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张云逸-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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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联系，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还不深，所以直到云逸同志北上时还未积极行动起来。四支队必须东进敌后，这是不言而喻的。四支队是我党我军在偌大的华中唯一的一支部队，所以，云逸同志这次去江北的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为此，我由潭知耕同志带到四支队司令部驻地，一安顿下来，他就要我们去直属部队了解他们对东进方针的认识情况。我们去了教导大队、司令部及留守处，接触了许多老同志以及由延安来的一些知识份子干部，他们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对党的政策的拥护和上前线杀敌的勇气，都使我非常感动。如关大圣同志是鄂豫皖3 年游击战的老战士，当时虽然受到不适当的处理，也依然毫无芥蒂，表现出了拥护党的方针极大的热情。我们把这些情况向云逸同志作了汇报。经过几天准备，张云逸同志召开了四支队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六届六中扩大会议精神。中央特派员何伟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经过这些工作之后，云逸同志便启程去立煌和廖磊谈判，何伟同志也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到立湟去。
张云逸是海南人，大革命时期，在广西担任过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政府职务，又是百色起义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也是国民党广西军队的老前辈，廖磊当时还是他的下级。在立煌，他谢绝了廖磊请他住省政府的房子的盛情，（他曾要我去看房子，房子是在省政府驻在地，我向他汇报后，他说那不能去，那样对特务太方便了），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庄里。这期间，常有一些广西部队中下级军官来看望他，他便抓住这个机会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其中也有个别不怀好意的特务来纠缠，我记得有一个国民党上校叫张岳灵的就来过几次，和我们套近乎，没话找话说。张云逸同志了解他的底细，事先就同我们打过招呼，因此我们把什么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说话也很谨慎，最后使他一无所得。我们在这个偏僻山村里接待了廖磊的拜访。在这期，云逸同志也曾要我去联系过地方的同志，作联系工作。由于我军的方针并不要与广西军争夺大别山，矛盾是不大的，而当时国内反共磨擦尚未全面兴起，因此四支队问题也就初步解决了。于是我们就离开立煌回舒城。
在归途中，张云逸视察了四支队八团，会见了团长周骏鸣与政委林凯（林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老同志）。老八团的组成不属于鄂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部队，而是由周骏鸣同志从河南竹沟带出的骨干扩建而成的部队。因此知识青年参军的不少，如70年代任军委副总长的胡伟同志就是那时八团教导队指导员。这是一支很有生气的部队，后来事实也证明不仅是八团，七、九两团在以后反顽与抗战两面作战中都是很有名气的。之后又去合肥官亭，视察了程明远和桂俊亭在当地组织的游击大队。在部队酝酿东进，组建过程中，又准备以当时过江来的军部警卫营为基础再成立一个纵队，趁这个机会，我向张云逸同志提出下部队锻炼的要求。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位老同志作秘书，比我强得多，而我这个未经受战火锻炼的党员要求到部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云逸同志同意了我的要求，分配我和欧坚到正在组建的二纵队去工作。
我在云逸身边的工作时间不算长，但他对我的影响是终生难忘的。云逸同志来江北的大事是，动员江北部队深入敌后，扩大进步力量，发展部队，建立根据地，决不能与国民党在没有沦陷的地方与之纠缠。说服部队领导同志的工作是很费力的，那一段时间他总是奔走于司令部、参谋处（他们的司令部与参谋处不在一处，而是隔着一座山）和政治部这几处村庄。他去立煌以前连马也没有一匹（过长江不能带马），只是带个警卫员翻山越岭来回跑。那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有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大早我去政治部找戴季英，刚坐下来，云逸同志急匆匆地来了，在他和戴主任谈话时，我忽然发现他只穿了一双用布条打成的草鞋，我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也穿草鞋呢？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也完全可以穿一双较舒服的布鞋的。我们曾先后二次进驻舒城，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张云逸同志都是常常走路去找那里的领导干部谈话，很少见到那些干部主动来找云逸同志，这个原因有的是不好来，而有的则是不愿来。我们跟随张云逸到舒城的几位同志也曾议论过这些事，觉得不太应该。在江北那段时间，为开拓江北局面，工作是非常艰苦的，而且是他一个人撑持局面。记得以后在一次行军中我又遇到了他，那时的政治环境已有了变化，与国民党的磨擦增加了，他的面容显得疲劳憔悴，人也又黑又瘦，直到江南过来许多人，且派来了邓子恢同志，江北的工作才轻松了点儿。
张云逸同志的道德修养是非常好的。他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化。当时新四军创立只一年多，各方面都很困难，只是在淮南根据地创立后，对高级领导才有一些照顾，但当时的伙食也还是一样的，天天是青菜。记得在舒城，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加班工作得很晚，大家都饿了，他才叫伙房做点饭吃，吃时，他拿着筷子指着菜说：“这也算是特殊了。”他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很紧，在舒城那段时间，只要晚上没事，他总是戴上老花镜认真读书，有时他也和我讲学习问题，一次他问我：“介一，你说西班牙的革命还能不能胜利？”这一问把我问住了。1936年西班牙发生了共产党革命，因而发生了内战，在中国的学生运动中也唱起了保卫马德里的歌曲，就是说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关注。欧洲不少进步人士也参加了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可是欧洲反动势力支持反革命的佛郎哥，特别是德国纳粹政权公然派兵反对革命，因而使法西斯的佛郎哥上台，在西班牙实行法西斯专政，革命当时是失败了。可是我怎么回答呢？真有点难呵！我想了一想说：“人民还会起来革命的，西班牙的革命将来还会胜利的。”他接着说：“这只是暂时的失败，革命总是长期的事。”他就是这样联系革命实际，教育我们这些晚辈要认真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我不仅在云逸身边工作的时候得到他的谆谆教导，就是在我离开后，在同他几次的接触中也受到了他的教诲。1941年我在淮南师范当教员时，有一次得知他路过这里，我就赶到镇上去看望他，并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吃饭时，他给我介绍了谭希林同志，并说谭同志也当过教员，于是他又对我谈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我要当好教员，树立好革命的需要就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大理想。
1959年我转业前，到北京他的住宅去看望过云逸同志。我已经有近10年没有见到他了，他仍然记得我，并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那时他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我们交谈中，他忽然记得他的儿子张远之曾在淮南联中读书，就叫他出来同我见面。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愉快地交谈着，我就在这样融洽的气氛中度过了一个下午。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在云逸同志身边工作时间并不长，以后的接触也是短暂的，但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我永远铭记心中。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云逸同志永垂不朽！
敬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张远之王婷父亲张云逸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参加劳动；青年时期在广州黄埔陆军学校加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4岁（1926年）那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1929年5 月，父亲接到党的指示，毫不犹豫地离开妻子和刚出生几个月的长子远之，到广西组织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以后又率领红七军转战干里到达苏区，参加了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父亲任何音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党派父亲到港澳、华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将妈妈、远之接到香港同住。这是在相隔8 年多之后，一家3 口在异地他乡第一次重逢，9 岁的远之才得以见到父亲，感到还没有来得及熟悉爸爸，党又派父亲去组建新四军，在1938年初就匆匆离别妻儿奔赴抗日前线。直到1940年母亲和远之被国民党扣押了7 个月后，历经劫难，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之后才和父亲重逢。父亲在任何时候都是把党的事业、革命工作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建国后不久，远之听从父亲的劝告，克服文化低的困难，用3 个月时间突击补习了中学课程，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1957年我俩调到北京远郊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只能在周末进城看望父母。虽然我们和父亲相聚的时间不多，但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总是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待同志宽厚热情，对待亲友关怀备至，对子女儿孙们慈祥的爱以及生活上艰苦朴素，克勤克俭，都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回想起来，父亲一生中值得我们奉为楷模的事迹确实很多，现仅就一些片断的回忆写写我们的感受。
父亲生前从不和我们谈论党和国家机密，其他首长来谈工作，甚至他给秘书交待任务时，子女均不得在场。记得1951、1952年，刘少奇两次看望父亲，他事先对我们和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来看我是谈工作，你们要回避不许随便出来。我们都很敬慕少奇同志，但只能在他离开时，躲在房间里隔着纱帘偷偷地看一眼。
父亲积劳成疾，“文革”期间一个深夜，他的胆石病发作，疼痛难忍，他捂着肚子在走廊来回行走，嘴里不停地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他似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还有满腹的话急要向毛主席诉说，但又说不出来。父亲常常和我们谈处世作人之道，他总是称誉毛主席倡导实事求是；朱总司令待人宽厚；少奇同志的党性修养；周总理忘我工作、关心周到……这些都是他身体力行的。
“文革”初期，他看到街上到处都是大字报，叫我们选些重要的抄给他看。我们抄了一大本子，他看时面都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在第2 次抄给他各地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名单时，他看了几眼，把本子往桌上一摔，怒气冲冲地说：“以后不要再抄了！”那一时期，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专案组要父亲写揭发材料，父亲写好后要王婷帮他誊写。他说：“邓小平在崇义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汇报工作，是经过前委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的。”在一些群众组织找他调查问题时，他首先给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他手抄的这两段语录总是放在案头，便于随时给来访的人读。他的手迹我们至今仍珍藏着。他所写材料，严肃认真，按照历史的原来事实，实事求是。即使面临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屈服于咄咄逼人的压力。
在养病期间，他和人民群众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他说：“我是广西人民代表，要为广西人民办几件实事。”为了给贫困的广西创造发展经济的条件，力争给广西一个出海口，他四处奔波游说，坚持把钦州、合浦、北海等地从广东省划过来。他经常说，家乡海南经济非常落后，长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父亲曾向海南的同志介绍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经验，推广种植咖啡、胡椒等，并在文昌县亲手种下胡椒和柑桔。他在百色地区视察时，亲自到贫困的老红军家中看望。一次走在途中发现身后的警卫员提着一个热水瓶。他生气地说：“怎么能拿着热水瓶去看望群众呢？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群众养育了我们，现在胜利了，群众的水就喝不得了吗？”在山区看到公路边的山林起火，他立即叫司机停车，让全体随员和群众一起灭火，直到把山火扑灭了才继续往前走。
父亲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婚姻以及家庭中的困难。帮助工作人员创造学习条件，使他们在他身边工作几年后能够到专门的学校去学习，好担当更重要的工作。逢年过节都把工作人员请来和家人一起会餐。平时亲友送来南方的时新水果或家中包饺子、蒸包子也让子女给工作人员送去。60年代初，警卫员小孙山东老家受灾房屋倒塌，父亲拿出200 元给他寄回老家去修房。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尊重保姆的劳动，他说，没有保姆帮你们带好孩子，你们就不能安心工作，要把阿姨看作是一家人。我们从上海带来的刘阿姨突然发现患了晚期子宫癌，父亲叫司机开车送她到医院检查治疗，又把她哥哥从上海接来，给他们钱送她回上海继续治疗。刘阿姨的病终于在上海肿瘤医院治好了。
父亲对待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的态度体现了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人性。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但一谈到自己的母亲总是非常动情，眼中充满泪水。他常对我们说：“要孝敬母亲，没有娘的孩子最可怜。我幼年家境贫寒，母亲很年轻就死了，不久两个幼小的弟妹也死了。”父亲的前妻是被敌人打死的，他常说阿娘是一位极贤惠的母亲。解放后他曾多次到广东给前妻扫墓。对我们的母亲韩碧更是视为生死与共的战友和伴侣。母亲长期在白色恐怖下生活，在完全不知道父亲下落的情况下，靠着当理发工人挣得的一点微薄收入，抚养远之，历尽艰辛。1939年7 月经组织上安排，母亲带着远之绕道越南，经广西、湖南、江西，长途跋涉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就在到江北指挥部途中，刚过长江，在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扣押，坐了7 个多月的牢。1945年母亲生下小妹妹远明，万没想到聪明可爱的小妹妹在一岁半时突然得了急病，根据地缺医少药，母亲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小女儿死在怀里。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母亲受到极大刺激，她精神失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