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谭政-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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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 月下旬。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地。初夏的南国已是多雨季节，霪雨靠靠，雾气缭绕，但武汉三镇却到处是欢歌笑语、旌旗满天，沉浸在欢庆解放的节日气氛中。在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驻地会议室里，经中央军委任命的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谭政，正在主持军管会会议，主要研究驻武汉部队的入城教育及城市管理的有关事宜。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是武汉解放后由中央军委直接任命、组成、派驻的。其成员有谭政、陶铸、肖劲光、倪志亮、唐天际、张平化等十三人。谭政为主任，陶铸为副主任。肖劲光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倪志亮、朱涤新任副司令员，谭政兼任政委，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被留在汉口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是南下先遣兵团的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汉阳则由武汉军区派出的一个旅驻防。此次，谭政回到武汉，心情十分激动，夜不能眠。想当初， 1927 年3 月，二十一岁的他，正是从这里，经大舅哥陈赓的介绍，投笔从戎，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走向革命道路的。今天， 1949 年5 月，四十三岁的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又回到了武汉。当初的武汉，黑云压城城欲摧，今日的武汉，阳光普照庆解放。谭政此次的驻汉，任务又是十分艰巨的。作为军管会主任，作为警备司令部政委，他不仅要负责武汉三镇的城市全面整顿与管理，还要负责驻汉警备部队的全面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解放武汉的四野南下先遣兵团，在其解放武汉之前，就己按着谭政的要求与部署，全面贯彻与落实谭政关于政治工作的有关指示，并在艰难行军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先遣兵团的第四十五军，按着中央军委部署，于1949年2月25日提前率四个师，从北平附近的通州、香河地区出发，经安次、任丘、南官、大名、濮阳、开封、兰考、项城、汝南、宣化店、新县等地，向鄂东大踏步前进。沿途受到人民和兄弟部队的热烈欢迎，对部队鼓舞很大。
每到一地，当地群众或兄弟部队，都预先给其准备了给养供应和宿营房屋，减少了行动的困难，大大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同时，在谭政总体部署下，军政治部针对行军途中出现的怕苦、怕累、怕难和初到南方生活不习惯等而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对部队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行军中，部队普遍发扬了团结互助精神，特别是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保证了部队的顺利行动。很多战士脚上打了血泡，仍坚持不掉队，下决心说：“爬也要爬过长江去！”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徒步行军，全军穿过河北、河南平原，通过黄河泛区，翻越大别山，于4 月8 日先后进抵湖北东郊之黄安、河口地区集结，行程达二千六百余华里。4 月21日，全军向前推进到江北宋埠、浠水地区待命。此时，赖传珠同志从北平赶到军部，向全军团以上干部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与谭政的学习要求指示，部队又为之一振，使部队的士气与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为后来四十五军的多打胜仗，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部队渡江前休整期间，部队又传达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了谭政在平津战役期间提出的入城部队“约法八章”与“三大口号”等，从而为后来武汉的解放、城市秩序的维持、部队纪律与城市管理作好了准备。此次，武汉解放，市政管理，部队纪律、政策教育，谭政又亲自坐镇指挥，主持军管会研究对策。谭政说道：“现在武汉三镇业己解放，但如何保证好武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管理好武汉三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艰巨任务。要搞好这项工作，我看主要还是先从抓部队纪律、政策教育入手，像平津战役一样，‘约法八章’，‘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谭政的意见、计划被通过，驻汉部队普遍开展了以上述内容为核心的入城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纪律与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起到了表率示范作用，受到了武汉市民的赞扬。我四野部队进驻武汉市区以后，按着谭政的有关教育与指示，自觉遵守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据肖劲光回忆，有一支部队到达汉口时，已是万家灯火。经过七十里的急行军，部队非常疲乏，但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房子，他们就在街头露营。为了不影响市场秩序，部队规定，在五天之内，除伙食单位买菜外，所有人员都不得购买东西。各部队的牲口全部牵出城外，以保持市容整洁。各单位人员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上街，不看戏，群众送给慰问品，一一婉言谢绝。
1949年7 月初。鄂西山区。夏日炎炎，烈日当空，一支身着草绿军装，帽带红色五角星的部队，正在鄂西的崇山峻岭、深涧低谷之间，秘密、神速，而又艰难地穿插着。这支部队，就是我四野第四十七军，他们正像一支支前头，按着上级的部署向湖北省长江沿岸重镇宜昌射去。
自古以来，宜昌就是川东门户，重庆屏障，是争夺四川首先必须争夺的军事重镇。渡江战役之后，节节败退的蒋介石集团，为了阻止我军西渡长江，控制鄂西，确保川东门户，以宜昌、沙市为中心，从东起岳阳，西迄巴东的长江两岸加强防线，派遣他的“名将”、黄埔高材生宋希濂率部驻守湘鄂西，坐镇宜昌。
7 月初，当我东路大军攻占武汉，西路主力即将渡江南进之时，宋希濂部队集中主要兵力向我当阳、荆门地区进犯，企图威胁我平汉、粤汉南下大军的侧背。我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宜昌、沙市，直捣四川，将计就计，于7 月6 日发起了宜沙战役。四十七军就是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向宜昌急速进军的，其行军速度的快慢，直接关系到攻取宜昌的胜败。
部队开始是向宜昌快速迂回。7 月9 日，与敌在当阳东北的观音寺一带遭遇，经过几次战斗，敌人发现了我军意图。这些敌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我决战，立即向宜昌方向全线撤退。我军从奔袭迂回包围作战，随即转入了追击作战。
为此，能否克服行军中的困难，加快行军速度，则是整个宜昌战役的关键。而在这艰苦行军的途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就显现了其重中之重的巨大作用。而谭政通过抓层层、层层抓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与内容，又是在这关键的时刻发生了效力。
此时的行军是异常艰难的。这时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烈日当头，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
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中进行过短时间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员不断增加。在行军途中，不时看到躺在路边生病的干部和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着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烧又拉。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面对种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行军困难，部队各级政工人员和谭政派出的随军政工人员，按着谭政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全军指战员身在苦中不知苦，任何困难踩脚下。昏倒的战士刚一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炎热的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着沉重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倒，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开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下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敌人在大路上没命的逃跑，我军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地追击。鄂西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入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很多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了不几步就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
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峡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四十八次，人们称之为四十八道湾。部队从此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时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绑腿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着绑腿渡河。即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人带枪被激流冲走了。鄂西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
当时正赶上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个人影也找不到。他们或者从地里掏点尚未长成的小土豆，或者从瓜棚上摘下几个青绿的嫩南瓜，学着谭政当初在红军时期的办法，留下一张条子几块银元。一次，一支部队正用面粉做一锅稀糊糊，一个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一面喊着：“白面白面！”一面提起干粮袋就往锅里倒，结果盛出一吃，又苦又涩。原来他把老百姓家里的石灰当成了白面，害得大家连口稀糊糊也没喝上，只好饿着肚子继续行军。在谭政一贯倡导的政治工作精神支撑、激励、鼓舞下，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走过来了。饥饿、疾病、疲劳袭击着部队，但部队的情绪始终是高昂的。战士们互相鼓励，干群间互相帮助。“咬咬牙，饿顿饭，一气走它一百三”，“上刺刀，手榴弹，一举攻下镇境山”的口号，在苍茫的鄂西深山峡谷之间回荡。经过近半个月的急行军，我四野四十七军终于战胜了南方行军途中的重重困难，于7 月14日和15日到达指定地点，完成了对宜昌的包围，最后终于取得了宜昌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宜昌城。谭政的政治工作，又结下了丰硕的军事之果。
1949年8 月5 日。湖南长沙北。城外八里。南国的初秋，骄阳如火。长沙城郊北八里之遥，成群结队的长沙市民十余万人出城，在这里等候和欢迎我四野解放军进驻长沙。这是我四野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是谭政一贯倡导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敌军相关结合原则的又一运用与胜利。早在我四野主力向中南进军中，在谭政的策划和指示下，我四野部队便通过各种渠道，派遣有关人员深入敌人内部，对国民党军的上层人物开展秘密的争取工作。前线各部队，在谭政指示下，也以各种手段展开政治攻势，对敌军进行思想、政治瓦解，使他们脱离国民党的营垒，站到人民方面来。
从1949年春天开始，当北平、天津、太原等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以后，我湖南党的地下组织，在省委书记周里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做争取程潜（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陈明仁（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第一兵团司令官）的工作。武汉解放以后，四野在做好军事进攻准备的同时，在谭政的反复强调下，进一步加强了争取程、陈和平起义、瓦解敌军的工作。据肖劲光回忆，当时军委总部和野司（谭政）派来做争取程、陈工作的李明灏先生起了很好的作用。李明灏是一位民主人士。他和程潜、陈明仁以及谭政都是湖南人。北伐前，程潜办了一个讲武学校。程自任校长，李明灏任他的教育长，陈明仁是他们的学生。1927年，程潜在汉口重建新六军时，李明灏任过他的第七师师长。次年，程潜被李宗仁扣押，李明灏又代理第六军军长。由于这些历史关系，谭政等派他来做程、陈的工作，实属人地相宜。当时，李明灏往来于长沙、汉口、北平之间，费了不少周折，多次受到谭政的会见与指示，也向肖劲光汇报过和谈工作、争取工作的进展情况。
7 月间，我四野大军南下，发起了宜沙和湘赣战役，解放了宜昌、沙市、常德和湘赣边广大地区。我四野南下先遣十二兵团，顶烈日，冒酷暑，翻越幕阜山，于7 月19日连克距长沙只有几十公里远的平江、浏阳两城，兵临长沙城下。
与此同时，根据军委指示，四野谭政参与组织成了一个五人和谈代表团，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解沛然、袁任远、李明灏四人为代表。代表团于7 月22日到达平江，和程潜、陈明仁派来的代表程星龄先生举行了谈判。程星龄与程潜是本家，又是程潜智囊团中的头面人物，是一位积极赞成和谈的进步人士。他建议代表团派人到长沙去直接同陈明仁谈。因当时程潜在宝庆（邵阳），兵权又主要握在陈明仁手中。
开始，金明觉得自己应该去，李明灏担心别人去有风险，便自告奋勇，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先期到了长沙，当面与陈明仁进行了洽商。
在我四野大军压境和我党和谈政策、政治争取感召下，在四野谭政等积极参与策划下， 1949 年8 月4 日下午，历史终于在湖南翻开了新的一页。程潜、陈明仁两将军最后接受了中共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由程、陈两将军领衔，三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
8 月5 日，古城长沙装扮一新，红绿标语贴满墙壁，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高挂街头，秧歌队浓妆待发。人们脸上喜笑颜开，奔走相告：“解放军快进城了！”下午7 时，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从小吴门威武雄壮地进入市区，长沙市盛况空前，十多万群众夹道欢迎，从五里牌到小吴门一派欢腾，锣鼓声、鞭炮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