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传奇-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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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陈良宇亲自主持了市政府关于路桥公司股权出让的协调会，将路桥公司的总资产从三十七亿多压缩到了三十二亿，又逼迫有关部门将高速公路收费期限从二十年延长到三十年78。陈良宇还亲自出席了路桥公司股权转让的签字仪式，为张荣坤提气壮胆。
张荣坤收购上海路桥公司的股权，真正付出的资金只有十亿左右，基本上都由他的福禧投资注入。从此之后，张荣坤算是抖了起来，为了给余慧文充面子，他对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捐款热情也更高了。可笑的是，根据上海大通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二零零二年福禧投资本来可获得近二千二百二十万的投资净利润收益，但在这一年，福禧投资对外的捐赠额竟高达二千七百零六万，效益颇佳的福禧投资因为慈善事业，反倒净亏四百八十六万。可疑之处，昭然若揭。
但是张荣坤也不愧是投资圣手。他利用这借来的三十四点五亿资金，以沸点投资为资金支撑点，以福禧投资为投资平台展开了纵横捭阖的收购行动。二零零四年，福禧投资以五十亿的投资总额拿下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百分之九十四的股权（二十五年收费经营权），再度引起业界轰动。在高速公路领域，张荣坤再接再厉，又以四点一三亿收购了苏嘉杭高速公路百分之二十的股权（三十年收费经营权），还收购了上海耐特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结算有限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
在与高速公路一样壁垒森严的金融、媒体业，福禧投资也连连突破。福禧投资总计投资数亿元持有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十一点零三的股权、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十股权、中国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九点九的股权、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十五的股权。
张荣坤投资中最有神来之笔的传奇之作，乃是用十亿元现金拿下改制上市的上海电气百分之八点一五的股权。上海电气在香港上市之后，照上海电气目前约二点七港元每股的股价计算，福禧投资所持股权的市价已超过二十五亿港元。（ ｜。。）
显然，张荣坤虽然抱住了余慧文这条粗腿，但是从其获得资金的经过，资金的运作来看，张荣坤只能算是半个傀儡。也就是说，老谋深算的陈良宇和祝均一借给张荣坤这三十四点五亿社保资金，并不是可以随便让张荣坤去玩的；其资金去向，投资方向和收益，从根本上不是由张荣坤说了算，而是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有序地进行着安排。
很快，张荣坤大概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虽然手头有大量资金，但是从根本上却是陈良宇们的傀儡，甚至在心底里根本看不起的白脸“小赤佬”。于是，张荣坤抓住了一个和他同样背景的光棍，给祝均一和秦裕下了套子。
【爵溪阿祥】
二零零三年六月，上海滩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静安希尔顿突然被来自宁波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收购，引起巨大轰动。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号称是上海新恒德置业的老总，以三十出头的年纪，在上海滩一挥亿万美金，收购上海最顶级的酒店静安希尔顿的时候，上海滩的惊呼声中，均不知这位年轻人的底细。大量报道均称之以“神秘浙商”。因为以私人之力，一挥而出一点五亿美元，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殊不知，这个神秘的年轻人，从前不过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小混混，至今满口象山土话。他名叫郁国祥，一九六七年出生于宁波象山东南，叫作爵溪的海边。那里向来是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渔村。其兄郁能建和郁国祥，自小家境贫困，备受生活煎熬。初中还没有毕业，郁国祥就在社会上闯荡，最早靠踏三轮车为生，社会上人称“爵溪阿祥”，一度进入纺织厂当过工人。但是为人大胆豪爽，多少有点亡命之徒的性格。
经济发展的热潮进入象山，郁家兄弟虽然没有文化，却也跃跃欲试，开始创业，一九九一年在爵溪开了一家小型纺织厂。但是好景不长，纺织厂因故倒闭，欠了农村信用社十几万贷款不能偿还。郁国祥不得不从爵溪逃走，到上海躲避债。
但是，这个不名一文的爵溪阿祥很快时来运转，和宁波市当时的“金融大鳄”吴彪拉上了关系。这个曾经在“宁波大案”中拖倒宁波市多名市级干部的吴彪，为人处世和个性，几乎是个散金如土的江湖老大。他利用宁波市开发区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后挂靠宁波市国际投资信托公司，为其江东营业部，又以金鹰集团著称）大肆拆借多达二十亿的资金；资金到手之后，又极端大方地送礼贿赂，或借给小兄弟创业。兄弟们但有所求，不管他们的计划是多么荒谬，吴彪都会慷慨解囊。
郁国祥通过象山的兄弟和吴彪相识之后，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江湖式的兄弟。逃债在外的郁国祥杀回了宁波，在宁波市注册了一家永鸿房地产公司。这家凭空而降的房地产公司，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吴彪的金鹰集团贷款而来的。郁国祥以高明的空手套白狼的技术，取得了成为暴发户的第一桶金。
大名鼎鼎的吴彪，就是一九九五年以一千五百八十万（拍卖价格一千三百五十万）的天价买下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过的两盏灯笼，而引起轰动的传奇人物。他不停地挥霍拆借来的资金，同时又不停地为弟兄们提供运作资金。
以宁波永鸿房地产公司为地盘的郁国祥，因为义气相投，和吴彪成了铁杆兄弟。早年在象山的那点债务，当然是不在话下；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吴彪公司的最大借款人，达数亿之多。一九九六年，郁国祥从金鹰集团的借款利息差，就达四百多万人民币。
但是，郁国祥也十分会投吴彪所好。一九九六年，吴彪在澳门赌博，输掉一百七十三万港币；结果郁国祥马上送上一百八十五万人民币，把输掉的窟窿补齐。同一年，郁国祥又拿出美金现钞一万元，港币十万元，让吴彪向宁波市的常务副市长谢建邦行贿。一九九八年吴彪案发，包括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在内，宁波的市级干部被拖倒了一大批。吴彪被判处死缓，几乎掉了脑袋，而涉及郁国祥的这两宗重大案件，也在法院开庭的时候牵涉出来，铁证如山。
郁国祥的永鸿房地产公司，是吴彪的金鹰集团最大债主，而吴彪贷出去的钱当中，没有收回来的贷款至少有十二亿人民币。吴彪集资总量是二十亿，除了挥霍、支付利息之外，几乎没有收回什么贷款的本金。永鸿房地产公司等于是实实在在地从吴彪身上赚了一笔贷款。除此之外，郁国祥替吴彪偿还赌债，行贿一万美元加十万港币，事实也非常清楚。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宁波大案”时，均记录在案；但是偏偏在审理此案的时候，放过了郁国祥，丝毫也没有追究。而郁国祥仅仅在几年之后，就出手一亿五千万美元现金收购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实在令人咋舌。
实际上，郁国祥得以在宁波大案中安然脱险，并且从吴彪身上足足赚上一票高达数亿的贷款，完全得益于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后任宁波市委书记的黄兴国。现在网上猜测郁国祥和陈良宇是老乡，其实并无根据。陈良宇生长在上海，其父陈更华虽然是宁波江北区洪塘人，但是早年就离开洪塘到上海闯荡。郁国祥的真正老乡，就是同为象山爵溪人的黄兴国；永鸿房地产公司就有黄兴国亲属的股份，甚至可能主要是黄家的资产。而这位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常务副市长的黄兴国，正是鲜为人知的上海帮将领。正因为如此，黄兴国凭借当年上海帮的巨大权势，独独把利害相关的郁国祥在宁波大案中保护了下来。
【静安希尔顿饭店】
从象山的一个公社书记起家的黄兴国，以其特有的政治嗅觉，紧紧地抱住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上海帮，并且在上海帮中谋得了一席之地。黄兴国通过多次向江泽民表达忠心，终于平步青云。对照陈良宇和黄兴国的履历，可以轻易地发现两人的升官曲线惊人地相似。黄兴国一九九七年窜升浙江省省政府秘书长，马上转为副省长，第二年成为宁波市委书记，一直到江泽民退位布局的时候，调任这位得力干将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黄兴国虽然不是上海帮的核心人物，也没有在上海当过官；但是却积极投靠上海帮，博得了江泽民的信任。黄兴国主政宁波期间，宁波高速公路的各个出口，都树起了江泽民的巨幅画像。在江泽民的信任和鼓励下，黄兴国纵身投入了上海帮的怀抱，将经济发展迅速的宁波地区，和上海联接成了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
黄兴国家中，兄弟七人；六位哥哥的子女都已经凭借黄兴国的势力杀出象山，在宁波大发其财。所谓“神秘浙商”郁能建、郁国祥兄弟，则完全是和黄家势力组合在一起的。在郁国祥买下上海静安希尔顿的几乎同时，以其兄郁能建的名义，居然以八十二亿人民币的资金买下杭州环城高速公路，完全是黄兴国的后台，甚至可以说是上海帮的后台。
郁家兄弟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一九九三年还身无分文，在上海躲债。到二零零三年能够一下子出资一百个亿，其中，没有经营过任何一个像样的实业企业。十年功夫赚到一百个亿，意味着十年当中，无论节假日，每天都要进账三百万元人民币，这完全是天方夜谭。郁家兄弟除非自己有印钞机，否则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多的资金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这样明显的官商结合的事实，在上海帮统治的天下，居然无人过问，实在是咄咄怪事。而郁国祥收购上海静安希尔顿，还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而是黄家势力进一步接近上海帮的桥头堡。果然，郁国祥收购静安希尔顿的同时，先让上海的著名艺术家陈逸飞拥有了老板级的签单权，然后通过陈逸飞，迅速和上海的相关势力打成一片。
郁国祥和张荣坤遇到了一起，就好比是一对混世魔王意外相遇，两个人居然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这个时候，张荣坤已经先一步发达，但是身为傀儡，多有不甘。于是他就和郁国祥设套，在郁国祥的静安希尔顿设置了一间专门的豪华套房，内部装修豪华，但是又设置了许多针孔式摄像头。
这个时候，秦裕、祝均一和陆祺伟，把张荣坤当成了“买单员”。尤其是秦裕，虽然是书生出身，却是又贪又好色。张荣坤拉着郁国祥，倒是十分情愿，替这几个大哥奔忙。但凡秦裕和祝均一看中某美女，或小影星，或歌女，或小家碧玉，张荣坤和郁国祥这两个地皮光棍出身的人，总是有办法弄到手，然后送入静安希尔顿酒店的包房，供他们淫乐。但是暗中却一五一十，纤毫毕露地进行录像。
张荣坤将秦裕等人的丑态淫行进行录像，原意大概是想争取摆脱傀儡的角色，能够逐步自主地动用资金。未料想这些录像却成了中纪委调查组迅速打开“社保案”的缺口。张荣坤等于虽然拍的是别人，却也算是自设证据，愚蠢之极。
第二十章 上海帮的末日
【上海独立王国】
江山辈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许年。陈良宇作为一个短时间内窜升为上海的“一哥”，上海帮的阵前先锋，凭借的是勇猛而不是实绩、大言而不是慎行、张扬而不是内敛。这就注定了共产党江山改朝换代之际，成为新朝代开刀祭旗的一颗大好头颅。正如十年前北京市“一哥”陈希同。
陈良宇最致命的问题，根本不是他的好色与贪污。任何一个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干部，都有情妇和花不完的钱。相比之下，陈良宇甚至还算比较清廉的一个。他最致命的问题，一是跟胡锦涛温家宝的中央作对，甚至公开叫板；二是他好大喜功，勇猛激进，引发民怨沸腾，上访到北京者骆绎不绝。这显然对胡温刻意创导的“和谐社会”之“和谐”主题大相径庭。
胡温上台，多次进行宏观调控，以防止投资过热，出现泡沫经济。陈良宇却每次在温家宝提出宏观调控之后，在上海大放厥词，予以抵制。他说“宏观调控我是赞成的，平衡发展当然是好的，正确的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肯定不是让正在发育的健康的孩子少吃点饭，让另一个正在闹胃病的婴儿把肚子吃的撑起来，当然也不可以是让一个等待做胃病手术的病人大吃一顿。79”这种怪话，经常使得宏观调控的政策到了上海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二零零六年初，主持中纪委的吴官正找陈良宇谈话，指出他的秘书秦裕可能有问题。第二天吴官正离开上海回北京，陈良宇马上在上海市委大会上把秦裕夸了一顿，认为秦裕是个没有问题的好干部。
陈良宇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公然对抗胡温中央，如果其他省市跟着学陈良宇的样子，胡温中央势必造成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这恰好是雄心勃勃的胡锦涛最痛恨的一点。
除此之外，陈良宇执政时期，他号称“上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但是上海到北京的上访告状的老百姓却骆绎不绝。一批是东八块的拆迁户，手里拿着许多关于周正毅官商勾结，进行商业诈骗的证据。仅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就由几百名上海警察到北京抓回了八十五名在北京的上访者。
“小赤佬”张荣坤的屁股也没有揩干净。其实早在二零零二年张荣坤完成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收购的同时，上海路桥公司的老员工就已经缠上了张荣坤。根据二零零二年三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买卖双方对原上海路桥的管理层和员工的去留进行了约定。福禧公司方面要负责接收上海路桥原有的管理人员。并且约定“原有职工三个不变：人员岗位不变、待遇不变、收入不变”。
福禧投资当时给出的一个安置方案是，愿留就留，愿走就走，愿意留下的签订三年的协议，作为一个保护期或者说是缓冲期，进行一次性补助。
但这个方案，并没有获得所有老员工的认同，而更关键的是，三年的过渡期过后，怎么办？一开始并没有明确。而问题恰恰出于此。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福禧投资与这些老员工的三年协议已经过期了将近半年。从二零零六年开始，福禧投资决定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