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谭政-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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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部队所谓有三凶主义：对敌人凶，对老百姓凶，对自己同志凶。但是，这种‘三凶主义’的部队，在东北我军中却不只这一个。”谭政的批评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的。谭政停顿了片刻，观察一下与会者的情绪，喝了一口水，润了一下有点干燥的嗓子，越发激动他说道：“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主要靠我们深入细致、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执行纪律，严肃纪律绝不可少。对于‘马玉事件’那个连长的处决，是我们下了决心的，否则，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兵就无法带了。譬如，四平保卫战期间，二纵一个管理员和女房东通奸。事情暴露后，很多老乡为管理员战士求情，说这个女人一贯如此，‘不怨这个八路’。可结果是：不行，枪毙。沙岭战斗前，三纵七师一个侦察员强奸妇女。这个战士在抗战中立过大功。团里尽其所能，做了口棺材，置办一桌饭菜。这个战士看过棺村吃饭。团长敬酒，政委敬酒，营长、连长一一敬酒。酒足饭饱，一声枪响。

十六师驻在阿城时，师部的三个警卫员强奸日本女人未遂。事情暴露后，有人找师长替战士说情，说：都是孩子（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五岁），好不容易从苏北来的，政治思想都挺好的，一时犯错误，罚劳役就行了。但回答的是三声枪响。没有铁的纪律，我们的军队就不能胜利。“尔后，谭政又提到了干部的问题。他用宏亮而严肃的声音讲道：”夏季战役后，干部中出现了一种右倾情绪，感觉战争残酷，死亡的威胁太大，认为革命有前途，个人无前途，想脱离前线到后方享乐。表现此种情绪的多为连干部，但尚不普遍，不严重，现在注意克服。此外部分干部还有恐美的心理，怕原子弹，怕三次世界大战，怕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直接出兵。因此顾虑战争的结束将遥遥无期。“谭政的报告，在2　月29日上午继续进行，下午，与会者分组讨论了谭政将近两天的报告。谭政的这个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3　月1　日上午，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报告了部队俘虏工作及整顿后方诸事。下午，周桓继续报告，尔后进行了分组讨论。3　月2　日、4　日至6　日，刘亚楼、谭政、李富春、高岗，就有关问题在会上又作了报告。会议最后，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同年8　月始兼野战军政委）在会上作了《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这份由谭政及其东北军区政治部起草的报告，首先谈了目前形势，其次谈了建军问题，最后谈到政治工作。在关于目前形势中，谈到东北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原因时，谭政在报告中写道：在东北”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二十个！当然工作应该搞好，如果搞不好，那真该打屁股。“在关于政治工作上，罗荣桓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谭政主任在会上作的《关于开展”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的报告，另一方面指出了部队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缺点：一是总结经验、推广经验不够：二是思想指导不力，阶级教育、诉苦运动有的搞出了很好的经验，有的搞得平平淡淡；三是有些工作走了弯路，如立功运动、战评运动等同阶级教育结合不紧。

罗荣桓围绕报告精神提出：部队政治工作方针应该是“以阶级为基本内容，在集中指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结合谭政等起草的报告，罗荣桓说道：“整作风，首先是发扬民主。一切工作、生活、制度都要有民主精神。这也是着重整干部。例如，规定的制度，只要战士遵守，干部不遵守，这还叫什么民主呢？军队的政治工作很容易犯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因为军队组织是集中的，命令很容易起作用，因此有些干部就喜欢简单化，习惯于简单化。

但是政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不能图简单。诉苦运动搞好了的，就是走了群众路线；没有搞好的，就可能是犯了命令主义、形式主义。

干部不懂得群众路线，命令主义是反不掉的。当然，我们一方面反对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简单化；另一方面也不能让群众自发自流。“

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在谭政等军区政治部指示下、经过充分准备并在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进行试点，各部队从3　月上旬开始，陆续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3　月15日，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当日，东北军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关于春训工作指示》电报：为了准备下一次攻势，我军利用化冻期，于18日起转入全面整训，暂定30到40天。各部队应按照军区政工会议的决定与指示，立即定出整训计划，开展以诉苦教育的“五整一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自此，主要在东北军区政治部谭政直接、具体领导下，以诉苦教育为动力，以“五整一查”为核心、为期四十天左右的新式整军运动，便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在东北我军各部队中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在谭政的领导下，根据罗荣桓的指示，以“五整一查”为核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切实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方针。在指战员中的新式整军，主要经过诉苦教育和土地改革教育，使其弄清楚苦从何来，为谁打仗，把个人的苦和阶级的苦联系在一起，把为个人报仇的思想，引导到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大目标，从根本上提高政治觉悟，大大激发了革命的斗志，加强了纪律性、组织性和自我约束的自觉性。同时在干部中着重进行的“五整一查”，以整思想、整作风为主，而不以查成份为主；以查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为重点。

这样，经过谭政四十天左右的主抓，布置，检查，落实，通过诉苦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方式，使东北我军广大指战员，克服了缺点，改进了作风，增强了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发扬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增进了军内外的团结，部队原来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成份不纯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不仅如此，在整训过程中，各级政治机关在谭政统一指导下，还对部队进行了战争形势和我军任务的教育，向广大指战员讲清我军将与东北国民党军进行大兵团作战，直至进行战略决战的发展趋势，讲清决战的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使原来对战争前途模糊认识或有厌倦情绪的干部、战士，有了明显的转变。东北我全军指战员，普遍树立了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思想，士气旺盛，斗志更坚，纷纷请战，要求到前线去杀敌立功。“为阶级兄弟报仇！”“当尖兵，打大仗！”“练好兵，打长春！”“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等口号、誓言深入人心，遍及部队。这就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五整一查”的新式整军运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1948年8　月29日。哈尔滨南双城。“东野”前线指挥所（现双城县人武部驻地）。金秋的双城，天高云淡，秋高气爽，那令人爽快的秋风，似乎就要把这旧世界，吹荡得干干净净。双城“东野”（由于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8　年8　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前线指挥所进驻的宅厅，虽已破败，却仍显得富丽堂皇，古色古香。漆皮剥落的原始大木门，嵌在灰白色的水泥墙中。院内，青砖铺地。院墙，青砖砌成。阁楼，六根一人粗的圆柱形红色木柱，擎着两米宽的廊檐，檐下青砖上雕刻着凤凰，麒麟，花草，做工精细，栩栩如生。阁顶是青一色小叶瓦。东西各一四合院，中间一道月亮门。西院为参谋处，东院住着林彪。今天，一封事关辽沈战役大局的电报指示，即《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的电报，从这里发出。这封电报指示是由谭政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发出的。

原来，东北我军在1947年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后，以五个月的时间，运用诉苦、“五整一查”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以“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目标的大练兵，使我军的士气更加高涨，战斗力大为增强。在此期间，东北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大量二线兵团的补充和加强。从1947年8　月至1948年8　月，第一批二线兵团共组建八十八个独立团，每团定额二千五百人，总计二十五万人。1948年4　月至1948年11月，第二批二线兵团共组建八十个独立团，总计二十余万人。至1948年8　月末，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一百零三万人（其中主力部队七十万人，两个大军区、十个省军区及地方武装三十三万人）。东北解放区已拥有全东北土地面积的97％以上，人口86％以上，并控制了二万一千余里长的铁路（敌占区仅有一千二百里），东、西、南、北满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土改、剿匪已基本完成，政权已得到巩固，生产已有较大恢复。此时，东北国民党军队经过1947年夏、秋、冬三次我军攻势作战，被歼三十余万人，尚存五十五万余人，被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战略上或撤或守，举棋不定。我军发起辽沈战役之前，国民党在东北采取了“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二十七万余人守沈阳地区，以便北进可支援长春，西攻可策应锦州；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十万余人困守长春孤城，以图牵制我军主力，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十五万余人，守锦州地区，以确保与关内的海、陆联系。东北我军根据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形势与东北我军冬季攻势后的新形势，认为东北敌我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在中央军委、毛泽东有关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战略决战即辽沈战役的作战准备。其中政治动员、政治准备，又是各种准备的一个重要环节。早在1948年2　月7日，东北我军攻势正在进行之际，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就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提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

冬季攻势结束后，　1948　年4　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谭政等致电中央军委，拟攻长春，并阐述了上述两个方向不能攻取的理由。4　月2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复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但“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打锦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①1948年5　月29日，因久攻长春不下与此次试战和侦察情况得知，长春工事坚固，敌军战斗力强等原因，林彪等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报告，决定改变决策，由硬攻长春改为久困长围，乘其撤退时在途中歼灭之，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之线作战。5　月31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即锦州、山海关、天津、北平——笔者）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

1948年6　月5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关于东北我军行动问题，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

第二个是目前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第三个是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时间准备两个月到四个月。我们认为第三个方案为好。6　月7　日，中央军委复电：基本同意第三个方案。

6　月15日，东北我军总部在吉林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打不打长春问题。根据敌我情况和中央军委指示，决定采取长围久困方针。

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其他主力位于长春、四平间地区整训。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我们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8　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22日，再电中央军委，建议派兵包围大同，东北、华北协同作战。当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现在距8　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

7　月39日，中央军委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你们必须充分计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