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传奇-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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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机密是关于中国警方出警情况的记录。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郑恩宠因“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上海市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六月十八日转逮捕。
今年五十三岁的郑恩宠，曾在上海市四维律师事务所、上海市伟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敏鉴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代理过一些拆迁方面的诉讼官司。
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在起诉书中指控，今年五月下旬，郑恩宠从民警徐某处获悉公安机关处置某单位问题的出警情况后，作了记录、整理，并于五月二十三日在其住处，以手写稿的形式将上述秘密传真给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郑恩宠为确保该秘密到达，又于当晚将上述秘密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中国人权”组织。
检方提供了一份上海市国家保密局的鉴定。这份鉴定认为，郑恩宠传真给“中国人权”组织的文件属于机密级国家秘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说：“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上海市国家保密局的鉴定。”
十一月三日，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国家保密局办公室的黄主任。黄主任对记者说：“上海市国家保密局完全是按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的。”
黄主任还告诉记者，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绝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机密”和“秘密”次之，秘密的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
经过两次开庭答辩，法庭对控诉方的指控予以认可，对辩护律师的意见不予采纳，认定公诉方指控的罪名成立：郑恩宠于二零零三年五月下旬，将获得的警方出警情况整理成文，通过传真和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境外机构。至于境外组织是否收到，损害国家利益的实际后果是否发生，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五月二十八日，郑恩宠在其住处将新华社一篇内参传真给“中国人权”组织
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新华社《内参选编》（第十七期）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黄庭钧采写的稿件《强行拆迁引发冲突，记者采访遭遇围攻》。郑恩宠获悉后，将这份被上海市国家保密局鉴定为秘密级国家秘密的稿件传真给“中国人权”组织。
在起诉书上，记者看到，公诉机关指控郑恩宠为境外非法提供的第二个国家秘密是新华社的一篇内参稿件。
检察机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检察官对记者说：“郑恩宠对指控的犯罪事实部分没有异议。”辩护律师郭国汀告诉记者：“事实部分确实没有异议。”
这个没有争议的事实部分是：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郑恩宠在其住处，将新华社二零零三年第十七期（出版日期四月三十日）中的《强行拆迁引发冲突，记者采访遭遇围攻》复印件传真给“中国人权”组织，并在该复印件上亲笔注明：“新华社内参稿，望引用”。
经上海市国家保密局鉴定，该稿件属于秘密级国家秘密。为了保险和准确，上海市国家保密局将鉴定情况报告了国家保密局，国家保密局专门复函《关于上海市保密局对郑恩宠案所作密级鉴定有关问题的复函》，这个复函确认了上海市保密局的鉴定结论为有效。
法庭最后认为，根据郑恩宠的文化程度、社会阅历及其所从事的职业，结合郑向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传真文章时特意加注“新华社内参稿，望引用”等文字以引起对方重视的行为，结合郑到案后曾作的《内参选编》是内部参考文章，非高级别公务人员看不到的供述，郑主观上具有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故意。
郑恩宠泄露国家秘密案适用了哪些法律？
主要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高法的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因为是刑事犯罪，因此首先适用的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该法第一百十一条规定，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一审认为郑恩宠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属于“情节较轻的”量刑幅度范围。
另外，法庭还对郑恩宠适用了一个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这个判决的依据是刑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该条款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而剥夺政治的年限，法院判决依据的又是刑法和五十五条第一款：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外（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关于国家秘密的界定，法院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郑恩宠几年收费六十万元
郑恩宠的妻子蒋美丽说，郑恩宠几年收费六十万元。十一月二日晚，记者采访了郑恩宠的妻子蒋美丽。记者问，有媒体报道说，郑恩宠这几年向当事人收取各种费用六十万元，是否属实？蒋美丽对记者说：“郑恩宠代理了五百多起诉讼，总共收费六十余万元。但他的收费在同行中是很低的。”
附录七： 陈良宇同志言论选编
（来源：新华社内参部）
一、关于共产党
－－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共产党需要担心自己会垮掉，共产党不需要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垮掉，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最应该为人民操心的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能在国际竞争中抬起头来，让人民在国际上抬起头来，让我们的华侨、世界华人在国外抬起头来。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也都是科学，我党在决策的时候要尊重科学，就是要尊重所有的科学。
－－我们的党需要专业人才，我们的党校要培养专业人才，就是要培养在专门岗位上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懂专业的人才。党校不是学习中央文件政策表决心的地方，更不是结帮成伙搞意识形态斗争的地方。
二、关于上海
－－“三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上海都在全国的最前列。所以，＇奇/书/网…整。理'…提=。供＇上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上海的发展是稳定高速的，上海的高速稳定发展得到中央的支持，但不依赖中央。甘肃省目前还需要依赖中央，上海有能力帮助甘肃省摆脱依赖。
三、关于抵制中共中央
－－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现在好像不怎么讲了，为什么不讲了，发展不是硬道理了吗？那么谁来告诉我还有什么是道理？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有人领会成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就不应该继续提高生活水平了，就要等没有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也达到了之后才可以继续提高生活水平，这种理解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用这样机械的思考方式可以完成的。
－－太阳升起的时候先照亮东边，不是东边和西边同时照亮，我们只好尊重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尊重科学。平衡发展是好的，平衡发展只能逐步地、平稳地过渡完成，平衡发展不是杀鸡取蛋，杀鸡取蛋就是不尊重科学，平衡发展不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的结果是均贫而不是均富。
－－宏观调控我是赞成的，平衡发展当然是好的，正确的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肯定不是让正在发育的健康的孩子少吃点饭，让另一个正在闹胃病的婴儿把肚子吃的撑起来，当然也不可以是让一个等待做胃病手术的病人大吃一顿。
－－我们不能把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当作平均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建设历史经验早就证明了平均主义的思想只能扼杀发展。（ ｜。。）
－－发展有先有后，发展永远不可能绝对平衡，把不可能的事情当作口号可能对鼓舞人心士气有暂时的效果，当真了就是欺骗自己也欺骗人民群众。
－－我们是要老城市更新发展并且建设更多的新兴城市，还是要限制老城市更新发展和新兴城市崛起？我们是要让更多的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呢？还是要让农民永远是农民呢？那么为什么中央的有些人就想不通要给城市的扩展和新兴城市的崛起人为地加以诸多的限制呢？
四、关于政策“变通”
－－贪污腐败和政策变通不是一回事。贪污腐败是有人谋私利，政策变通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我同意赞成的事情我说话算话，有的事情我说话算话但不是我说了算，等到有一天上面说我说的不算的时候，对上面我来负责，你们也会承担后果。你们要明确我说的这一点，我们才能一起干，否则就别跟我干。我这个人，做事只要对得起党，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人民，我不怕风险，我不推卸责任，我有话直接说，先说清楚了再来做。
五、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政策
－－楼价飞涨是因为房子供不应求，土地飞涨转手就获暴利是因为土地供不应求。供求关系的道理，卖西瓜的小贩没有一个不懂的。可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间，有人就是不懂，连不懂装懂都不会。
－－我们的领导同志对一些具体的经济纠纷不经过调查研究就作出批示的作风应该彻底改掉，这样的做法既不是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纠纷，而且也不是正常的行政运作。这种做法会起到煽动作用和制造混乱，这不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是在降低党的执政能力，因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体现在注重依靠法律来解决纠纷上，不是体现在党的领导同志的权力大小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对一个鸡毛蒜皮具体事件的批示，我们不可以不尊重，我们不可以不考虑，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算是哪一条法律？我没有背过法律条文，谁来提醒我一下？没有人告诉我，那么这个问题就只能让法庭去决定。法庭的决定，我们当然也要尊重。
－－人口流动是加速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多少省市在首都设办事处？这些全国给省市在北京设办事处，就扩大了北京的城市消费，就给首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多少省市和外地大、中、小企业在上海设了窗口？多少外地的个人到上海寻求发展的机会？多少港、澳、台和外国企业在上海设立了机构？这些都在以正反馈的形式加速着上海的发展。你怎么来要求全国做到“平衡发展”呢？你可以发一个文件鼓励他们都去延安，但人家不去你怎么办？你还要把上海的高楼盖在延安来个“平衡发展”吗？把上海的高楼盖在延安，房价肯定不会高，但是这有道理吗？这不是太不讲道理了吗？
－－有人怀疑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偏重使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我不这样认为，但是，确实有人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精神，错误地认为中央的精神是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并在实践中走行政干涉这种捷径，我认为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需要纠正这样的错误理解。
－－有人总是拿境外的传媒造谣诬蔑所谓的“上海帮”来说事，我到要就着今天的机会反问这些人几个问题：为什么境外的反动传媒如此憎恨“上海帮”而不如此憎恨“四人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境外的反动媒体对我国高速发展天天唱衰而对发展停滞和倒退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吹捧？我们共产党内有没有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不知道，不过，我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党内如果有不同意见的人要利用境外反动媒体来向自己的同志和同事发动舆论进攻的话，这不等于告诉全世界我们自己党内的事情不能在党解决？这样的错误作风，和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相比，哪一个对我党的生死存亡更危险？说这种行为是和“反共反华”穿一条裤子是重了点，发展下去就是反共反华也没错。
六、个人主义膨胀和狡辩
－－上海是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见证，上海是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的象征，上海是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的实验地，上海是我国的光荣，这就是我党领导下的上海，“我的上海”。
－－作为上海的市委书记，我在中央决定的政策精神指导下首先对我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负责。我的职责范围同总书记是不同的，总书记的职责范围同我的也是不同的，我们都是共产党人，但这不是说我们的工作职责范围没有界限，共产党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共产党的领导有分工，共产党是有党内民主的，这个意思我的个人理解就是包括了共产党不是一个人的意思。
－－宏观调控的政策没有起预先估计的效果，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上海市政府在贯彻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做到了充分的全面的落实，但是私人的资金和外国的资金继续流入上海，私人之间的资金周转很活跃，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我们没有政策可以对此采取措施。我们总不能不准张三借钱给李四吧？我党没有这种规定吧？
－－我强调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的意思不是否定运用行政手段，我的意思也没有排斥党的领导，我的意思是在应该和能够运用经济手段的时候，不要认为使用行政手段是走捷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轻易使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会留下我们不想要的后遗症，应该和能够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的问题，也不要轻易地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不等于就是提高使用行政手段干涉经济社会事务的比例，我不这样理解。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国私营企业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