 然，但他可以反驳，而你也可以把事情辩个水落石出。但是，这是
你的职责，你不能只对他说他想要听的话。那对他、对其他任何人 都没有好处。
杜鲁门经常把艾奇逊称作是他内阁中的“首席谋士”。 密苏里的哈里？杜鲁门、彭德格斯特集团的产物、哈里？沃恩的“知心
朋友”，也许和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这个格罗顿中学的第 11 名、耶鲁大 学的第 15 名、哈佛法学院的第 19 名的高材生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或是他
们在这样一种伙伴关系中都感到很惬意，这些猜测撞击着很多人的心灵，近 乎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艾奇逊还是在总统的任期中那不断地让总统感到惊
讶的事情中的另一个惊讶。
从外表上判断，他似乎具有杜鲁门所发现的令人讨厌的、极端的“穿条 纹裤的家伙”的一切特征——而在艾奇逊的身上，几乎不可能不让人从外表
上来判断，因为在第一眼中，他身上就有许多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东西。 他那漂亮的白垩条纹英国法兰绒西服，那引人注目的仪态，那密密的禁
卫军式的小胡子和浓浓的眉毛，都使艾奇逊看起来不太真实，倒更像是一位 扮演国务卿角色的演员，一位高个、修长、傲慢、全然一幅英国人相貌的国
务卿。他的穿着打扮都非常整洁——擦得锃亮的昂贵的英国皮鞋，没有一丝 污迹的尺寸合适的袖口，从宽大的前额梳向后方的头发。他虽然身高刚过 6
英尺，但出色的衣服做工和挺胸昂头的完美姿势使他显得比实际上的高度更 高些。他不可能不引人注目。在对当年华盛顿生活的回忆中，人们喜欢谈论
的就有这位国务卿早晨在上班路上的情景，他手里拿着公文皮包，在大法官
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陪伴下，从乔治敦的家中步行 1 英里半来上班，弗 兰克福特几乎比他矮一头，国务卿每走一步他似乎要走上两步才能跟上。这
两位著名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会谈上一路，但据说从不谈论政府；弗兰克福 特的汽车跟在后面，一旦他和艾奇逊在国务院的台阶上分手，就把他载到最 高法院去。
一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说：“如果哈里？杜鲁门是一个画家，从未见过 艾奇逊，坐下来给这位外交部长画像，那么他将用掉和迪安真人大小一样多
的油彩。”多年来，参议员林登？约翰逊招待朋友时都仿效艾奇逊进入一个 委员会会议室时的样子，趾高气昂的。艾夫里尔？哈里曼自在耶鲁读本科生
时起就认识艾奇逊，他担心艾奇逊的外表可能成为一个不利条件，敦促他至 少要刮掉小胡子，他说：“你该把它给杜鲁门。”可这位小胡子却说，如果
艾奇逊的外表、风度、背景中有什么东西让杜鲁门感到烦恼的话，他可没有 说过。
对于社鲁门来说，国务院是“一个特殊的机构，主要是由那些在学院里 得高分的特别聪明的人们组成的，不过他们与下层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却没
有什么联系。”他认为，他们是“宗派式的，并且目中无人”，他经常恨不 得把“这一整伙人”都解雇了才痛快。不过，这种感情可不适用于国务卿，
艾奇逊正在做“了不起的工作”，杜鲁门希望他永远别离开政府。
艾奇逊 1949 年时是 56 岁，他是在另一个时代的小城镇的美国成长起来 的，在世纪之交的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顿，这个地方不同于密苏里州的独立
城。他的母亲是一个加拿大威士忌酒产业的继承人。他父亲生在英国，曾是 女王私人步枪队的一名老兵，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后来成为康涅狄格的主教。
他对儿子最经常的告诫是“打起精神！”像杜鲁门一样，艾奇逊在青年时期 便有了与“现实世界”的第一次遭遇，当时他与一个铁路乘务班一道工作。
像社鲁门一样，他也爱好历史和传记文学。他也崇拜马克？吐温。如果艾奇 逊是一个时装样板，那么，无疑，杜鲁门也是他的生活方式中的一个时装样 板。
他们共同都有早晨散步的习惯，都是体力格外充沛的人，都是业余建筑 师。杜鲁门常说起他初到华盛顿时大法官布兰戴斯对他的影响；艾奇逊 1919
年从法学院毕业后第一次来到华盛顿时，便是给布兰戴斯充当书记员，他经 常说，他从布兰戴斯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从任何人那里学到的都多。在政治上，
艾奇逊也像杜鲁门一样，认为自己属于中间偏左一点儿的人物。
与他生硬的外表相反，艾奇逊也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并带有一种对杜 鲁门都有着很强感染力的机智。艾奇逊喜爱开怀畅饮、也喜爱一本好的小说
（由于他父亲是牧师，而母亲则是一位制酒商的女儿，他喜欢说自己从小就 知道善与恶）。他也像杜鲁门一样，专心于自己的家庭。当他的大女儿玛丽 在 1944
年患了肺结核并被迫送到纽约萨拉纳克的一家疗养院去进行长期治 疗时，艾奇逊每晚都给她写信，经常用他品尝到的比普通人所理解的更丰富 的生活去启示她。
在国会的千餐会上，我被安排与伊利诺伊州的杰西？萨姆纳坐 在同一张桌旁，她是最顽固、最具煽动性的孤立主义者？？我们相
处得融洽极了。她是一个庄重的老处女，使我想起了约翰？斯坦贝 克的《罐头厂街》中的那位出身卑微、富有幽默感和人道精神的妇
人。我们成了好朋友，并打算再次共进午餐。我常感到奇怪，自己 是否有原则，这是一个使人困惑的世界。
杜鲁门在写给埃塞尔？诺兰的一封信中曾说：“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 内心都有一种很深的感情色彩，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大胆怯或太有意地
抗拒，而不愿意显示出来。”几年后，当艾奇逊被埃里克？塞瓦赖德问道， 在他和总统这两个似乎如此不同的人之间是怎样建立起那么多的信任和喜爱
的，艾奇逊说，答案是复杂的，但是其中重要的在于他称之为的杜鲁门那“深 深的爱心和体贴的品质”，他补充说：“这绝不是对他的一般的印象。”当
艾奇逊的女儿不得不接受一个大手术时，艾奇逊正在国外，而且她能否挺过 这个手术还不知道，杜鲁门每天亲自给医院打电话要求提供报告，然后他再
通过越洋电话把情况转达给艾奇逊。
艾奇逊后来说：“啊，这是一种值得人们崇拜的人。你对这种人能产生 一种无与伦比的仰慕之情。”
艾奇逊知道，杜鲁门远比一般人所知道的、或他希望人们所知道的更具 感情色彩，他的行为远远超过了在许多人看来可能只是例行公事的姿态。那
年晚些时候，杜鲁门在再次飞往基韦斯特的飞机上给艾奇逊写了一张标有” 私人信件”并在这个字下面划有横线的手书短笺：
感谢你的好意，来送我们上飞机。你总是做得对。我仍是一个 农村的孩子，当国务卿这个最高级的公共官员来机场送我去度假， 我不能不感到有点儿飘飘然。
艾奇逊说：“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