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徐海东-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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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还好。她，她在机关，来不了。”我不由得撒了个谎，隐瞒了妈妈被关押、批斗、扫厕所的境遇。
徐伯伯“嗯”了一声，又问我家里其他人和武汉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他们打倒你父亲，你想不想得通？”
我看着徐伯伯，摇了摇头，意思是“想不通”。
“不光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在下面勤勤恳恳干工作的同志，都成了‘走资派’，都打倒了！那些不干工作的人，现在却一步升天，红得发紫。我看红得发紫，是要紫得发黑的！湖北的工作，中央和毛主席过去是肯定的。造反派‘炮轰湖北省委’，江青说什么王任重（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是‘CC特务’，要打倒；张体学工农出身，参加红军时还是个小鬼，没有历史问题，也要打倒，而且连老婆孩子都要跟着倒霉！”徐伯伯眉头紧锁，脸涨得通红，越说越气：“他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我看好人都要被他们打光了！”
周妈妈见徐伯伯喘着气，激动了，忙说：“海东，孩子刚来，说这些干什么？”
“好吧，不说了。东屏，你去给体学打个电话，就说孩子到了，今天太晚，孩子先住在这里，叫他放心。”
不一会，周妈妈打完电话回来，说爸爸一定要让我到他那儿去住。徐伯伯笑了笑，说：“也好，不去体学是睡不着觉的。”我点点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徐伯伯。
当天晚上，我见到爸爸。父子俩谈得很晚很晚。听爸爸说，他一到北京，徐伯伯就打听到他住的地方，把他接到家里，炖了两只肥油油的老母鸡，让他饱饱地吃了一顿。在饭桌上，徐伯伯给大儿子文伯下了道“命令”，让文伯每个星期六告诉厨师做好吃的，接爸爸“打牙祭”。那天，徐伯伯还和爸爸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让爸爸用“两分法”看待自己，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群众运动中的各种意见，要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徐伯伯对爸爸说：“说你是‘三反分子’，我不同意！我们是穷苦人出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跟党走了几十年，现在怎么会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呢？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红的说不白，白的也说不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会给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的。”徐伯伯的话，对爸爸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爸爸还告诉我，要我到北京，也是徐伯伯出于对爸爸的关心而决定的。当时，爸爸虽想找个孩子来和他作伴，但考虑到长时间没有回家，不清楚里的情况，因此有些顾虑，害怕连累我们，不敢和我们联系。徐伯伯对爸爸说：“你就不用管了，我们想办法联系……”临睡之前，我问爸爸：“和我们来往，徐伯伯不怕‘沾边’？”爸爸说：“徐海东可不是那种人！”
严冬过去了，春天来了，爸爸和我成了徐伯伯家的常客。每逢星期六，周妈妈和文伯哥早早就打来电话提醒我们：“今天是星期六，没忘记吧……”。“明鸣，今天星期六啦，你们下午一起床就来，一定要来，不然，你徐伯伯又要发脾气啦！”爸爸和我每次到徐伯伯家，都象回到自己的家，无拘无束，温暖舒适。徐伯伯不是和爸爸谈谈话，就是让爸爸阅读一些文件，了解了解外界的情况。每次吃饭，徐伯伯是一定要穿好衣服，让人把他抬到饭厅，陪爸爸一起吃饭。看到我们吃得香，吃得多，他就满意了。饭桌上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具有大别山风味的瓦罐鸡汤、红间猪蹄、夹干扣肉……却都是徐伯伯特意叫周妈妈准备的。
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都害怕“沾边”的荒唐年月，不光爸爸是徐伯伯家的常客，许多无辜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的老干部，也是徐伯伯家的常客。
当然，到徐伯伯家的客人，也有受冷遇、碰一鼻子灰、很快离去的。记得三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爸爸和我刚到徐伯伯家，突然，在北京开什么会的王效禹打电话来，说他的老婆要来“看望”徐伯伯。爸爸听说这位“革命领导干部”的“夫人”要来，便想告辞回去。徐伯伯坚决不让爸爸走，他命令式地对爸爸说：“饭准备好了，你走什么？你不会拿几份文件，到东屏房里去看！”爸爸“藏”好后，王效禹的老婆来了，但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走了。晚饭时，徐伯伯说：“我最恨那些投机取巧、出卖灵魂的家伙，对这些人千万小心。王效禹叫他老婆来，你晓得他安的什么心？”我心里想：“怪不得王效禹的老婆来去匆匆，原来是徐伯伯懒得理她！”
七月下旬，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当时中央文革成员、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戚本禹，秘密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冲击中直招待所，把爸爸抓走，尔后又抄了徐伯伯的家，并对徐伯伯进行野蛮的围攻和恶毒的诽谤，妄图把徐伯伯打成“勾结党内走资派”、发动“反革命暴乱”的“黑后台”。我听说徐伯伯家被抄，以为这是因为爸爸受到的牵连，心里难受极了。当时见不到爸爸，又不敢到徐伯伯家去，只好含着眼泪给周妈妈打了个电话告别，返回了武汉。
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可亲可敬的徐伯伯了。
后来我才知道，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早已把徐伯伯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他们对徐伯伯既怕得要死，又恨得要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采取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法，罗织罪名，一心要把徐伯伯置于死地而后快。一九六九年十月，他们以“战备”为名，强行把徐伯伯“疏散”到郑州，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著功勋的徐伯伯含冤去世。
如今，每当我想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徐伯伯……
海东受迫害的经过 周东屏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对忠心耿耿为党为民药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海东同志就是被迫害中的一员。
自从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揪海东为“百万雄师”的黑后台及“军内一小撮”以后，一直到他一九七○年含冤而死，受到的迫害是惨无人道的。海东同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经百战，身上被打了十七个洞没有被打死；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出高价悬赏，没有抓到他，而是叫一伙祸国殃民的卖国贼和反革命害死了，这不能不激起我对林彪、“四人帮”无比的愤恨！
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海东同志写信“叫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事情是这样的：海东同志对党的事业关心，按党的组织原则，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和提出自己的看法。海东同志在信中提的三点建议是：（一）中央领导权必须交给那些一贯忠于党忠于主席的人，真正地达到主席所提出的革命接班人五个条件的人；（二）现趁主席、刘主席及其他首长都在，一定把那些危险的“定时炸弹”给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三）在党和主席直接培养教育下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要他们将革命的光荣传统传给接班人。这三条是叫“毛主席下台吗？”是“让毛主席交权给刘少奇同志吗？”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在陈伯达、戚本禹的教唆下，抄了海东同志住地，把这封信的底稿抄去了。奇怪的是抄到了这样重大的“罪证”，却默不作声，对外还否认抄了徐海东的家！
林彪、“四人帮”又捏造说海东同志与贺龙同志密谋“二月兵变”。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当时海东同志的秘书未经请示私自给贺办打电话，将贺帅的国产红旗大轿车要来给海东同志坐。车来时海东同志还在休息，秘书把他叫醒后，才把他将贺帅的车要来的情况报告海东同志。海东同志听了十分生气，严厉批评秘书说：“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做，贺老总工作这么忙还要打搅他。今后做什么事必须要先报告。”贺帅的红旗车已来了，海东同志决定同我和家里人一起去看望贺帅。海东同志很高兴的在贺帅家玩了近一个小时，就返回来了。林彪、“四人帮”就说海东同志这次去与贺帅密谋“二月兵变”。后来又造谣说，徐海东“支持刘震、成钧、张廷发、何廷一夺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权。”当时，海东同志听了感到莫名其妙，他说：“张廷发、何廷一同志我都不认识，我怎么当了他们的黑后台呢？”海东同志的“罪名”一个接一个从天而降，说海东同志“手伸到全国全军”、“在大连召开黑会”、“夺总参和军兵种的权”，说海东同志是“张国焘的黑干将”、“彭罗的黑干将”、“刘少奇的黑干将”，说海东同志“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少奇同志讲得好，“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党中央已把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海东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林彪、“四人帮”迫害海东同志的手段是非常凶狠毒辣的。因海东同志九次负伤，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他们就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对外就造谣说海东同志是病死的，该死的。
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后，停发给海东同志文件，拆除电话，禁止与外界来往。由于海东同志不能自己活动，身边总有警卫员照顾，直接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对于林彪、“四人帮”整海东不服，就办他们的“学习班”。当这些同志坚持自己的看法时，他们就将海东身边工作的乐广田、马贵锁、秦明范、吴世界四位同志及炊事员、管理员等全部调走或复员。为了在精神上折磨海东。他们进行“床前批斗”，用拳头顶着躺在床上的海东同志的额头，逼着他承认一贯反党；逼着他向毛主席请罪。在生活上，他们撤走所有直接照顾海东同志的工作人员后，海东的一切全靠我和孩子们照应。冬天每天只给烧四个小时的暖气，开始烧得烫手热得受不了，突然又抽进凉水，使温度猛然下降。因海东同志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肺结核、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疾病，百分之八十的肺失去了功能，受不了这种折磨。我们只好买了七个火炉子，来保证海东屋内的温度。海东自一九六二年大吐血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离不开氧气。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邱会作突然下令，命令解放军总医院不再供给海东同志一切药品和氧气。我和孩子们向当时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了这一紧急情况。可是几天过去了，犹如石沉大海。不得已我们买了几个氧气袋，乘出租汽车到北京郊区九龙山氧气厂去充氧气，用来维持海东的生命。海东是个久轻风霜的老战士，当他知道了这个严重的情况后，仍然很冷静，为了争取时间，他要我们把氧气放到最低限度。有时因氧气不足，他呼吸很急促，大颗的汗珠从额面上滴下来，嘴唇和手指甲都变成青紫色。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都碎了。海东是个坚强的革命者，但他对这种情况实在想不通，曾伤心地对我说：“东屏，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一个战俘都不如了。”在这种喊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的情况下，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我早就想去找敬爱的周总理，但我得知周总理的处境也是非常困难，而且每天全国有多少事要他操心。海东也一再说，不要去麻烦总理。海东开始发烧了，我们没有治疗的药品，可是也不能眼睁睁的让海东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我要文伯冒着被抓的危险，找到了王震同志，把海东同志被断药、断氧的这一紧急情况报告给他。王震同志不避风险，火速地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四月十二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他立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恢复了对海东同志药品和氧气的供应（周总理的指示现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办的《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中陈列着），这样海东同志才算得救了。
林彪、“四人帮”为了进一步迫害海东，一九六九年一月，将大儿子文伯进行“隔离审查”；又将女儿徐红隔离，不准回家；我的大儿媳黄浦西也被“特殊照顾”送到河南总参“五七干校”。我实在无法，只好将两个孙女由阿姨带回安徽合肥和农村去。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家庭，被拆得四分五散。家里还有一个病残的儿子。我和小儿子文连承担了全部家务。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由于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海东同志被强迫疏散到河南郑州干休所。我们到郑州后，什么东西也买不到，连油、米都不供应。我只好叫文伯从北京把家里的油、米、挂面运到郑州。就在送东西到郑州的途中，林彪死党刘丰派人去火车上抓文伯。幸亏文伯在车上及时发现了情况，才免遭逮捕，终于把急需的东西送到了郑州。随同海东到郑州的秘书，实为监视海东的人，他警告我说，如果文伯来郑州就要抓起来。因为这种原因文伯未能见到他日夜想念的父亲。在郑州他们不给药品，就连常服的酵母片也不给。我叫文伯给在江西的王震同志写信报告这一情况，王震同志极为关心海东，马上寄来急用药品，结果被在江西的林彪死党扣了。韩先楚同志得知海东没有药用，以警卫员的名字，寄来了一些药品。文伯未能见到父亲，他到武汉去找张体学、韩东山同志，请他们帮助给海东买药。文伯到武汉后，得知刘丰造谣说，徐海东在郑州要吃进口药、要吃九斤以上的老母鸡等。在郑州，王新不准干休所的老同志与海东来往，并要这些老同志与海东划清界线，说海东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毕占云同志和刘彩霞大姐帮助我们买了点菜，就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
一九七三年，张体学同志告诉我，周总理主持解决河南问题时，林彪在河南的死党交待说，林彪给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