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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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闭起眼来，专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口音：那竟然是卑南音和河南腔的混合。
　　少年时离开卑南家乡，他们在大陆当国军，然后当解放军，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年，故乡只是永远到不了的梦，因为故乡，正是自己炮口对准的敌区。
　　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时，受了伤，“喏，你看，”他把扭曲变形的手给我看，“被国军的机关枪打的。”
　　那时吴阿吉还在国军阵营里，他得意地笑，说，“会不会就是我打的？”
　　很难说，因为过几天，吴阿吉也被俘虏了，换了帽徽变成解放军，跟陈清山，又是同袍了。
　　两个八十多岁、白了头的卑南族少年，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斗嘴，说到高兴处，你一句我一句又合唱起解放军歌来。五十年岁月如清风如淡月，我看得呆了。
　　龙：一九四五年光复的时候，你们俩人在做什么？
　　陈：在家里种田。
　　龙：乡下怎么知道招兵的？
　　吴：日本投降以后国军就来了。
　　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集中在集会所，一起听。
　　国军来这里，来了以后他讲的是去做工，那个时候我们很穷没什么吃，要做工要赚钱，所以我们去了。
　　龙：你以为是去做工，不知道是去当兵？
　　陈：他没有讲是当兵。
　　吴：国军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去读书，他们讲读书可以啊，你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保证给你学。
　　龙：你们家就你一个当国军吗？
　　吴：我一个人，我哥哥去当日本兵了。
　　龙：入伍，送到基隆去受训，受什么训？
　　吴：立正稍息！
　　陈：射击子弹！不过，也有学文化，还学政治。
　　龙：那时候认识汉字吗？
　　吴：认的是日文。中国字不认得。
　　陈：也不懂北京话。
　　龙：被编入的那个班，一个班多少个人？
　　吴：一个班十二个。除了班长副班长以外都是台湾人——
　　龙：到了哪里才知道是当兵呢？
　　陈：到基隆以后，给我们发枪，发枪以后才知道，我不是做工，是当兵。
　　龙：你们穿什么制服？
　　吴：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士兵衣服。
　　龙：有绑腿吗？
　　吴：有。
　　龙：穿什么鞋子？
　　吴：布鞋。
　　陈：不是啦，是日本军鞋。接收日本人的。
　　龙：基隆的三个月里头，台湾兵有没有逃走的？
　　陈：有。被抓回来打。
　　龙：怎么打法？
　　陈：用棍子打，用枪戳他，在淡水那个最厉害了，打的狠！
　　吴：淡水那个在底下用棍子打。
　　陈：还有一个用刺刀刺他。
　　龙：所以你们就不敢逃啰？
　　陈：我都不敢跑，那个阿美族的十三个人一块逃跑，最后在台北抓到，都抓回来了。都是台东人，打的不轻。
　　龙：记得第一次挨打吗？
　　吴：那个时候是我到高雄山上逃跑掉了，逃跑。山上到处都是兵，把我抓起来了。挨打喔，那个棍子那么大，“啪啪”打屁股。
　　陈：你挨打，我没挨过打，我很听话。
　　吴：他是很听话，很老实。
　　陈：老老实实的跟他们，他们还赞扬我，我训练的好，连长还比大姆指。
　　龙：什么时候知道要被送到大陆去的？
　　陈：他们跟我们讲只是“行军”，轻装，什么都不要带，连背包什么都留在兵营里面，说是行军回来再吃午饭，可是走到快下午，就走到高雄海港了，一看到大轮船，我就知道要上船了。
　　龙：描写一下事前的准备吧。你们有枪吗？
　　吴：枪被老兵拿走了。
　　陈：老兵拿枪看守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老兵”也是抓来的“新兵”。四川的，湖南的，安徽的。他们也想家，晚上也哭。
　　龙：高雄码头上，什么光景？
　　吴：满满是军人。
　　陈：上船以后还有逃跑的，有人从船上逃跑，跳海，跳了以后就有机关枪射过去，死了不少人……
　　龙：到了码头，看到船，知道要被送去大陆，你在想什么？
　　陈：心里很不好受，我要离开故乡了；但是去就去吧，死就死吧，你也没办法啊。我记得很多人哭，在船上，有的哭着跳海，有的在船舱里面痛哭。
　　龙：船上约有多少人？主要都是台湾兵，跟你们一样十六、七岁的人？
　　陈：一个团，大概一千多人吧。大多是台湾新兵。
　　龙：在船上哭成一团？
　　吴：哭喔，还是孩子嘛，像我拚命哭，哭有什么用，没有用，想回家去，回不了家了。
　　龙：那你们家里的人，知不知道你们到了大陆？
　　陈：不知道，出来以后都没有通过信。
　　龙：上船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战马上了船？
　　陈：马，有，一个团有几匹马过去，有的掉到海里，有的死了，死了就丢到海里。
　　龙：船到了上海，你才知道到了上海？
　　陈：对啊。在上海没有停，坐了火车往北走，到徐州是晚上了。很冷，穿的那个棉衣很薄。武器也换了，原来是三八式，日本的，后来换七九式的枪，国军的步枪。
　　龙：不是有两个原住民，在上海码头仓库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就冻死了，被抬出去？
　　陈：当时有听讲。不过不在我们这个班。
　　龙：你们在高雄登舰之前，知不知道大陆在打仗？
　　吴：我不知道
　　陈：我知道，说有共产党。
　　龙：所以从高雄到了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到徐州。在徐州做什么？
　　陈：在那里三个月，顾飞机场。
　　吴：抓共产党的游击队。
　　陈：我们抓了一个戴草帽背背袋的，他说他是老百姓，班长就不信，就把他捆起来了，一直盘问他，说他是间谍吧，一直打，吊在树上吊起来打。
　　龙：你怎么被俘的？
　　陈：我们跑啊，共军在后面追，之后就打枪，就把我的腿打伤了，我也走不动了。很害怕啊，听说被解放军逮了以后，会割鼻子，砍耳朵，会枪毙，我很害怕。
　　吴：那是国民党讲的。
　　陈：害怕就想哭，想哭也没办法。解放军来了以后，有一个带手枪的高个子，见到我，就把他自己的裤子割下一片布，给我包扎，我也想不到，以为他会杀我的，一看他这么好，给我包伤了以后，我就随着他们走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当解放军了。
　　龙：然后回头打国军？心里有矛盾吗？吴阿吉还在国军里头哩！
　　陈：我回头打国军，可是马上又被国军打伤了。
　　吴：我不知道打了你呀！
　　陈：你在国军，我在共军。
　　龙：所以你们两个继续打仗，只是在敌对的阵营里，一直到阿吉也被俘？
　　陈：对啊，他在徐蚌战役被俘，我把他俘虏了。
　　吴：我被你俘虏过去了，我也不知道。
　　龙：清山，你“歼灭”了国军时，心里高兴得起来吗？
　　陈：胜利了就高兴。
　　吴：你胜利，我就不高兴了。
　　龙：那你有俘虏国军吗？
　　陈：有啊，有一次俘虏了整个国军的连。他们正吃饭，我们就包围了他们，然后手榴弹就丢过去，丢好几个手榴弹。
　　吴：喂，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共军还是国军？
　　龙：他是共军啦，对国军——就是对你，丢手榴弹啦！
　　陈：嗯，那个时候阿吉可能真的在里面。
　　龙：一九四五年离开卑南家乡，清山是哪一年终于回乡的？
　　陈：我是一九九二年回来的。回来，父母亲都不在了。
　　龙：阿吉，你在徐蚌会战中被俘，就变成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韩战，被送到朝鲜去了？
　　吴：对。我们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南韩那边去。
　　龙：过鸭绿江，又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对你这台东的小孩，太苦了吧？
　　吴：苦死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就是哭啊，哭也没有用。
　　龙：过鸭绿江之前，共军是怎么跟你说的？
　　吴：就是我们要去打美国人。美国人个子大，枪很容易瞄准他，很好打。
　　龙：你们的部队要进入朝鲜以前，还要把帽徽拆掉，假装是“志愿军”？
　　吴：帽徽、领章、胸章，全部摘掉。他们讲，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当兵的。知道，就是侵略了。
　　龙：可是，这样你如果战死，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吴：对。
　　龙：一九四五年卑南乡你们村子一起去当兵的有二十个人，其它那十八个人后来呢？
　　陈：有的在战场死了，有的病死了，大部分都死在大陆。过五十年，回到台东故乡的只有我和阿吉两个，还有一个邱耀清，共三个。
　　龙：你们觉得，国军为什么输给了共军？
　　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是这样，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很好，阿吉你有没有唱过？
　　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合唱）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充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龙：那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
　　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
　　陈：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
　　吴：解放军不是国军——
　　陈：解放军哪里是国军，国军是国军，解放军是解放军！
　　龙：在大陆五十年，都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了，为什么还想回来台东？
　　吴：就是想家……
　　陈：就是想家……
　　龙：那你现在回到了台东，是不是又回头想念河南的家呢？
　　陈：也想，孩子在那边。
　　龙：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
　　吴：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陈清山和吴阿吉都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出生的人，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招兵时，他们刚好十七岁。
　　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他们是少年。少年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远看可能像个大人，够高也够结实，可以一欠身就把一袋米扛在肩上，轻松地跨步就走。但是近看，尤其深深看他的眼睛，眼睛藏不住那种专属小男孩的怯意和不安，那种母亲一走远就想紧紧拉着裙角不放的怯意，那种你逼极了会忍不住哭出声来的不安。可是，也可能同时有一种轻狂和大胆，以为自己可以离家出走、上山下海、闯荡世界，独自开出一条路来的轻狂和大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像希腊神话里的人身羊蹄一样，他带着孩子的情感想大步走进成人的世界。
　　十七岁的少年，也许就在跟父亲一起弯腰锄地的时候，也许就在帮母亲劈柴生火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一种现实的观察能力突然涌现，他发现，父亲背负重物时显得那样无力，母亲从没有光的厨房里出来，被年幼的弟妹包围着，她的眼神那样凄苦疲累。这时，少年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应该为家庭挑起一点负担了。或者，他，该走出村子了。
　　吴阿吉和陈清山就这样离开了卑南乡。
　　张拓芜，也这样离开了他的村子。
　　他的村子离台东很远很远，叫后山乡，在安徽泾县。安徽在哪里？它的三点钟方向是江苏，五点钟方向是浙江，六点钟方向是江西，九点钟方向是湖北，十一点、十二点方向是河南和山东。泾县，在安徽的东南。
　　这里的人，一辈子只见过手推的独轮车和江上慢慢开的木船，不曾见过火车、汽车或轮船。
　　张拓芜本来叫张时雄，后来当了兵，总共逃走过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换一次名字，最后一次在高雄要塞换单位时，一个特务长帮他翻四书，找到“拓”这个字，觉得不错，就用了，但是张拓芜不满意名字只有两个字，想想山河变色、死生契阔，自己的家乡田园已芜，于是自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芜”字。
　　和阿吉与清山一样，拓芜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泾县后山乡和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哪一个村子比较穷？难比较。阿吉和清山记得自己家中经常没有米可以做饭，拓芜记得家乡大脖子的人特别多；长期地买不起盐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个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着一个大肉瘤，像牲口项下的铃铛。小者如拳，大者如盆”。
　　拓芜和阿吉、清山的抉择是一样的：十七岁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国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迫击炮营第三连。
　　入伍第一天，见排长时，人家敬礼他鞠躬，排长一巴掌甩过来打得他倒退好几步，然后用四川话开骂：“龟儿子喳个连敬礼都不会，当你娘的啥子兵嘛。”
　　十七岁的张拓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谓炮兵，就是做马做的工作：用体力拖着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岭，如驼重的骡马。在他的胸前，绣的不是部队番号和姓名，不骗你，真的，他胸前绣的真的是那四个文言文的字：“代马输卒”——代替马做运输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张拓芜的部队行军到了江苏北部刚刚被国军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盐城，二十一军奉命要驻扎下来担任城防。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做了上将国防部长，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这时的盐城，却十室九空。
　　苏北，是共产党统治了很久的地盘，这次被国军夺回，城墙上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可能没经过血淋淋的战斗，但是，踏着十二月的冰雪进城，张拓芜觉得盐城透着怪异——怎可能，这个小城，四周竟然没有护城河。中国哪个城市没有护城河啊？穿过城门，走进城里，更奇怪的是，整个城竟然没有战壕。两军剑拔弩张，对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没有防卫的战壕？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从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干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二十一军的一个士