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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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叶尔羌营，斩敌5000人，迫使其投降。　

库车与喀喇沙尔看到叛乱局面不能持久，就开始四处活动，从蒙古的匈奴到月氏与印度－塞人中寻求联盟来抵抗中国。90年，印度－塞人国王，即统治阿富汗与印度西北部的强大的贵霜王朝皇帝（大概是伽迪腓斯一世），因为不曾娶到一个中国公主为妻而心怀不满。于是，他派了一支远征军来到帕米尔东北，帮助库车反抗班超。班超将这支远征军与库车人间的交通运输线全部截断，远征军失去了粮草的供给，只能冒险行进在喀什噶尔地区遥远而又荒凉的小道上。结果他们不战而退。90年，贵霜王朝在接受了这次危险教训之后，又一次采取了月氏人传统的同中国友好的政策。　

89～90年，在蒙古境内，窦宪与耿秉将军也在征讨北匈奴的战役中获得了一次大的胜利。后车师（古城）与前车师（吐鲁番）的两个国王又与中国恢复了联系。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又一次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耿夔一直推进到外蒙古，应该是到了鄂尔浑河，捕获了单于的母亲和所有的随从，并且另立单于的弟弟于除为王。93年，匈奴新单于又一次反叛，中国令东北边境的蒙古游牧部落攻打他们，获胜并一举杀掉了新单于。此次胜利给了北匈奴致命的一击，使得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复兴起来。　

91年，由于失去匈奴与印度－塞人的援助，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四个反叛城市中的三个——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叶鲁番都向班超臣服。班超作为征服西域的功臣被朝廷封为“西域都护”，相当于中亚细亚的总督，在库车附近的乾城建立了都护府。另外还有一个中国将军驻扎在喀什。现只剩下喀喇沙尔还没有平定。94年，班超又率领库车与鄯善（罗布泊地区）的土著兵马前去夺取这个叛乱的城市。喀喇沙尔人急忙将裕勒都斯河上的桥拆掉，但也无济于事，虽然水深齐腰，但班超仍然带兵赤足渡河，最终在喀喇沙尔城前的泥沼中出现。当时，国王投降，部分居民逃入巴合剌什湖（博斯腾湖）。班超为了给19年前在此地被杀害的中国都护陈睦报仇，将国王斩首。班超“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塔里木盆地终于被全部平定了。97年，班超命副将甘英经安息国（即安息王朝统治下的帕提亚帝国）去大秦（罗马帝国）。但这位中国使者被帕提亚人的谎言骗住，没有越过帕提亚人的领地，就在半途返回了，并没有到达罗马帝国的边界。　

公元102年，班超告老还乡，同年病逝。这个伟大将军的后继者们没有能力仿效他统治蛮夷的有效政策。于是，106年、107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叛乱。中国将军梁槿在塔里木盆地的库车附近被围困，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解围。但此时的中国朝廷已无心应对这连年的叛乱，于公元107年命令所有在塔里木盆地，甚至在柳中与伊吾的戍边官兵一律班师回朝。次年，又有一股游牧于青海湖以西及以南的蛮族势力（羌人）入侵甘肃的中国要塞，如果不加阻拦，就有可能被截断通往敦煌的道路。108年，梁槿英勇抵抗，与敌人周旋，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要塞。109年，内蒙古的南匈奴人又骚扰中国边境。中国度辽将军耿夔鼓动鲜卑族游牧部落起来对付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对山西北部骚扰，迫使梁槿与他们的单于讲和（110年）。　

总之，中国一直在艰苦地捍卫着自己本土的边界。到了119年开始复兴，重新建立了伊吾（哈密或罗布罗布泊）的军屯区，鄯善与吐鲁番国王再次投降。但不久，北匈奴单于与后车师（古城）突然叛变，杀害了中国在伊吾的屯兵。后来班超的儿子班勇子承父业，于123年在吐鲁番附近的柳中重建军屯区。124年，他奖励了鄯善国王对中国的忠诚，迫使库车国与阿克苏国王子们向他投降，并用这两个国家的兵卒驱逐了吐鲁番的匈奴人。126年，他降服了居住在巴里坤东北的匈奴呼衍部，并将企图进行干涉的北匈奴军队驱逐出境。127年，中国人进入喀喇沙尔，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再次征服。130年，喀什王的儿子与费尔干纳国王的使臣来到中国的首都，朝拜中国皇帝。　

此后的数年间，除了南匈奴左翼或东部的酋长于公元140～144年间进行了短时期的叛乱外，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来自巴里坤的呼衍匈奴人。这些匈奴人于公元131年进攻后车师，并对当地居民进行烧杀掠夺。公元151年，他们几乎要把中国在伊吾的军屯区毁灭，中国军队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挽救下来。然而我们看到，公元153年后车师仍然是中国的属国。此外，公元151年，一个中国官员的缺乏策略的粗暴行为引起于阗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奋起杀死了这个中国官员，可随之而来的却是朝廷对于阗的责罚。公元170年，中国将领们带着驻扎在吐鲁番、喀喇沙尔及库车的军队作了一次直至喀什的演习，他们以当地人纠纷的仲裁者自居，对当地人进行了恐吓。另外，公元168～169年间，中国驻扎在边境地区的官员段颖曾击退了骚扰甘肃边境的羌人。　

草原上的古代史

丝绸之路　（3）

上古末期与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文明　

后汉时期，为了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条绿洲上的商业自由畅通，中国行使着丝绸之路的管理权，这对佛教以及印度文学与希腊艺术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十分有利。丝绸之路是印度传教士到喀什噶尔和中国宣传佛教的必经之路，商务与宗教、艺术共同繁荣。马耶·提梯亚诺思的经纪人与佛陀的使者从事着同一类的工作。这个时代里最为通行的路是南边的那条路，它经过叶尔羌和于阗。在岳特干（古代的于阗），斯坦因考察团曾经发现过罗马皇帝瓦伦思（公元364～378年在位）时代的铸币；在于阗以东的刺瓦克，这个考察团还曾经发现过一系列的希腊佛教浮雕，上面刻有最纯正的犍陀罗风格的希腊服装；再往东，在公元3世纪末就被遗弃了的尼雅城堡中，考察团发现了罗马人的印章、雕有花纹的宝石和印度－斯基泰的铸币；在罗马诺尔西南古代鄯善国境内的米兰，还发现了希腊佛教式美丽的壁画，上面刻有佛陀和他的门徒，并且能明显地看到罗马－亚洲式的有翼的神，壁画上签有印度字体的名字，据推测，这些工艺品大都是公元3～4世纪的产物。　

在中国对丝绸之路行使管理权期间，许多佛教的使者经由这条路来到中国。公元148年，帕提亚人安世高来到中国，于公元170年去世。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支谶，于170年先后来到中国，并在洛阳建立了一座寺院。又过了一个世纪，月氏国大使的儿子支谦，在公元223～253年把几种佛教书籍译成了汉文。提起这些月氏人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很能说明在当时拥有阿富汗犍陀罗、旁遮普的贵霜帝国曾利用这条丝绸之路，为佛教在塔里木盆地乃至整个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除了这些贵霜或印度传教士外，还有一些帕提亚的皈依佛教徒，他们在亚洲高原上和远东热情地规劝其他人信教，为当地的宗教改革做出了贡献。此外，中国的《三藏》佛经中记载着从塔里木盆地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翻译者的名单。他们从伊朗东部及印度西北部来到中国，将神圣的梵文经典译成当地的语言（包括东伊朗语、库车语，等等）。著名的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例子，值得追述一下。　

鸠摩罗什出身于一个原籍印度但定居在库车的家庭。他的祖先曾经在库车作过大官。他的父亲是个诚笃的佛教信徒，愿意放弃功名利禄而进入寺院生活，但库车国王却强迫他留在俗人社会中，并把自己的姐姐许配给他为妻。他们婚后不久便生下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幼年时代便随母亲到克什米尔去学习印度文学和佛教。在回塔里木的途中，鸠摩罗什经过喀什，在那里停留了一年，继续研究《论藏》。他在传记中告诉我们，当时的喀什如同库车一样是印度学术光辉思想的中心，所以这两个城市的王子争将鸠摩罗什这位博学的僧人安置在他们的朝廷之中。当鸠摩罗什回到库车时，一名汉文译音叫白纯的当地国王也向他致敬，并有叶尔羌国王的两个孙子拜在了他的门下。他和他的老师（即原籍印度喀什米尔，后移居此城的卑摩罗义）一起在库车生活到公元382～383年。在此期间，中国将军吕光侵入库车，并在返回的时候把鸠摩罗什也带到了中国。吕光在传记里描写了库车王宫的豪华，令中国征服者们感到十分惊奇，因为那里的建筑物和艺术作品不是摹仿中国的，而是摹仿印度和伊朗的。也即是说——正如哈辛所言——最古老的克孜尔壁画必定是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　

我们看到的亚洲高原上的文明，分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狭长地带出现。北面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满洲与鄂尔多斯，是最精致的游牧人艺术——草原艺术，它表现在青铜装饰品或工具的把手上，具有很显著的装饰风格，是动物形象的艺术化身。南面沿丝绸之路，从阿富汗到敦煌，经过塔里木盆地两侧的绿洲，这些绿洲上的定居者们所创作出的图画和雕刻直接受到希腊、伊朗和印度艺术的影响，这无疑与丝绸之路的桥梁作用有关，这三种艺术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的影响，染上了浓重的佛教色彩。　

塔里木盆地艺术的发源地大概在阿富汗附近，这要追溯到中世纪初期乃至远古时代。在喀布尔山谷中，公元4世纪时贵霜王朝的最后几个国王深受萨珊王朝统治下波斯的影响，正如赫茨菲尔德与哈金在研究贵霜－萨珊铸币时所发现的。萨珊的佛教文明与佛教艺术是在印度－伊朗的边境上产生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地以公元3世纪末和整个公元4世纪创造出来的巴米安与喀克拉克的伟大壁画为例。它们在人物的描绘以及形态与服装上，十分鲜明地显示出萨珊王朝对它的影响。哈金先生在喀布尔附近海儿喀奈所发现的萨珊－婆罗门的雕像（公元4世纪）就是这种艺术的一个例证。还有从喀布尔到巴克特里亚途中鲁伊附近的朵黑答里－奴失儿旺的纯粹的萨珊式壁画，上面有一个萨珊太子，以及巴克特里亚总督的画像（公元5世纪）。这些都是哈金－戈达尔与哈金－卡尔两个考察团发现的。我们知道，当时阿富汗的艺术是印度宗教、文艺与波斯文明（萨珊王沙普尔和科兹洛艾斯在位时期的文明）相结合的产物。那些鸠摩罗什的后继者——虔诚的佛教徒们，将这种萨珊－佛教相结合的产物撒遍了丝绸之路的每一个角落，这条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大道也便成了传播佛教的通道。在库车西侧的克孜尔发现的壁画与巴米安的壁画十分相似，就其风格而言，具有真实、雅致、着色考究等特点，多用灰色、深灰、赤棕、深棕等色彩来烘托气氛。哈金先生（是他确定了这些画所处的年代）认为，这种艺术出现在公元450～650年间。印度风格的影响在这种早期艺术里占有优势，其中有旃陀毗罗婆王后的歌舞，让人联想到阿旃陀石窟中动人的印度裸体像。萨珊风格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在孔雀洞和画师洞内，画师把自己绘成一个伊朗的少年公子，漂亮的衬衫紧紧地束在身上，库车式的大翻领装饰在领端，戈达尔夫人已经在巴米安的壁画中注意到这种服装，包括长裤、高靴及其他细节，都是直接从伊朗摹仿来的。很多年以后，在1937年，哈金与卡尔先生在喀布尔以西的丰都克斯坦发现的奇异的人造云石上，有萨珊王朝国王科斯罗埃斯二世（公元590～628年在位）的铸币年代，它为我们确切地证实了伊朗佛教仍然在阿富汗延续，一直到被阿拉伯征服的前夕，他们都还在模仿库车社会的男性服饰和装扮。　

克孜尔石窟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含和独特的风格，哈金认为它创作于公元650～750年之间。这位考古学家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这种壁画受萨珊艺术的影响较大，具有造型不规则和色彩过于明亮的特点。在现藏于柏林博物馆的克孜尔和浑图拉佛教壁画上，有布施的男男女女组成的迎神队，逼真地表现出公元5～8世纪时库车的宫廷盛况。这充分证明了库车贵族阶级确实属于印欧人种，他们的装扮与其他各方面的物质文明都很明显地伊朗化了，但他们的信仰与文学方面则深受印度的影响。克孜尔石窟内壁画上的宫廷服装旁边有几幅表现军人形象的图画，上面有头戴圆形盔帽、身穿锁子甲、手持长矛的库车铁甲骑兵队，令人很容易联想到萨珊的骑兵队和克里米亚刻赤－班第加拜壁画上的萨尔马特骑士。　

这种深受佛教影响的伊朗艺术品又在塔里木盆地南部被重新发现了，主要位于阗东北的绿洲上。在丹丹－威里克的木板画上（公元7世纪末），我们看到很多印度式的裸体美人鱼紧紧靠在一起，她们的形象酷似阿旃陀壁画中的裸体女人。旁边是一个完全伊朗式的骑士与一个养骆驼的人以及一个有胡须的菩萨，头戴波斯式王冠，身穿绿色宽袖长上衣、长裤和靴子，那靴子与萨珊宫廷服饰中的靴子一模一样。此外，我们在吐鲁番地区的别哲克里克、木头沟等地的壁画与小雕刻上同样发现了伊朗的影响。别哲克里克壁画中的神穿着铁甲，使我们联想到克孜尔与浑图拉石窟内穿着萨珊式甲胄的库车骑士。另外，哈金还发现，那里的观音菩萨将印度式的优雅姿态表现到了极至。在木尔图克壁画中，我们在印度式菩萨旁边看到一些侍者，他们穿着与克孜尔壁画上的骑士同样的甲胄，戴着萨珊式的翅膀形状的头盔。在小雕刻方面，有斯坦因爵士在喀喇沙尔发现的精致的人造云石肖像，从外表上看，它像一个人种陈列馆般的奇特，使人们立刻联想到与它完全相似的阿富汗哈达的希腊－佛教小雕像（现收藏于基迈博物馆内）。　

因此，在突厥族公元8世纪后半期征服塔里木盆地以前，印欧人居住的绿洲（从叶尔羌、于阗到罗布诺尔，从喀什、库车与喀喇沙尔到吐鲁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