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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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惊人的打击。全国纷纷举行愤怒的群众集会，对和约表示抗议，要求德国拒绝签字。在魏玛议会期间担任总理的谢德曼叫嚷道：“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让谁的手烂掉吧！”5 月8 日，临时总统埃伯特和政府公开声称，和约条款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第二天，在凡尔赛的德国代表团照会固执的克莱孟梭说，这种和约是“任何国家所不能容忍的”。
＇58＇它有什么地方是这么不能容忍的呢？它把阿尔萨斯一洛林归还给法国，一小块领土归还给比利时，石勒苏益格邦一小块领土在经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而这是俾斯麦在上一世纪同丹麦作战胜利后从丹麦那里割取的，它也把德国人在瓜分波兰时夺去的领土归还给波兰，其中一部分还要经过公民投票。这是使德国人最为恼怒的规定之一，使他们不满的，不仅因为给了波兰一条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东普鲁士同祖国隔绝，而且因为他们瞧不起波兰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同样使德国人恼怒的是，和约强迫他们接受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求他们把德皇威廉二世和800 名左右其他“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
赔款数目以后再规定，但是1919年到1921年之间先要付一笔50亿美元的金马克，如无现款，可以付某些实物——如煤、船只、木材、牛羊等等。
不过最伤害德国人自尊心的是，凡尔赛和约实际上解除了德国的武装* ，从而，至少暂时，排除了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受到痛恨的凡尔赛和约，不像德国强使俄国接受的和约，在地理方面和经济方面基本上并没有触动德国，保持了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统一和潜在力量。
魏玛临时政府，除了埃尔兹伯格一人例外（他主张接受和约，理由是它的条件是能够轻易规避的），都坚决反对接受凡尔赛命令——现在大家这样来称呼和约了，站在政府背后作为后盾的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从极左直到极右。
陆军怎么样呢？如果拒绝接受和约，陆军能够抵抗协约国不可避免要从西方发动的进攻吗？埃伯特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这个问题。最高统帅部这时已迁到波麦腊尼亚的科耳堡。6 月17日，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在认为德国军事抵抗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格罗纳将军推动下答复称：一旦战端重启，我们能够重克波兹南省［在波兰＇ ，守住东部边境，但是在西部，很难指望我们能够抵抗敌军的重大攻势，因为协约国在人力上占优势，而且他们有能力在两翼包抄我们。
因此，总的来说，军事行动是否能成功，是颇可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我不能不感到，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不如光荣地战死沙场。＇59＇这位受人尊敬的总司令的最后一句话是完全符合最优秀的德国军事传统的，但是其诚意却大可怀疑，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德国人民当时并不知道的一个事实：兴登堡同意格罗纳的看法，这个时候抵抗协约国不仅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有造成陆军珍贵的军官团的消灭、甚至造成德国本身灭亡的可能。
但是协约国现在要求德国提出明确的答复。在6 月16日，即兴登堡书面回答埃伯特前一天，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碟：必须在6 月24日以前接受和约。否则停战协定即告失效，协约国将“采取它们认为为实现它们的条件所必需的步骤”。埃伯特再一次求救于格罗纳。如果最高统帅部认为军事上抵抗协约国有些微的成功可能，埃伯特答应设法使议会拒绝接受和约。但是他必须立刻得到一个答复。最后通碟规定的限期6 月24日来到了。
下午4 点30分的时候，内阁还在开会以求作出最后的决定。兴登堡和格罗纳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样明白，武装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迈力衰的陆军元帅说。但是，正如1918年11月9 日在斯巴一样，他当时没有勇气把无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这件不愉快的任务交给了格罗纳，这一次他又不愿亲自把真相告诉共和国临时总统。他对格罗纳说：“你可以把答复告诉总统，同我去告诉没有什么两样。”再一次，这位将军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原来属于元帅的最后责任。虽然他也一定知道，他这样做最后将加倍地肯定在军官团面前成为替罪羊，他还是把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在电话中告诉了总统。
既然军队的领导人承担了责任——但是这一点在德国马上被忘怀了——国民议会就松了一口气，终于以绝大多数通过签订和约，这个决定通知克莱孟梭时，距离协约国最后通碟的限期只差19分钟。4 天以后，1919年6 月28日，和约在凡尔赛宫的明镜殿签了字。
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从那一天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批准和约的共和国。从长远来说，陆军也不会接受——格罗纳将军是例外——虽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体，而且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最后决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尽管发生了11月“革命”，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他们拥有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而且实际上也的确是用来资助各个政党和从今起努力败坏共和国声誉的政治报纸。
和约的墨迹未干，陆军就已经开始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由于社会党领袖的胆怯和短视，军官团不仅能够按照普鲁士原来的传统保持了陆军，这一点已见上述，而且还能够成为新德国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寿命不长的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止，陆军一直没有把它的命运押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上面。但是在10万新国防军的杰出创建者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陆军为数虽少，却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要取决于军官团的意志的地步。
作为国中之国，它对全国政府保持独立地位。按照魏玛宪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那样，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和议会。但是它却没有如此。
军官团也没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少数社会党领袖如谢德曼和格尔兹辛斯基主张将陆军“民主化”。他们看到了将陆军交还给有着极权主义、帝国主义老传统的军官的危险。但是他们不仅受到了将军们的有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首的社会党同志的有效反对。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共和国部长公然大言不惭他说，他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做记忆”。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时间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Ｌ·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20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705 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1 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5 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1926年12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5 年期间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只是因为他们在报上或演讲中揭露了或谴责了陆军不断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支持者，无情地应用了叛国罪法律，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却不是无罪释放，就是只判以最轻的判决，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61＇看到了。甚至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只剩下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力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子弹的袭击，这些反对者为数日众，决心日坚。“在人民的心中，”
以《西方的衰亡》（《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ｉ》）一书声名鼓噪一时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叫嚷道，“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驾驭这一力量。
时局对他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这两件事：马克的贬值和法国的占领鲁尔，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马克在1921年开始贬值，和美元的比价跌到75：1 ，次年跌到400：1 ，1923年年初跌到7000：1。在1922年秋天，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协约国暂缓偿还赔款。法国的普恩加费政府断然拒绝。当德国不能交付木材时，在战时曾任法国总统的这位头脑死硬的总理命令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在上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波兰以后，德国的这一煤钢产量占全国4/5 的工业心脏，如今就同德国其他部分隔绝了。
这个对德国经济起瘫痪作用的打击使德国人民暂时团结起来，而自从1914年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鲁尔的工人宣布举行总罢工，并且得到柏林政府的经济支援，后者号召进行消极抵抗。在陆军的帮助下，组织了破坏活动和游击战争。法国以逮捕、驱逐出境、甚至死刑来对付。但是在鲁尔，没有一架机器的轮子转动。
对德国经济的扼杀，加速了马克的最后崩溃。
1923年1 月占领鲁尔的那一天，马克对美元比价跌到了1。8 万：1 ，到7 月1 日，跌到了16万：1 ，到8 月1 日跌到了100 万：1 ，到11月，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时，马克跌到了40亿比1 美元，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
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但是遭到毁灭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国人民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信任。德国社会历来竭力鼓励储蓄和投资，并且庄严地保证这种储蓄和投资能够得到万无一失的报偿，结果却自食其言，这样一个社会的标准和行为还值得相信吗？这不是对人民布下的大骗局吗？
这场灾祸不是应该怪那个向敌人投降和接受赔款重担的民主共和国吗？
对其本身的生存颇为不幸的是，共和国的确要负一份＇62＇责任。通货膨胀本来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说到底，1640亿马克的战争费用也一点不是靠直接征税来筹措的，其中930 亿马克靠发行战时公债，290 亿马克靠金库券，其余靠增发纸币。共和国政府不但没有对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税额，反而在1921年削减了他们的税额。
从此以后，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为了使国家能够逃避公债，免付赔款，在鲁尔跟法国捣蛋。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此外，货币贬值也使德国重工业能够用毫无价值的马克偿清债务，参谋总部为了要逃避和约中取缔其存在的条款，这时已伪装为军队办公室（Ｔｒｕｐｐｅｎａｍｔ），它也注意到，马克的贬值扫清了战争债务，这样就可以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
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磅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这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
巴伐利亚发生的反叛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他叫嚷道，“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请相信我，我们的痛苦只会增加。而坏蛋们却安然无事。原因是：国家本身已经成了最大的骗子和恶棍。这是个强盗的国家！？？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毫无疑问，通货漫天膨胀所带来的困难和动荡不定迫使千百万德国人民得出了这个结论，而希特勒是非常乐意把他们引导上这条道路的。事实上，他早已开始相信，1923年混乱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一个可能不再来临的推翻共和国的机会。但是，如果他本人要来领导这场反革命活动的话，他的道路上还有一定的困难。而＇63＇如果不是由他来领导，他就没有多大兴趣。
这些困难首先是，纳粹党虽然党员人数日增，还远不是巴伐利亚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运动，而在巴伐利亚境外，它更是默默无闻。这样一个小党怎么能够推翻共和国呢？希特勒不是个能轻易被困难吓倒的人，他认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可以把巴伐利亚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然后在巴伐利亚政府、武装团体和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支援之下，他可以领导一次向柏林的进军——像一年前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一样——推翻魏玛共和国，显然，墨索里尼轻易取得的胜利触发了他的灵机。
法国占领鲁尔虽然重新燃起了德国对传统敌人的仇恨，从而使民族主义精神复活，但是却使希特勒的计划变得困难了。法国这样做，使得德国人民团结在抵抗法国的柏林共和政府的背后。这是希特勒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的目标是摧毁共和国。至于法国，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